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千克、摄氏度……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些不同的测量单位是出国旅行时有点搞笑的绊脚石。对科学家来说，这是进行对比实验的标准单位。但对于计量学专业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单位却有着另一层含义：它们代表着对抗暴君的漫长过程的顶点。

在过去几个世纪，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君主、领主通常会通过操纵测量单位，来偷取土地、骗取农民的食物，从农民身上压榨劳动力和税金。变动的测量单位也让暴君更容易集权。标尺和天平也许算不上是政治产物，但已逝的波兰历史学家维图德·库拉（Witold Kula）在《测量与人类》（Measures and Men）一书中写道，长度、重量和体积的单位既是“体现阶级特权的工具”，也是“艰苦阶级斗争的中心”，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10月，第26届国际度量衡大会（General Conference on Weights and Measures）正式通过一种定义四种基本国际单位的方法，其中就包括千克。千克是最后一个仍然使用人工制品作为定义的国际测量单位，作为标准的铂铱圆柱千克原器一直存放在法国巴黎郊外戒备森严的金库内。根据定义，这个圆器的重量就是1.000000……千克，小数点后面可以添加无数个0。但问题是，由于消耗与磨损，它的质量正以微小的数量不断减少，引起了各种后果。

新的定义将会依据保持恒定不变的自然物体进行定义，这样，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都可以通过特定的工具复制出一个千克原器。新的定义不只是为测量学完成了几项收尾工作，同时也为过去的章节画上了句号——测量单位不仅仅是工具，它在争取平等的过程中起到了前沿作用。

有关千克全新定义的报道，通常将其描述为一种进步：看看我们取得了多大的成果！确实，千克和其他公制系统（除了缅甸、利比里亚和美国）确实比之前混乱的度量衡机制更加合理。很久以前，村庄之间都会使用完全不同的度量衡系统，“蒲式耳”这个单位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含义。在中世纪的瑞士日内瓦，一“磅”可以是15、16或18盎司，取决于商品的种类。服装批发商会使用一种长度单位，零售商会使用另一种长度单位；渔夫会用一种单位测量渔网的宽度，用另一种单位测量渔网的长度。

单位的进制也会让人迷惑。公制系统使用的是十进制，10毫米等于1厘米，10厘米等于1分米，10分米等于1米。库拉在他的书中引用了19世纪的法国度量衡系统：“测量干货的重量时，3verre等于1setter，2setter等于1chopine，2chopine等于1pinte，2pinte等于1pot，6pot等于1bichot，8bichot等于1resal。也就是说，1152verre等于1resal。”

不过，旧式度量衡系统也有其优势。虽然1152不是个整数，但它可以被3、4、6、8和12整除，让平民更容易进行买卖。变化的单位也让经济系统更为灵活。在过去几个世纪，商品的价格通常是固定的，不会轻易变动：一蒲式耳的谷物大约是25先令，“这个价格不受人的控制。”库拉解释。所以，要迎合市场情况的变动，只能改变一蒲式耳的大小。换句话说，固定的价格意味着数量的浮动。

我们不应该浪漫化旧度量衡，因为随灵活性而来的是欺骗和陋习。农民们通常会以商品的形式给封建地主上贡，比如一年几篮谷物或者一年几尺布料。数字是固定的，连地主也不敢轻易更改，所以他们会通过其他方式来压榨下人。地主也许会分配五篮谷物来度过干旱时期，但要求他们用更大的篮子上贡。这样，贪婪的地主就可以多得到1/4的贡品。这种现象不仅仅在欧洲存在，中国地主也会采取这样的方法。在缅甸，为一位极为贪婪的地主工作的农民称，所谓的“篮子”应该是“手推车”。

土地测量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欧洲地主通常会用“腕尺”（Ell，胳膊肘或前臂的缩写）作为土地测量的距离单位。农奴需要耕犁或产出特定平方腕尺的土地，来完成他们的任务。但如果数字已经是固定的，地主就会挑出胳膊长的人来进行测量工作，以此压榨农奴。

连小酒馆都无法避免这种下劣的手段。在努力工作一周后，酒鬼想要喝上满满一大杯酒，他们会坚持让酒馆老板使用标准的酒杯。有些城镇甚至会准备木质的标签来进行衡量，每个杯子都用绳子拴上标签，人们抬起手腕喝酒时，标签就会垂下来。如果有人违反了规定，就会受到嘲笑：波兰的许多教堂壁画上会描绘在地狱备受折磨的罪人，其中一个著名的罪人就是少给客人酒的酒馆老板。

正如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 （James C. Scott）在其著作《国家的视角》中写道：“每一种度量衡都是权力关系的结果。”而这通常都是更偏袒贵族阶级的。结果是，农民们越来越讨厌不停变化的单位，想要建立一种标准的度量衡：统一的体积、长度和重量。

奇怪的是，农民在君主阶层找到了反对浮动单位的同盟。君主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在政治等级制度中，君主的地位高于地主，因此让底层人民反抗地主也是一种聪明的政治手段。但正如斯科特所强调的，混乱的度量衡让统治阶级更难管理国家。没有统一的单位，统治阶级就很难计算各区域究竟上交了多少作物、布料和金属，同时也让征税变得困难。就算计算出转化统一单位的方式，要对比各区域之间的单位也并不容易，鉴于单位变化之频繁，这种对比基本是无意义的。

除了为官僚创造了麻烦之外，浮动的度量衡也会带来社会冲突。君主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一个地区加重赋税，而另一个区域则会过轻，这当然会导致仇恨和不满。更糟的是，对国家食物供求的不了解，可能会加重饥荒和干旱，威胁到国家安全。如果无法公平征收税贡，君主则会依靠其他方式来增收，比如出售土地和头衔，这又会孕育腐败。

出于这些原因，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路易十四（Louis XIV）、摩西（Moses）等历史上的君王都试图统一度量衡，但全部以失败告终（《旧约》中，上帝告诉摩西：“你不应该在长度、重量和数量上作假，你要做到准确的平衡……”《古兰经》中也有类似的话语）。到18世纪末，终于有几个国家（尤其是法国）统一了度量衡。度量衡统一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但几个因素非常突出。首先，封建地主认为他们可以随意更改度量衡，但现在，这种权力的作用已经开始消失了。其次，商人阶级开始拥有更多的权力，他们需要标准的度量衡系统，以方便长距离交易。再次，自然哲学家（现代科学家的雏形）在启蒙运动期间发现了公制系统，认为这是一种更为合理的度量衡模式。

度量衡统一的原因之中，科学家也许是最不重要的一环，他们通常被认为是固执的空想者。法国大革命的剧变和拿破仑的掌权，让标准度量衡的概念更有效，也让其得以在欧洲范围内推广开来。正如库拉所说：“公制随着革命而扩散开来。”

（自然哲学家确实没有实现他们的革命愿景，他们不仅提倡改革重量和长度单位，也提倡改革时间和计日方式，推行所谓的公制时间，也就是说：100秒等于1分钟，100分钟等于1小时，10小时等于1天。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们在统一长度和重量单位时，也统一了计日方式。但是，大部分人都非常厌恶新的计日方式，没有公众的支持，公制时间这一概念也就逐渐衰落了。）

在新的标准度量衡制度下，穷人们真的得到了公平对待吗？当然没有。掌权者还是找到了新的办法去压榨平民，在个别情况下，公制系统甚至削弱了平民的政治力量。标准度量衡让君主得以更好地管理国家，也让他们借此征收更多税赋，掌握更多权力。标准度量衡也让土地测量变得容易起来，统治阶级可以更准确地绘制出国家地图，更容易监视国民，也更容易收复附近没有领主的领土。

也就是说，自然哲学家所提倡的新度量衡反而让权力集中在了君主和暴君手中。“无论是在度量衡还是生活的其他方面，国家的专制主义都能够确保平民的合作，”库拉写道。

不过从长远来看，我们确实已经从中受益。标准度量衡废除了旧式压迫，有效的政府管理也带来了各种公共福利项目。更何况，公制系统是现代科技的基石，正是现代科技让无数平民脱离贫困状态，拯救了许多生命。

现在，如库拉所说，我们已经很难相信复杂的度量衡系统是如何“让人们感到恐惧和害怕的了”。但正是这种微小的、通常被当做理所当然的创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最大的改变，例如疫苗和清洁的饮用水。千克的新定义即将生效（世界度量衡日，5月20日），用一分钟来想一想我们已经取得的进步吧，或者，干脆给自己倒上一杯红酒或者啤酒，你知道没人会给你的酒缺斤少两，但务必要记得，我们贫穷而又艰苦的前辈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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