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员。联系方式vzhu@rhg.com）

中美贸易摩擦自然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但是如果为了应对外部冲击而实施大水漫灌式的经济刺激，那只能得不偿失。

国际经济摩擦对于国内正处于“去杠杆”阵痛中的中国经济形成了内外叠加的双重冲击，导致一段时间内信贷和投资快速收缩，出口企业承压，市场信心不稳，经济面临一定的失速风险，以至于有不少声音开始呼吁“政策支持”，希望政府出台刺激政策，以维持此前的相对高速增长轨迹。这种逻辑的问题在于搞错了当前中国经济调整的根本原因。

中国经济当前最大的挑战是自身的结构矛盾：原有的投资驱动、信贷驱动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而消费动力、创新动力尚未完全跟上。因此去杠杆仅仅是整个结构调整的第一步。只有先出清过剩产能，清理僵尸企业，改善民营经济地位，才有可能把有限的资源从低效的经济部门释放，转移到高效的经济部门去，这会是一个十分漫长甚至痛苦的过程，但是必不可少。

与这个中国经济的“终极问题”相比，贸易冲击虽然也是很大的挑战，但其严重程度还不在一个量级上。经济刺激短期内可以对冲一部分贸易摩擦的冲击，但是不会解决贸易摩擦的问题。同时，国内经济刺激很有可能导致某些已经在出清过程中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从而加剧贸易纠纷。如果以经济刺激作为贸易冲击的解药，那就是“吃错药”。

坊间一种观点，即在贸易冲突中损失小的那一方，就是胜利方。这是一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想法，在美国也偶尔出现。白宫现任经济顾问库德洛常在美国媒体上宣称“美国正在获胜”，理由是中国经济目前承压，而美国经济表现良好。这种观点错误地搭配了原因和结果，中国经济当前的压力主要来自于自身的结构调整，而美国经济当前的火热表现也主要来自于之前的税改。互加关税本身对中美都会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但对于中美这样的超级经济体来说，决定经济基本面的永远是国内政策。

以历史的观点看，中国经济今天不得不去杠杆，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上一轮的经济刺激，即2008年金融危机后实施的大规模的“四万亿”计划。当时的情况和今天多有相似：外部经济环境震荡，冲击国内出口部门以及金融市场，投资者信心低迷。当年推出的刺激计划，通过地方资金配套和金融杠杆，实际投入的资金规模是四万亿的数倍有余。这个计划确实在短时间内给经济注入了强心剂，稳定了增长，但所有的强心剂都是有副作用的。“四万亿”的必要性有极大争议，但其代价显而易见：地方政府的财政扩张通过城投平台变成了金融扩张，基建投资形成了规模巨大，且极为混乱的地方债务；部分产业因为盲目扩张导致产能过剩，扭曲国内国际市场；金融业快速膨胀导致系统性风险上升，影子银行长期野蛮生长。一时的刺激固然能够在短期内提振经济，但是所形成的问题，特别是债务，往往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才能解决，这方面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1998年倒闭的海南发展银行，一直到20年后的今天都未能完全解决债务问题。

许多论者常常以央行年内四度降准，并通过中期借贷便利多次注入流动性为例，宣称中国已经开始刺激经济。这些声音选择性地忽略了金融监管部门当前的强监管姿态仍然没有放松的事实，比如证监会的IPO过会率仍然维持在历史低位，银保监会在2017年1月之后几乎没有批出新的保险牌照，而资管新规对影子银行仍然保持压制姿态。这些强监管手段是央行得以释放流动性稳定市场的前提。

在今年十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引人注目地下调了中国2019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将GDP增长率从此前的6.4%下调到了6.2%。其首席经济学家奥布斯特菲尔德解释这预测模型背后的逻辑是：受贸易冲击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损失0.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预计中国政府会通过政策稳定手段抵消0.5个百分点的损失。上述预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政策基准：防止经济急刹，但不会猛踩油门。宏观杠杆率已经趋于稳定，但这只是去杠杆的第一步，充其量只能说起到了防范风险的作用。未来更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提高信贷的配置效率，提升经济的创新能力。这个过程对于中国是否能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非常重要，但也非常脆弱。任何重启信贷闸门的“大水漫灌”都会让此前的努力前功尽弃，因此决不可一有风吹草动，就贸贸然大水漫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