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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弗兰克“变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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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弗兰克“变形记”

弗兰克说只有国家机关尊重法律,保民之安,践行正义,民族共同体才能真正建立。在演讲中,他反对“战争一开始,法律就需要沉默”的说法。他认为,如果在德国国土上消灭律师。那么德国社会将会倒退1400年。他更是动情的呐喊:请保护法律人以及德国法吧

作者:罗浏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法学博士生

对于不熟谙纳粹历史的人而言,很难将汉斯·弗兰克与纳粹战犯联系起来。弗兰克的长子尼克拉斯·弗兰克将其描述为“才华横溢而诙谐幽默的律师、钢琴家、作家与艺术品鉴赏家”。不过,他也批评其父亲为了人前显贵,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是拥有博士头衔的德国战犯与恶魔。

这就是具有多重人格的弗兰克。

弗兰克的童年并不幸福。曾经随父辈颠沛流离,从巴登符腾堡迁居巴伐利亚。父母因感情不和而分居。更要命的是,父亲是个彻头彻尾失败的律师。最后,还因为侵占罪而成为阶下囚。弗兰克的同事认为,这些苦难成了他的心理负担,使他在希特勒手下也没有得到安全感。

1919年,弗兰克开始上大学,并先后在慕尼黑、基尔以及维也纳学习法律、哲学以及经济学。在发生啤酒馆暴动事件的1923年,他通过了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并在次年从基尔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26年,弗兰克通过难比登天的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并于次年在慕尼黑注册为律师。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慕尼黑高等技术学校的法律部门当助理。在高校的氛围中,他曾经萌发过创作一部教授资格论文以成为法律教师的雄心。

起初,弗兰克与纳粹党处于若即若离的联系中。命运弄人,他最后还是成了纳粹党的御用律师,不仅为纳粹组织进行辩护,而且还为希特勒等纳粹头头进行过庭辩。这使他得以人前显贵,先后被任命为巴伐利亚司法部长、波兰占领区总督。

在波兰占领区总督任上,他双手占满鲜血,参与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等运动。他是所谓的生存空间的信奉者,并试图将他所治下的波兰中南部地区打上他个人的烙印,以期得到希特勒的重用。

尽管他并非党卫军成员,然而他在镇压波兰民众方面与党卫军一样冷血。例如,他不允许波兰民众庆祝11月11日的国庆日,并下令如若哪家哪户张贴有庆祝国庆日的海报,那家那户的男人便会被枪杀。

此外,他接受希特勒的指示,在法律之外行事,对时常发出反抗纳粹声音的波兰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规模射杀。

对犹太人,弗兰克更是剥夺其基本人权,不允许犹太人从事法律行当。在特定的情形下,他们才被允许在波兰人的法院起诉应诉,并委托波兰籍律师为代理人。更为惨绝人寰的是,弗兰克支持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

然而,弗兰克还是跟希特勒存在治国分歧。

在1942年夏天,弗兰克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慕尼黑技术高中、海德堡大学、奥地利科学院等地方开始了一系列的巡回演讲。破天荒地,演讲的主题是抨击德国境内警察力量的横行无阻,法治精神旁落。这无疑是公然挑战希特勒权威,因为纳粹党总是通过暗杀、屠城等暴力行径来推行其政策。

这很令人吃惊,尤其是弗兰克贵为希特勒的亲信之一。

然而,弗兰克这样做是事出有因的。促使弗兰克决心这样干的原因是其遭受了党卫军的调查以及挚友卡尔·拉斯奇博士之死。拉斯奇是西班牙加利西亚的地方长官。弗兰克曾与拉斯奇过从甚密,拉斯奇因为牵涉到腐败案而难逃一死。

起因是,纳粹党卫军在1942年开始调查弗兰克的腐败问题,对其家人进行监视。无疑,弗兰克确实公器私用,暗自搜刮财物,更是把波兰王族的艺术品占为己有。弗兰克的长子也坦承父亲就是蛀虫。

政敌正好利用这点来排挤弗兰克。迫于战争形势,希特勒只是解除弗兰克党内所有职务,而仍然保留其波兰总督的职位,弗兰克却逐渐被下属架空权力。

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弗兰克挚友的拉斯奇也被党卫军发现了腐败的事实,并将其判处死刑。拉斯奇畏罪自杀。猛地,弗兰克感觉内心受到了冲击,决定进行巡回演讲,曝光第三帝国对法治的漠视,希望限制党卫军的权力。

彼时,在纳粹德国内部,秘密警察力量(尤其是盖世太保)凌驾于法律与法院之上,上演着一出出闹剧。1937年4月,警察被赋予“纠正”德国高级法院所作出的判决的权力。甚至在法院判决某人无罪之后,秘密警察也可以重新将其逮捕。1938年10月,盖世太保被允许独立处理政治犯。

希特勒也愈加瞧不起法律人。不仅公开质疑法官的裁判,而且横加干涉司法。一次,法院判决一个杀死妻子的人十年监禁,希特勒将之改成判决死刑。这种形势使本来就敏感的弗兰克感到惶恐。最终促成了他在1942年夏天的演讲。

当然,弗兰克还是不敢过分得罪希特勒。聪明的他在每次演讲前都先对希特勒进行一番歌颂。学者马丁·郝斯顿认为,在内心深处,他很矛盾,游离于忠诚于希特勒与反抗希特勒之间。

1941年6月30日,他在演讲中称,如果妄想以暴力、专政、恐怖的秘密警察和非法行径为基础建立帝国,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在之后的演讲中,他也重申:“永远不应出现警察国家,永远不!我完全反对这种极权。”

1942年3月,在谈及拉斯奇案时,他说只有国家机关尊重法律,保民之安,践行正义,民族共同体才能真正建立。在1942年6月9日的演讲中,他反对“战争一开始,法律就需要沉默”的说法。他认为,如果在德国国土上消灭律师,那么德国社会将会倒退1400年。他更是动情的呐喊:请保护法律人以及德国法吧!

这一系列的演讲具有很大的意义,一方面弗兰克以令人惊讶的勇气点出了法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弗兰克逐渐失去波兰占领区的主导权。弗兰克的同事对弗兰克进行攻讦,以希望取而代之。弗兰克并没有能够让纳粹遵循法治精神。

尽管如此,罪责滔天的弗兰克还是难逃纽伦堡国际战犯法庭的审判。在庭审时,弗兰克还极力否认自己的罪责,把罪责推到其他战犯身上。讽刺的是,弗兰克在波兰总督任上写下了多达11000页的日记,而这成了昭昭罪证。

责任编辑:马蓉蓉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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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弗兰克“变形记”

弗兰克说只有国家机关尊重法律,保民之安,践行正义,民族共同体才能真正建立。在演讲中,他反对“战争一开始,法律就需要沉默”的说法。他认为,如果在德国国土上消灭律师。那么德国社会将会倒退1400年。他更是动情的呐喊:请保护法律人以及德国法吧

作者:罗浏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法学博士生

对于不熟谙纳粹历史的人而言,很难将汉斯·弗兰克与纳粹战犯联系起来。弗兰克的长子尼克拉斯·弗兰克将其描述为“才华横溢而诙谐幽默的律师、钢琴家、作家与艺术品鉴赏家”。不过,他也批评其父亲为了人前显贵,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是拥有博士头衔的德国战犯与恶魔。

这就是具有多重人格的弗兰克。

弗兰克的童年并不幸福。曾经随父辈颠沛流离,从巴登符腾堡迁居巴伐利亚。父母因感情不和而分居。更要命的是,父亲是个彻头彻尾失败的律师。最后,还因为侵占罪而成为阶下囚。弗兰克的同事认为,这些苦难成了他的心理负担,使他在希特勒手下也没有得到安全感。

1919年,弗兰克开始上大学,并先后在慕尼黑、基尔以及维也纳学习法律、哲学以及经济学。在发生啤酒馆暴动事件的1923年,他通过了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并在次年从基尔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26年,弗兰克通过难比登天的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并于次年在慕尼黑注册为律师。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慕尼黑高等技术学校的法律部门当助理。在高校的氛围中,他曾经萌发过创作一部教授资格论文以成为法律教师的雄心。

起初,弗兰克与纳粹党处于若即若离的联系中。命运弄人,他最后还是成了纳粹党的御用律师,不仅为纳粹组织进行辩护,而且还为希特勒等纳粹头头进行过庭辩。这使他得以人前显贵,先后被任命为巴伐利亚司法部长、波兰占领区总督。

在波兰占领区总督任上,他双手占满鲜血,参与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等运动。他是所谓的生存空间的信奉者,并试图将他所治下的波兰中南部地区打上他个人的烙印,以期得到希特勒的重用。

尽管他并非党卫军成员,然而他在镇压波兰民众方面与党卫军一样冷血。例如,他不允许波兰民众庆祝11月11日的国庆日,并下令如若哪家哪户张贴有庆祝国庆日的海报,那家那户的男人便会被枪杀。

此外,他接受希特勒的指示,在法律之外行事,对时常发出反抗纳粹声音的波兰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规模射杀。

对犹太人,弗兰克更是剥夺其基本人权,不允许犹太人从事法律行当。在特定的情形下,他们才被允许在波兰人的法院起诉应诉,并委托波兰籍律师为代理人。更为惨绝人寰的是,弗兰克支持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

然而,弗兰克还是跟希特勒存在治国分歧。

在1942年夏天,弗兰克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慕尼黑技术高中、海德堡大学、奥地利科学院等地方开始了一系列的巡回演讲。破天荒地,演讲的主题是抨击德国境内警察力量的横行无阻,法治精神旁落。这无疑是公然挑战希特勒权威,因为纳粹党总是通过暗杀、屠城等暴力行径来推行其政策。

这很令人吃惊,尤其是弗兰克贵为希特勒的亲信之一。

然而,弗兰克这样做是事出有因的。促使弗兰克决心这样干的原因是其遭受了党卫军的调查以及挚友卡尔·拉斯奇博士之死。拉斯奇是西班牙加利西亚的地方长官。弗兰克曾与拉斯奇过从甚密,拉斯奇因为牵涉到腐败案而难逃一死。

起因是,纳粹党卫军在1942年开始调查弗兰克的腐败问题,对其家人进行监视。无疑,弗兰克确实公器私用,暗自搜刮财物,更是把波兰王族的艺术品占为己有。弗兰克的长子也坦承父亲就是蛀虫。

政敌正好利用这点来排挤弗兰克。迫于战争形势,希特勒只是解除弗兰克党内所有职务,而仍然保留其波兰总督的职位,弗兰克却逐渐被下属架空权力。

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弗兰克挚友的拉斯奇也被党卫军发现了腐败的事实,并将其判处死刑。拉斯奇畏罪自杀。猛地,弗兰克感觉内心受到了冲击,决定进行巡回演讲,曝光第三帝国对法治的漠视,希望限制党卫军的权力。

彼时,在纳粹德国内部,秘密警察力量(尤其是盖世太保)凌驾于法律与法院之上,上演着一出出闹剧。1937年4月,警察被赋予“纠正”德国高级法院所作出的判决的权力。甚至在法院判决某人无罪之后,秘密警察也可以重新将其逮捕。1938年10月,盖世太保被允许独立处理政治犯。

希特勒也愈加瞧不起法律人。不仅公开质疑法官的裁判,而且横加干涉司法。一次,法院判决一个杀死妻子的人十年监禁,希特勒将之改成判决死刑。这种形势使本来就敏感的弗兰克感到惶恐。最终促成了他在1942年夏天的演讲。

当然,弗兰克还是不敢过分得罪希特勒。聪明的他在每次演讲前都先对希特勒进行一番歌颂。学者马丁·郝斯顿认为,在内心深处,他很矛盾,游离于忠诚于希特勒与反抗希特勒之间。

1941年6月30日,他在演讲中称,如果妄想以暴力、专政、恐怖的秘密警察和非法行径为基础建立帝国,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在之后的演讲中,他也重申:“永远不应出现警察国家,永远不!我完全反对这种极权。”

1942年3月,在谈及拉斯奇案时,他说只有国家机关尊重法律,保民之安,践行正义,民族共同体才能真正建立。在1942年6月9日的演讲中,他反对“战争一开始,法律就需要沉默”的说法。他认为,如果在德国国土上消灭律师,那么德国社会将会倒退1400年。他更是动情的呐喊:请保护法律人以及德国法吧!

这一系列的演讲具有很大的意义,一方面弗兰克以令人惊讶的勇气点出了法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弗兰克逐渐失去波兰占领区的主导权。弗兰克的同事对弗兰克进行攻讦,以希望取而代之。弗兰克并没有能够让纳粹遵循法治精神。

尽管如此,罪责滔天的弗兰克还是难逃纽伦堡国际战犯法庭的审判。在庭审时,弗兰克还极力否认自己的罪责,把罪责推到其他战犯身上。讽刺的是,弗兰克在波兰总督任上写下了多达11000页的日记,而这成了昭昭罪证。

责任编辑:马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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