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非洲，一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非常之洲”，一个落后与商机交织的“神秘之洲”。近日，界面新闻记者实地走访了坦桑尼亚、津巴布韦、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国，试图发现一个真实鲜活的非洲，勾勒出中国人在非洲大陆的援建生活和商业足迹。“到非洲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次需要精心准备的奇幻冒险。
颠簸的小路尽头是一个院落，这里是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住宅区，四周都是30年以上的欧式老平房。
院落中央立着一座两层楼的新屋。屋外放着几尊雕塑，从屋里传出了吉他、木琴和打鼓的声音。
20岁的塔卡拉（Tafara Dondo）坐在一楼的沙发上，头发高高束在头顶，双手和身体摇晃着打节拍，正在练习B-Boxing（节奏口技）。
“我想成为明星，全世界都知道的那种。”
从某种意义上，塔卡拉已经开启了明星之路：14岁开始自学B-Boxing的他，拿下了津巴布韦音乐选秀节目DreamStar2016年的冠军。
塔卡拉的父亲曾经当过DJ。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从小就热爱音乐，一听到喜欢的歌就用口技模仿歌曲节奏。但那时音乐只是一种爱好，参加DreamStar是塔卡拉第一次在满场的观众面前表演B-Boxing。
成为冠军后，音乐不仅仅是爱好，更成为了塔卡拉的职业。他几乎每周末都有演出，从商业活动到毕业典礼、婚礼，一次表演最高能挣150美元。而在现金短缺、经济面临崩溃的津巴布韦，很多人一个月的收入只有100美元。
“我是学平面设计的，做平面设计没挣多少钱，但B-Boxing挣得钱多多了。”
让塔卡拉走上职业音乐人之路的DreamStar在2014年首次开赛，赛制包括海选、半决赛和决赛。12岁到40岁、喜爱音乐的津巴布韦人均可报名参赛，比赛过程会在电视台播出。
除了秀音乐才华，DreamStar的奖金也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按照2016年的标准，冠军能获得3000美元奖金、第二名1500美元、第三名500美元；第四名到第十名200美元。进入前十的所有选手都有机会前往中国，参加两到三周的文化交流项目。
有意思的是，这档广受当地人欢迎的选秀节目并不是由土生土长的津巴布韦人创立的，操盘手是津巴布韦华人华侨联合总会以及中国商人赵科成立的紫薇花文化传媒公司（JCMC）。
穿着中式外套、戴着眼镜的赵科来自辽宁。这位年近50岁的东北人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楼上楼下四处张罗，还时不时与塔卡拉等人开玩笑。
赵科早在1996年就前往津巴布韦，在当地先后成立了一家旅行社和紫薇花文化公司，同时也担任津巴布韦华人华侨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
在他看来，DreamStar的出现完全是个“巧合”。
“2014年国内还流行选秀节目，当时想给津巴的华人做一个类似于达人秀的节目，结果华人选手不够，报名的人少。后来有人提议让黑人参赛，我们就干脆完全变成了当地人的节目。当时还叫达人秀，后来因为节目名字的版权问题，2015年改名为梦想秀（DreamStar）。”
刚推出的第一年，报名参赛的选手只有500组，基本都集中在哈拉雷。2015年，节目开始在津巴布韦的全部10个省份进行海选；2016年，节目与大学合作，走进校园寻找选手；到现在，参加海选的人数已经近万。
由于大部分参赛者都是草根出身、没有经过专业训练，节目从第三季开始在总决赛之前设立训练营，提供三周的排练培训。对于训练营，赵科印象最深的是“孩子们真能吃”。
“孩子们吃东西好吓人。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吃面包都是一轮一轮吃的，吃鸡蛋都是七八个，后来我说不行，这么供我们都要被吃黄了。他们很多人家里穷，见到肉的机会都不是很多，我们也就这么一步一步坚持过来的。”
作为一名为当地人办音乐选秀节目的中国人，赵科在很多方面都与“赚够钱就回国”的普通华商有所不同：他对当地文化持开放态度、愿意理解当地人的行为方式、主动融入当地社会。
20多年前刚到津巴布韦的时候，赵科也有很多烦恼：文化不同、性格不同、对事物的理解不同，“好多事情你觉得应该这么做，但他非要那么做；你觉得这个事做得很有意义，但别人不领你的情，而是去感谢上帝”。
见识了津巴布韦惊人的失业率（有说法为90%）和每天在银行门口排队却只能取20、30元的当地人，赵科不禁感慨，“这个国家居然还没有乱，真是个奇迹”。
“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这些事情发生在任何国家都无法理解。这里的人去银行取钱，从早五点排队排到九点，取出钱买半袋牛奶，然后又回去了；第二天早上接着排队再买半袋牛奶，没有什么国家的人民可以这么做，就这么老实排着，也不打架。”
津巴布韦前总统穆加贝曾说上帝给这个国家的恩赐就是没有石油，避免津巴布韦成为另一个南苏丹；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津巴布韦的民族构成非常简单，80%左右的人口是绍纳族，没有出现其他非洲国家常见的部族纷争。而在赵科看来，当地人的信仰也是约束民众行为的因素之一。
津巴布韦有80%人口为基督徒，赵科本人也在2015年受洗。他认为，理解当地人的宗教信仰是融入当地社会的关键一步。
“不然你不理解他为什么周日一定要去教堂去做礼拜，为什么一定要那么虔诚的去祷告，当文化有沟通的时候你就会理解他的很多做法。像我们选秀节目团队还全是基督徒，如果不理解他们的宗教，你很难跟他们打成一片。”
由于擅于与当地人打交道，赵科身边已经有工作了近20年的当地老员工，“我眼瞅着他孩子从这么小到上大学，然后学费啊什么能帮都帮”。
在赵科看来，津巴布韦人温和、有忍耐力、包容、“对生活有无穷的热爱”。
“我姐姐、外甥都在这了，我基本回不去了。”
对于当地人懒散、迟到、不守承诺的做法，赵科的理解是“慢生活”，“他们常说的就是我们什么都缺，最不缺就是时间，比方说中国人觉得这个事做不完了，他们就觉得做不完就明天再做”。
“他们很随意，不像我们中国人什么困难都要冲破，他们生活特别简单：能在我控制范围内我能做就做，做不了的我就离开，不存在什么愚公移山。主要还是两国国情不同，中国人多地少，竞争激烈；他们这里种不出粮食，换个地接着种。他们资源太好，没有特别强的欲望去争夺。比如到芒果季，维多利亚瀑布城那边满大街都是芒果，谁去谁捡。”
在理解当地文化的同时，赵科也试着让当地人、特别是参加DreamStar的选手适应现代商业社会的规则，比如时间观念。
从海选开始，DreamSta相关的活动就强调准时，“当地人也开始意识到这个活动跟其他活动不一样”。
“当地人很多没有时间观念、比较懒散、做事也不紧张，在节目的培训影响后，现在我们公司的小孩基本能准时集合，比如规定8点集合不会像以前9点半还在路上逛的。”
除了改变观念，随着津巴布韦音乐产业的没落，DreamStar的走红也为希望以音乐为职业、推广非洲音乐的年轻人提供了新的生机。
津巴布韦2000年“快车道”土地改革后引发的农业崩溃、超高通胀、现金短缺对该国音乐行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
在独立初期的1990年代，津巴布韦的音乐人可以依靠唱片版税发家致富。知名老牌歌手Alick Macheso当时一张唱片的销量能超过30万，但如今Macheso的单曲销量还不足2万。
随着失业率攀升和网络的发展，卖盗版CD成为了新兴职业。哈拉雷市中心街头随处能看到抱着纸箱、卖盗版刻录CD的小贩，一张CD通常只需1美元。
没有人花钱买正版歌、拿不到版税的音乐人只能靠兼职为生，津巴布韦媒体已经多次对这个国家是否还有“音乐产业”提出质疑。相比发行新歌，参加商演、婚礼、庆典成为了音乐人维生的途径。
据赵科介绍，参加DreamStar后与公司签约的音乐人也会定期参加演出，一场演出的费用从30到50美元左右。签约音乐人每月还有固定工资，从200到500美元不等。
“现在他们平均一个月有多少场不一定，季节性非常强，6月到8月特别忙，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出去，一年大概会有8到9个月比较火爆。津巴现在经济正在恢复，公司搞庆典活动、开张营业、婚礼这些活动我们都有参加。”
去年拿下DreamStar冠军的是一支名为The Footprint的乐队， 23岁的塔菲达瓦 （Tafadzwa Matiure）是乐队队长。与自学B-Boxing的塔卡拉不同，在津巴布韦音乐学院读研究生的塔菲达瓦出生在音乐世家。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是音乐学博士，叔叔还是他的导师。
塔菲达瓦从五岁就开始学马林巴琴。马林巴琴是木琴的一种，也是南部非洲的传统乐器之一，早期经常出现在部落和宗教仪式中。
听着西方音乐长大、研究非洲音乐的塔菲达瓦一直想将马林巴琴与雷鬼等流行元素结合，创作更国际化的音乐。
读大学期间，塔菲达瓦和弹贝斯、键盘的同学组成了The Footprint，获得DreamStar冠军也给乐队带来了转折的契机。
“DreamStar在津巴很受欢迎，我告诉别人说我们是2017年的冠军时，对方都会说：喔，原来是你们。我们在哈拉雷的大部分演出都是因为我们赢得了冠军，不然别人根本不知道我们。我们想成为国际音乐人，所以需要尽量多的曝光。”
由于在当地的受欢迎度，这档选秀节目在2015年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从当年起，选手们开始应中国文化部的邀请前往各地演出。
据赵科介绍，还有部分选手在中国演出途中被当地演艺公司看中签约。
“我们在成都演出的时候，就有几个小孩跟当地娱乐公司签约。我们先后有26、27个小孩去中国，有的就是半年，现在我们还有10多个小孩在中国。”
今年6月，塔菲达瓦、塔卡拉和其他几名选手在甘肃文化厅的邀请下前往兰州。塔菲达瓦所在的乐队有部分人前往兰州，另外几名成员前往荷兰演出，在他看来“这对乐队非常好，相当于双重营销”。
与首次前往中国的塔菲达瓦不同，这是塔卡拉的第二次中国之旅。
2015年塔卡拉曾到成都参加第五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和他一起去成都演出的选手被当地演艺公司相中，签了一年的表演合同，但塔卡拉当时正在上学无法签约。
今年从兰州回津巴布韦后，塔卡拉准备到中国留学，学习动画和平面设计；虽然没有学习音乐专业，做音乐依然是他的终身目标。
“在津巴要做爆款歌非常难，就算你做出了爆款歌，大家也只会知道你的歌，没有演出、没有设备，你从歌里得不到任何好处。津巴的音乐很好，但想要进入音乐市场非常困难。我的想法是先在国外出名。中国市场很大，对于做音乐和动画来说都是一个更大的市场。”
DreamStar为塔卡拉和塔菲达瓦这样的年轻人打开了新的大门，但据赵科介绍，节目筹备主要是靠几个发起人“每年一起掏腰包”。对于公司而言，现在节目并不挣钱、“依然定位在公益性质”。
“中间我们也徘徊过，2016年差点就做不下去了。2016年是津巴经济最紧张的一年，所有人都没钱，我们华人也没钱。然后一算又得花10万、20万美金，对谁都是一笔大数额，我们这几个承办人就想退了。后来还是中国大使馆找我们谈，津巴政府也表示了支持，最后我们还是扛了下来。”
津巴布韦的支持方式并非提供资金，而是侧重于帮助节目组打通各种渠道，包括允许节目海选环节进入大学校园。
为了扩展资金来源，节目创办人每年都在邀请当地企业参观。今年以来，已经有公司开始找节目谈合作，包括冠名、赞助。赵科感觉津巴布韦的市场环境比往年好了，他很看好节目在明年的发展，“商业化气息会更浓”。
“我觉得津巴已经有很大的变化，我属于乐观派，相信这个国家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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