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康路

编辑 | 暴剑光

北京时间2018年10月8日晚间17点50分，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今年奖项由两位美国学者共同获得，分别是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表彰两人将气候变化和技术创新引入长期宏观经济模型分析框架所作出的贡献。

“经济学的核心在于如何管理有限资源。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而知识决定我们将如何应对这些限制因素。”颁奖词中写道，“诺德豪斯和罗默均设计了新的研究方法，解释市场经济同自然和知识的互动关系。”

在结果公布后，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斯特伦伯格（Per Stromberg）对腾讯新闻《棱镜》表示，自己在纽约当地时间4点左右拨通保罗·罗默的电话，对方曾以为是耍人的电话，多次未接，“接通之后，罗默坦言自己既吃惊，又欣喜。”斯特伦伯格同时表示另一位获奖人诺德豪斯至今尚未接通电话，“也许是我们打电话的时间太早了，他还在睡觉吧。我希望他知道自己获奖后也会开心。”两位获奖者将平分900万瑞典克朗奖金。

威廉·诺德豪斯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26岁获得博士学位和美国名校的教职，32岁成为正教授，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崭露头角。斯特伦伯格表示，诺德豪斯的贡献在于率先使用模型分析经济和气候之间的关系。

“如今热门的气候变化经济学，诺德豪斯在30年前是在无人关注时独自探索。”斯特伦伯格对腾讯《棱镜》评论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旨在于承认并奖励那些关注全人类根本问题的研究者。今年获奖的两位学者虽然具体研究领域有异，但共同点在于，均关注全球可持续长期发展，并提出相应的分析工具。

和威廉·诺德豪斯共享荣誉的保罗·罗默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任纽约大学教授。上世纪80年代，罗默提出，在经济增长的曲线上，除了传统的资本和劳动外，还应考虑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使经济增长理论再度流行。他所设计的“罗默模型”也成为新增长经济学的经典。

“两位学者的研究虽然没有统一结论，但均给出分析框架。”斯特伦伯格对腾讯新闻《棱镜》表示，两位学者的研究也成为政策制定的依据。威廉·诺德豪斯的研究表明，一来，气候变化的难题需要全球性解决框架，二来，提供量化框架让人们得以计算并了解，为了减少碳排放而减产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如果人们通过计算获悉，对经济体的负面影响实则温和，可能会促使各国更容易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统一方案。”而罗默的研究则敦促公共部门需通过精细制定政策，鼓励创新，“需要寻找到政策的平衡点——一方面鼓励创新被全球更大范围的人群学习或获益，并成为新一轮创新的基础；另一方面关注创新原创者能否获得足够的回报，以覆盖创新成本。”

在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之后，外界也在热议，中国何时迎来自己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斯特伦伯格对腾讯新闻《棱镜》表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审方式导致目前获奖者的主要贡献发生在80年代或90年代。

“那个时代，美国学者的话语权更大。”斯特伦伯格同时表示，中国的一些学者和机构在经济理论界的影响力正在日趋扩大，“但从发现到获得认可，仍需假以时日。”

以下为对话实录：

腾讯新闻《棱镜》：今年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William Nordhaus和Paul Romer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斯特伦伯格：两位学者都在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面作出贡献,为如何创造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提供分析框架。其中，Paul Romer研究知识如何推动经济的长线发展，提示在市场机制之外，公共部门需通过精细制定政策，鼓励创新。William Nordhaus的研究则侧重于如何应对经济发展中的负面情况，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污染也在增多，最终将付出经济代价。

腾讯新闻《棱镜》：打电话告知两位获奖人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如何？

斯特伦伯格：说实话，我们还没有联系上William Nordhaus。我们尝试了好几个电话号码，但都还没有接通，也许是时间还是太早了，大约是纽约时间早晨4点的样子，他大约还在熟睡。我希望他醒来后，能够为获奖感到高兴。

Paul Romer也是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接通。他曾经以为我们打的电话是耍人的。确认获奖之后，Paul Romer跟我们说，他自己觉得既意外，又欣喜。

腾讯新闻《棱镜》：获奖人是否透露自己会如何使用奖金？

斯特伦伯格：我们并未直接询问，反正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对奖金的使用并无限制。今年由两位学者获奖，他们将平分9百万瑞典法朗，每人获得4.5百万瑞典法朗。他们想怎么花都行。

腾讯新闻《棱镜》：William Nordhaus是最早量化气候和经济关系的学者。他的研究对现在的政策制定有何启发？授奖给William Nordhaus是否意味着评委会支持征收碳税的做法？

斯特伦伯格：我觉得William Nordhaus的研究对政策制定的启发有两点：首先，气候变化的难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各国需要同意并切实地实行碳排放约束，包括引入碳税框架。其二，William Nordhaus的研究提供一个框架，让人们得以计算并了解，如果人们为了减少碳排放而减产，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实则温和，且长期有益。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这点，可能会促使各国更容易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统一方案。

腾讯新闻《棱镜》：Paul Romer的研究阐述了知识如何能够成为长期发展的驱动力。对政策制定上有何启发？

斯特伦伯格：Paul Romer研究的核心要点是：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公共部门需通过精细制定政策，鼓励创新，同时寻找到政策的平衡点——一方面鼓励创新被全球更大范围的人群学习或获益，并成为新一轮创新的基础；另一方面关注创新原创者能否获得足够的回报，以覆盖创新成本。总之，公共部门既要保护创新者，给予一定程度的“垄断”，也要鼓励创新造福全球更多人群。

腾讯新闻《棱镜》：人们也会讨论，何时中国人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在投票时的主要考量是什么？

斯特伦伯格：应该注意到的是，研究的发生和最终获得承认和奖励中间，隔着一定的时间鸿沟。比如，今年获奖的William Nordhaus和Paul Romer的研究贡献分别在1994年和1990年做出，也就是25-30年前的研究。80-90年代，美国学者在经济理论界的话语权更大。那段时期之后，我们也关注到中国经济理论学者的崛起，但离获得承认和获奖，仍需假以时日。

腾讯新闻《棱镜》：此次诺奖颁布后，网上出现质疑为何女性学者鲜少获得认可的声音。评委会如何回应？

斯特伦伯格：从统计来看，在过去数十年中，只有一位女性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女性学者是否被忽视的质疑，我们严肃对待。我想，和上一个问题的答案相通，在80-90年代，仍是男性学者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我想说，评委会不希望错过任何一个对人类有贡献的重要学者，无论性别或是国别。

腾讯新闻《棱镜》：今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的第50年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予想传达的主要信息是什么？

斯特伦伯格：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诺贝尔其他类别的奖项类似，在核心价值观上奖励对全人类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同时想要传递的信息是——学术研究能够利于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学奖，我们想证明社会科学而不仅仅是自然科学，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