按：后浪出版公司新近再版的《往事与随想》分上中下三册，加起来一共有1896页。无论从体量、内容还是思想角度看，俄国思想家、作家赫尔岑这部回忆录都无疑是一部巨著。《往事与随想》是他用血和泪写成的回忆录，不仅忠实而真诚地记载了他的一生，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历史在一个偶然走上它的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从1812年的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19世纪40年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1848年欧洲的革命风云，资产阶级政权对群众的血腥镇压，直到19世纪50年代伦敦各国流亡者的活动和宗派斗争，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社会政治面貌和新一代革命者——赫尔岑所说的“未来风暴的年轻舵手”的成长，《往事与随想》几乎包括了19世纪初叶至巴黎公社前夕的整个历史时期。

赫尔岑在俄国的经历使他接触了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他的描绘构成了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他来到西欧后，又碰到了1848年的革命高潮，目睹了欧洲民族民主运动波澜壮阔的群众场面，也经历了斗争失败后的惨痛景象。他是作为历史见证人写他的回忆录的，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便在于他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描绘一切，评价一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不是简单的编年史或大事记，“它有统一的出发点，那就是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深切关怀和对进步社会思想的热情探索。”

巴金很喜欢这部著作，曾希望将之译出，但因身体原因最后只译了五分之一。在这一版译本的译者项星耀完成翻译后，巴金曾致信他说：“赫尔岑是我的老师，他的回忆录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但几年来我疾病缠身，写字吃力，有话写不出，也无力写，只好等我身体养好点，或者您的译文出版时，再拿起笔写出我的喜悦。再一次感谢您。”

项星耀在这本书中的前言中写到：“赫尔岑不仅是艺术家，也是政论家。早在40年代别林斯基即已指出，赫尔岑的艺术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思想的威力’。他的回忆录也是这样。赫尔岑总是站在维护进步事业的高度，评价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活动。在赫尔岑看来，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是首要的，这规定了他的写作意图和目的，写作不是作家个人的事，而是人类整个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在他的回忆录中，政论性和哲理性插话几乎随处可见，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一个基本特点。他把书名定为‘往事与随想’，便是这个道理。”

无论是多么精心挑选的书摘，都无法呈现《往事与随想》的恢弘全貌及艺术性，光是就赫尔岑在书中提到的人物来说——19世纪欧洲解放运动的许多历史人物，如马志尼、加里波第、科苏特、蒲鲁东、路易·勃朗等等；思想界和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如罗伯特·欧文、雨果、密茨凯维奇等等；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如别林斯基、恰达耶夫和许多十二月党人——人物众多，面貌各异，无法一一呈现。何况他在书中着重写的不是这些人的外形长相，而是试图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细节，在适当的场合刻画他们的精神面貌和内心感受。经后浪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新版《往事与随想》节选了部分文字，相较全本而言连冰山一角难称得上，但从中我们以可以看出赫尔岑对时代图景的细致观察、高超的讽刺才能、直指社会弊病的坦诚与勇敢，以及19世纪中叶莫斯科社会气氛和文学圈子内部的幽微嬗变。

《往事与随想》

文 | 赫尔岑  译 | 项星耀 

我从诺夫哥罗德回到莫斯科，发现两个阵营已壁垒分明。斯拉夫派戒备森严，作好了战斗部署；它的轻骑兵由霍米亚科夫率领，非常迟钝的步兵则以舍维廖夫（莫斯科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和斯拉夫派理论家，曾与别林斯基进行过激烈的论战）及波戈金（斯拉夫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莫斯科大学教授）为首，此外还有前沿狙击兵和志愿兵；它的雅各宾极左派否定基辅时期（公元9至12世纪的基辅罗斯）以后的全部历史，它的吉伦特温和派则只否定彼得堡时期。他们在大学里有自己的讲台，在社会上有自己的月刊（指《莫斯科人》杂志，它出版于1841至1856年），尽管这月刊常常拖到两个月以后才出版，但总是出版了。这个大本营中有黑格尔派东正教徒，拜占庭神学家，神秘主义诗人，许多闺阁名媛，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人。

我们的战争成了莫斯科文学沙龙的重要话题。一般说来，俄国当时正进入对智力活动发生浓厚兴趣的时期，那时因不能接触政治，文学问题成了生活的中心。一本优秀作品的诞生（在初版中，“一本优秀作品”之后有“例如《死魂灵》”几个字）是一件大事；批评和反批评争论不休，每篇文章都受到密切注意，仿佛从前的英国人或法国人注视议会的辩论一样。社会活动的其他一切领域遭到压制，知识阶层只得在书籍世界中寻找出路，事实上也唯独这个世界还隐晦曲折、半明半暗地透露了对尼古拉专制暴政的抗议，这种抗议在他死后才变得比较公开和响亮。

莫斯科社会通过格拉诺夫斯基，对西方向往自由的思想，对解放头脑并为此而进行斗争的思想，发出了欢呼。通过斯拉夫派，它为被侮辱的民族感情，对彼得堡的比龙式傲慢态度发出了抗议。

在这里我必须声明一下。我在莫斯科熟悉的只是两个圈子，它们构成莫斯科社交生活的两极，因此我谈的也只限于它们。起先我的周围全是一些老人，有些是叶卡捷琳娜时期的近卫军军官，我父亲的老同事，另一些是把参政院当作避风港和养老院的、他哥哥的同事。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年轻的莫斯科，文学界的上流社会，我要谈的只是这部分人。那些拿过笔和剑的老人正在等待按官级穿戴整齐之后走进坟墓，他们的儿子或孙子却不想争取任何官衔，一心“读书和思想”，至于在这两代人之间保持着或存在着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个中间地带是真正的“尼古拉罗斯”，一个平凡庸俗的世界，既无叶卡捷琳娜时期的独立精神，1812年的大无畏气概，也没有我们的追求和兴趣。这是可怜的一代，被压垮的一代，只有几个殉难者在那里挣扎，喘息，最后死亡。

我谈到莫斯科的客厅和餐厅，是指普希金曾经主宰过的那些地方；在那里，我们还能听到十二月党人的声音；在那里，格里鲍耶陀夫发出过微笑；在那里，米·费·奥尔洛夫和阿·彼·叶尔莫洛夫由于在宫廷失宠而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最后，在那里，霍米亚科夫从晚上九时一直辩论到清晨四时；在那里，康·阿克萨科夫拿着摩莫卡皮帽为莫斯科大声疾呼，尽管谁也没有攻击它，每逢拿起香槟酒，便要偷偷祝告和祈祷，尽管大家知道这一点；在那里，列德金为了增进黑格尔的荣誉，论证了上帝作为个体的存在；在那里，格拉诺夫斯基侃侃而谈，发出了坚定的声音；在那里，大家怀念着巴枯宁和斯坦克维奇；在那里，恰达耶夫衣冠楚楚，抬起蜡像似的柔和的脸，发出尖刻的讽刺，惹怒了惊慌失措的贵族和斯拉夫派东正教徒，他的讽刺总是具有独特的形式，特地裹上了一层冰冷的外衣；在那里，老当益壮的亚·伊·屠格涅夫（俄国历史学家）谈笑风生，欧洲的一切名流，从夏多布里昂和雷卡米耶（她的沙龙曾是巴黎政治和文学活动的中心，夏多布里昂等名流经常出入其中）到谢林和拉埃尔·瓦恩哈根（德国女作家，她的家在19世纪初期成为柏林的文学沙龙），无不遭到他的揶揄；在那里，博特金和克留科夫沉浸在泛神论的享受中，津津有味地听谢普金讲故事；最后，别林斯基有时也会像康格里夫（英国将军，烧夷弹的发明者）的烧夷弹一样突然飞进屋里，把遇到的一切统统烧成灰烬。

一般而言，莫斯科生活与其说都市化，不如说更为乡村化，只是老爷们的住宅彼此连接罢了。这儿的人当然不会千篇一律，不同时代、不同教养、不同阶层、不同经纬度的俄国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模式。拉林和法穆索夫们（拉林是《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地主，法穆索夫是《聪明误》中的官员和贵族）在这儿安度晚年，但不仅他们，这里还有弗拉基米尔·连斯基和我们的怪物恰茨基（连斯基是《叶夫根尼·奥涅金》中一个理想主义的青年，恰茨基是《聪明误》中一个进步的贵族青年），至于奥涅金，那太多了。他们可干的事都很少，生活清闲，无忧无虑，得过且过。地主的放任不羁，说句老实话，我们是欣赏的；这中间包含着某种气魄，是我们在西方的市民生活中看不到的。那种奴颜婢膝的买卖人气质（在达什科娃的《回忆录》中，维尔蒙特小姐曾提到这一点，我自己也还见到过）在现在谈到的这些人中间是没有的。构成这个社会的是不做官的地主，或者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安慰亲属才做官的地主，一些生活富足的人，以及青年文学家和教授们。这个社会是自由的，各种关系还没有凝固，各种习惯也还没有成为清规戒律，因而与从前欧洲的生活不同；同时，它还保存着西方彬彬有礼的传统，这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养，可是在西方已每况愈下；此外，它还杂有斯拉夫人随心所欲、有时甚至放纵逸乐的脾性，这构成了莫斯科社会独树一帜的俄国特色，也使它十分伤心，因为它梦寐以求的就是与巴黎看齐，但这个愿望大概只能是愿望而已。

我们所知道的欧洲还是从前的欧洲。一提起它，我们就想到伏尔泰在巴黎的沙龙中执牛耳的时代，那时，听狄德罗的辩论不过是家常便饭；那时，大卫·休谟的莅临巴黎竟使整个社会为之轰动，所有的伯爵夫人和子爵夫人都对他百般奉承，竞相卖弄风情，致使她们的另一个宠儿格林（德国文学家及外交家）大为恼火，认为这简直不成体统。我们的脑海中有的仍然只是霍尔巴赫男爵（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的晚会，《费加罗》初次上演的盛况，那时，全体贵族整整几天站在那儿排队买票，时髦的夫人们不惜以干粮代替午餐，只为了要弄到一个座位，看一下一个月后将在凡尔赛宫上演的这出革命戏剧。

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不仅18世纪的那些客厅不复存在——这是一些奇怪的客厅，在珠光宝气、花团锦簇中间，贵族用自己的纤手和乳汁哺育和养大了一头小狮子，这就是后来的革命巨人——而且另一些客厅，例如斯塔尔夫人（法国著名女作家，她的家曾成为巴黎的文学沙龙）和雷卡米耶夫人的客厅，也已收场了，在那里聚会的是贵族中的一切名流，文学家和政治家。现在他们却怕文学，而且文学也根本不再存在；党派分歧如此之大，不同政见的人不可能互相尊重，会集在一间屋子里。

恢复原来意义上的“客厅”的最后一次尝试失败之后，它就随着它的女主人一起消失了。德尔芬·盖（法国女作家）用尽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思想，才使彼此猜疑、彼此仇恨的客人勉强相安无事，保持体面的和平。这种一触即发的、紧张的休战状态，决不能带给人任何快乐，主人送走客人之后，只觉得精疲力尽，倒在沙发上，感谢上帝，这一晚总算太平无事，没有出什么乱子。

确实，今天在西方，特别在法国，文人的清谈，优美的风度，高雅的仪态，早已失去魅力。把可怕的马蜂窝用皇帝的龙袍覆盖之后，小市民将军们，小市民部长们，小市民银行家们便寻欢作乐，成百万地赚钱，成百万地花钱，等待石客（指普希金的小悲剧《石客》中的石客，这里是指革命）的清算了……他们需要的不是轻快的谈话，而是丰盛的酒肉，庸俗豪华的生活，在这里，正如在第一帝国时期（1804至1814年拿破仑称帝时期）一样，黄金代替了艺术，卖淫妇代替了贵夫人，交易所代替了文学。

社会的瓦解不限于巴黎一地。乔治·桑在诺昂是周围一切邻居活动的中心，凡是与她认识的，不论身份高低，都可以作她的座上客，大家不拘礼节，随随便便，非常融拾地度过一个晚上。那里有音乐，有朗诵，有戏剧即兴表演，最重要的是乔治·桑本人也参加这些活动。但是1852年后，气氛开始变了，好心的贝里人已经不是为了休息和谈天来串门，他们眼色凶恶，心中充满怒气，不管当面背后，彼此挖苦，有的炫耀自己的新官服，有的担心遭到告密陷害。那种轻松愉快、说说笑笑、无拘无束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经常忙于调停纷争、解释误会的乔治·桑，对这一切感到苦不堪言，非常讨厌，终于取消了诺昂的这种晚会，把接待的客人缩小到只限于两三位老朋友……

……据说，现在莫斯科（年轻的莫斯科）老了，它的活力没有保持到尼古拉去世之后，它的大学也退化了，而在农奴解放问题面前，它的地主性质又显得过于刺目，它的英吉利俱乐部也愈来愈缺少英国风味，索巴凯维奇在那里大叫大嚷，反对解放运动，诺兹德廖夫（索巴凯维奇与诺兹德廖夫都是《死魂灵》中的地主）则声嘶力竭，要保卫贵族“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可能！……但是40年代的莫斯科不是这样的，这个莫斯科曾积极参与拥护或反对男用平顶皮帽的活动；太太小姐们细心阅读非常枯燥的文章，静听漫无止境的辩论，还亲自发言，拥护康·阿克萨科夫，或者拥护格拉诺夫斯基；她们觉得可惜的只是阿克萨科夫太像斯拉夫人，而格拉诺夫斯基则太缺少爱国精神。

在一切文学和非文学性晚会上，论争一再展开。我们在这些晚会上见面，一星期大约两三次，星期一在恰达耶夫家，星期五在斯韦尔别耶夫（莫斯科的贵族，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常在他家的晚会上展开辩论）家，星期日在叶拉金娜（基列耶夫斯基弟兄俩的母亲，1830至1840年莫斯科文学沙龙的主持人）家。

除了参加辩论的人，除了持一定观点的人，还有些人是出于好奇心出席晚会的，其中甚至有妇女。他们坐到深夜两点，看这些斗牛士怎样厮杀，谁胜谁败。他们来听辩论，就像从前去看拳击，或者上罗戈日门外的竞技场一样。

书摘部分节选自《往事与随想》第三十章，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