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法律规定，婚生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但是想做单身母亲，困难依旧很多。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平影影

“如果当年我勇敢一点，咬咬牙把孩子留下，现在也不会有这些烦恼了。”32岁的李晶说起孩子，眼睛里蒙起一层雾。8年前，她刚和男朋友分手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考虑到单身妈妈要承担的压力，她悄悄去医院打掉了孩子。

但谁也没想到，8年过去了，李晶却在为如何成为一名单身妈妈而发愁。“不想结婚，却想要孩子。”李晶对自己的人生考虑得非常清楚，但当她了解了单身生育将面临的种种困难后，还是动摇了。

像李晶一样渴望生育，但不想结婚的单身女性数量越来越多。与这种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全面二孩”政策及多种生育奖励政策出台后，多数夫妇仍然不愿意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部署，各地统计局近期开展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调研，反映2018年上半年出生人口和育龄妇女生育情况。调查结果显示，上半年多地人口出生率呈现下降态势。

在人口出生率下降的今天，单身生育的问题被放大并推至大众面前。一时间，单身人士能不能生育、生育过程中受到的种种限制也开始进入大众视野。

6月20日上午，上海律师李珺通过邮政EMS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法制司寄出了一份《规范性文件审查申请书》，建议国家卫健委修改2002年下发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不允许单身女性使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规定，落实单身女性的生育权。

这是中国首次有人依据法律规定提出规范性文件审查申请，为单身女性争取生育权。虽然至今李珺还未收到回复，但她坚持认为生育权不该跟婚姻捆绑，单身女性生育不该受到诸多限制。

不婚主义者的生育愿望

李晶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考上了当地的公务员。富裕的家境加上稳定的工作，让她的日子安稳而自在。

现在的李晶是个坚定的不婚主义者，随着年龄渐长，她开始萌生了独自生养孩子的念头。

虽然这个想法遭到了父母的一致反对，但李晶还是四处搜集相关的信息和资料。但是随着她掌握的信息越多，她心底的失望和沮丧就越多。

李晶发现，单身女性若想生养孩子，面临着诸多困难：首先，她无法在国内医院进行试管婴儿手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只有已婚夫妇才能在国内医院做试管婴儿手术，单身女性只能花费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到国外去做；即便她克服困难生下孩子，也要面临缴纳社会抚养费、无法享受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等种种问题。

“只要有一张结婚证，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李晶想不明白，为什么生育权一定要跟婚姻绑在一起。

其实，李晶并不是特例。近些年来，年轻人的结婚意愿越来越低，像李晶一样不想结婚，却想生育的女性不在少数。

今年8月2日，民政部发布的《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63.1万对，比上年下降7%。2017年结婚率为7.7‰，同比降低0.6个千分点，这也是该项数据自从2013年达到9.92‰的峰值后，连续第4年出现下滑。

结婚率在下降，但是单身生育意愿并却不低。

2016年11月，由几个民间组织联合成立的“单身女性生育关注组”发布了《中国“单身”女性生育权现状及法律政策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其中在线问卷《公众对单身女性生育态度调查》的结果显示，在2801个受访者中，86.9%的人支持单身女性生育，其中58.9%的人非常支持。

《报告》同时还提到一些相关调研，如珍爱网发布的《2016单身人群调查报告》显示，一线城市单身(独自生活)三年以上的女性比例高达59.13%，其生育意愿强烈。这些调研说明城市单身女性日益增多，她们有一定的生育意愿，而公众对此也已经有较高的接纳度。

而与生育意愿强烈的单身人士相比，在“全面二孩”政策及多种生育奖励政策出台后，多数夫妇仍然不愿意生。

“结婚率下滑，生育率下滑，完全可以考虑放开单身生育。”李珺长期关注民事与计划生育等案件，并代理过多起未婚生育案件，她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这说明我国现行法律并未禁止单身妇女生育。但在实际生活中，单身生育会受到很多限制，所以很多单身女性才会迟疑而没有付诸实际行动。”

单身女性禁用生殖辅助技术

《中国“单身”女性生育权现状及法律政策调查报告》指出了单身女性生育遇到的阻碍，包括上户口、社会抚养和辅助生殖技术实施等。此外，男性可以基于“生殖保健”或“合理的医疗要求”冷冻精子，而单身女性不能基于任何目的冻卵，冷冻卵子时必须提供“三证”(身份证、结婚证、准生证)。

“单身女性生育目前最大的限制就是禁止在国内使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李珺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不管是冻卵、人工授精，还是试管婴儿手术，都仅限于已婚夫妇申请使用。

根据卫生部(现国家卫健委)发布施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等文件，医疗机构在实施试管婴儿技术中，“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

不仅如此，我国《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也规定，人类精子库是指以治疗不育症以及预防遗传病等为目的，利用超低温冷冻技术，采集、检测、保存和提供精子的机构。精液经过最终的检验后，将提供给经卫生部批准能够运行人工受精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用于不育夫妇的治疗。

而单身女性生育关注组在撰写《报告》时，曾拨打全国20家精子库的电话，询问单身女性是否可以申请精子。调查情况显示，除3个精子库电话不通以外，其余17家精子库均表示必须由夫妻双方共同提出申请才可以提供精子。这就从事实上断绝了单身女性向精子库申请精子从而怀孕生子的可能性。

尽管规定如此严格，但2002年吉林省人大通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似乎为单身女性开了一道口子。

该条例第三十条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是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唯一允许单身女性采取医学辅助生育技术的规定。2011年的修订本中也保留了这一条。

但公开报道显示，在实际操作层面，当地医院的精子库仍要求申请者必须持有结婚证，并且单身女性不能申请。

对于这些情况，李晶早已了如指掌。她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单身女性将目光投向了海外。

由于无法通过国内的正规医疗机构获得帮助，很多有经济实力的单身人士选择赴美国做试管婴儿或代孕。记者从一家赴美产子中介处获得的价格表显示，试管婴儿手术报价为2.8万美元，供卵代孕报价20万美元左右，这其中还不包含吃住行等费用。

“工作性质决定我不能随意出国，再加上不菲的费用和鱼龙混杂的中介，我想出国做试管婴儿真的太难了。”李晶多处打听过国内和国外的试管婴儿手术，了解到虽然国内正规的医疗机构不为单身女性提供试管婴儿手术，但一些“黑中介”却可以为其联系能实施手术的地方，“这就更没有安全保证了”。

李珺认为，冻卵、试管婴儿等技术的安全性已经被证明，并且在欧美多个国家非常普遍。我国不应禁止医疗机构给单身妇女实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而是该有条件地对单身妇女放开限制，以此来鼓励单身女性生育。

因此，她在今年6月20日提出了建议国家卫健委修改相关规范中不允许单身女性使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规定。

李珺在申请书中写到：“在一国的医学技术可以提供生殖辅助技术的情况下，不应该基于性取向或婚姻状态做区分，政府有责任给予女性选择生育方式的自由权及给予尽可能充分的生育保障，至少不应剥夺其实施生殖辅助技术权利。”

落户不再是难题

即使克服前期困难生下孩子，单身父母依然会遇到不少限制。

2015年6月，追梦网上一则“为上不了户口的新生儿筹罚款”的众筹项目引发了大众关注。发起该众筹项目的是一对已经分手的情侣沈博伦和吴霞，两个人在孩子出生前就已经分手，他们的女儿成为了非婚生子女。

要想给孩子落户口，两人需要提前缴纳43910元的社会抚养费，并提供母亲的工作单位收入证明、民政部门未婚证明、父亲和孩子的亲子鉴定结果、父亲户口所在地的婚育状况说明等一系列证明文件。

其众筹项目在16个小时后下线，沈博伦在个人微信公号上解释众筹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筹罚款，更重要的是希望更多人关注此事：“我们一直认为，生育权是不应该与婚姻捆绑在一起的，作为被强行捆绑的牺牲品之一，我们有必要发声，让更多人听到。”

最终吴霞和沈博伦凑齐了社会抚养费，东奔西跑办理了各种证明，为孩子落了户口。在这个过程中，沈博伦才了解到，单身父母面临的困难如此之多。

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中，不难看到类似的事例，如有的单身妈妈由于无法找到孩子父亲，奔波7年才给孩子落上户口。

如今，两年多过去了，沈博伦和吴霞早已从舆论漩涡中退出。沈博伦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记录着女儿成长的点滴和自己的感悟。两年间，单身父母给孩子落户难这一情况也得到了改观。

201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简称《意见》)指出：“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或者非婚生育说明，按照随父随母落户自愿的政策，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在单身妈妈QQ群中，单身妈妈严芳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如今大部分地区给非婚生子女办户口都很顺利，只听说一些偏远山区在落实政策上比较慢，“但有政策在，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

“现在户口应该不难办，社会抚养费好像在一些地方也取消了。”沈博伦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自己联系的几位单身妈妈都表示近两年给孩子落户非常顺利，只需要按规定提交几种资料就可以，不仅如此，这些单身妈妈还表示户口已经不再跟社会抚养费捆绑，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也能落户。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虽然社会抚养费引发的争议非常多，但现行计生法依然规定，不符合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缴纳社会抚养费”，各地也只不过是调整了征收抚养费的标准而已。

如北京市西城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官网上，《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已于2017年7月3日修改并实施，规定对非婚生育两个以内子女的公民，每生育一个子女，分别按照基数的二分之一征收；对非婚生育第三个及三个以上子女的公民，每多生育一个子女，分别按照基数的1至3倍征收。

“虽然有些情况得到了改观，但很多单身妈妈还要遭受其他不公平的待遇，比如无法享受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等。”李珺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公开资料显示，一位在上海的单身妈妈因没有结婚证，生育后至今无法享受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去年她对街道和区政府提起了行政诉讼，但结果以失败告终。今年7月19日，她决定再次起诉上海市社保中心，并申请对上海生育保险办法进行合法性审查。

“这个规定完全没有法律依据。”李珺正是这位单身妈妈的代理律师，她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位单身妈妈工作的公司一直为其正常缴纳相应保险金额，但仅仅因为其没有结婚，就无法享受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虽然非婚生子女的落户不再是个难题，但仍有一系列难题有待解决。”

生育有伦理边界

谈及放开全面二孩政策后，人口出生率依然下跌的原因，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内生性低生育时代，从过去的‘要我少生’变成了现在的‘我要少生’。具体说，过去的一孩生育更多是政策限制的结果，现在却是理性选择的产物。”

穆光宗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住房贵、教育贵和医疗贵抬高了生育养育的成本，加之计划生育“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的宣传，晚生育、低生育文化逐渐生成，生得起养不起养不好成为公认的事实，人们的生育观念和意愿发生了巨大变化，想生不敢生、望二孩却步的现象普遍出现。

“目前，我国育龄人口平均的理想子女数是1.6-1.8个，但考虑到生养成本和条件，实际生育率低于1.3。”穆光宗说，因此仅仅从提高生育率的角度看，放开单身生育可以说是一条路径。

“但单身生育涉及到生育伦理，生育自古就受到婚姻制度的保护，所以我们谈提高生育率实际上是谈已婚生育率和婚内生育率。”穆光宗表示，女性单身生育无形中剥夺了孩子的父亲权和亲情权，容易遭遇社会歧视，影响孩子的人格健康和心理成长，甚至可能在婚配选择时巧遇同“父”异母的“对象”结婚的潜在风险。所以，允许单身生育虽然满足了单身女性的“孩子偏好”，却可能给孩子带来意料外的伤害，对孩子是不公平的。生育是有伦理边界和底线的，单身生育的提法还是慎重为好。

不仅如此，穆光宗还指出，单身生育权是第一层面的问题，单身父母可能要面对缴纳社会抚养费、无法享受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等难题是第二层面的问题。

他认为，首先要讨论清楚是不是存在“单身生育权”。这需要足够包容的“后现代生育文化”，如果人们能普遍接受公平对待“单身生育的孩子”，那放开对单身生育的其他限制也未尝不可。

穆光宗表示，随着社会整体性的快速转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进一步的人口转变很可能会开启一个常态化的持续低生育时代。在出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双降之时，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高龄少子特征渐显。因此，积极应对人口问题挑战的百年大计，在于以“适度老龄化”为基本战略，创造条件鼓励生育，重建婚育文化，复兴中国人口，达到接近更替水平生育率，实现人口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晶、严芳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