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品达，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生，美国政治观察人士。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2018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人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行动力。民主党候选人接收到的小额政治捐款的总数大大增加。亲民主党的政治筹款平台Actblue为本届中期选举的民主党候选人筹集了总计13亿美元的小额捐款，是2014年的五倍。往届选举中，尤其是2010年“联合公民案”之后的选举中，共和党往往是筹钱花钱更多的一方。但在今年中期选举中，截至10月16日，整整70名民主党的众议院候选人筹款数额超出了在职的共和党对手。在十月的前半个月，尽管卡瓦诺大法官的提名极大地刺激了共和党的积极性，但民主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筹款数额还是比共和党高出860万美元。
普通人对政治行动的参与大大增加了。《华盛顿邮报》的调查显示，足有五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在特朗普当选以来参与过政治集会或示威，这些人中又有19%是此前从未参与过、特朗普当选后才首次参与的。这些“活动家”中，反对特朗普的占了绝大多数（70%）。此外，特朗普对女性极不尊重的态度刺激了美国女性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加入政治组织、参加政治活动。致力于选举女性候选人的社会团体“埃米莉的名单”（Emily’s List）在2016年选举周期中只接待了920名感兴趣的女性。但自从特朗普当选以后，有超过42,000名女性向该组织寻求帮助，想要进入政坛参加选举。特朗普当选以来，美国民间还新成立了数千个高度活跃的草根政治组织。这些组织与2010年共和党一侧兴起的“茶党”相比更加本地化、更加实用主义，也没有茶党那么强烈的反政府色彩。它们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
这种现象除了激发起人们的政治热情之外，更是美国的民主健康运行的重要一环。早在19世纪上半叶，托克维尔就曾观察到美国的基层社会参与和公民精神的重要性：“乡镇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乡镇组织之于自由，犹如小学之于教育。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今年10月，尤尼·艾普尔鲍姆（Yoni Appelbaum）曾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担忧美国人的基层政治参与和公民精神的衰落，并悲观地预测美国民主的一个基石将不复存在。从特朗普当选以来的实际数据看来，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在美国上层政治环境每况愈下的今天，托克维尔的公民精神在基层却得到了复活。
很多人会把本届中期选举前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当作民主党内激进派得势的证明。但选举结果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激进派虽然占据了相当多的媒体篇幅，但选举尘埃落定后，他们的真正收获却很有限。从伯尼·桑德斯的2016年竞选中衍生出来的民主党激进派政治组织“我们的革命”（Our Revolution）是激进派的指挥部之一。但是，“我们的革命”所支持的民主党候选人中，赢得了党内初选的人不到三分之一，其中大多数还是在民主党本就没有希望取胜的选区；在刚刚结束的中期选举中，这些候选人中仅有7人成功当选众议员。在爱荷华州，“我们的革命”背书的候选人J·D·舒尔滕输给了几乎是公开持种族主义观点的共和党对手斯蒂夫·金。而温和派组织“新民主党人联盟”（New Democrat Coalition）背书的候选人中有86%都赢得了初选，大多数在民主党希望较大或者至少可以一战的选区，其中相当数量的人最终在中期选举中获胜。这似乎说明，无论是初选还是大选的选民都更加喜欢实用主义。激情饱满的政治参与并不一定意味着激进主义的强势崛起。
民主党候选人的实用主义，也体现在他们对许多关键议题的灵活性上。你很难想象一个共和党人支持堕胎权、支持控枪，近几年甚至很难找到一个承认气候变化存在的共和党人。这些议题对共和党来说就是一个“试金石”，与党内主流不同的人，仿佛根本就不配自称或被称为一个共和党人。但在民主党就不是如此。今年3月，民主党人康纳·兰姆在宾夕法尼亚州第18选区的一场众议院特别选举中成功击败共和党对手，当选众议员。第18选区是一个十分保守的选区，兰姆在这里取胜，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民主党人却持有一些保守派的立场：他个人反对堕胎，在政策上也反对控枪。但这并没有使他成为民主党的弃儿。特别选举中他以755票的微弱优势击败对手，此后他也成为了民主党内的一个小明星。
今年9月到10月，围绕卡瓦诺法官的性侵指控成为全国政治关注的焦点，投票反对卡瓦诺似乎早已成为参议院民主党人的共识。但在投票当天，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三世却投了赞成票。西弗吉尼亚州是一个颇保守的州，特朗普2016年在这里赢得了68.5%的选票，得票率冠绝全国。曼钦选择投票赞成卡瓦诺的提名，想必也是为了11月的中期选举考虑。事后他并没有遭到民主党的口诛笔伐，而且还在本次中期选举中成为鲜有的在2016年特朗普得票率更高的州仍保住了席位的民主党参议员。
在这样的环境下，民主党的中期选举候选人就不必死死抱定一套党内给定的立场，而是可以根据自己选区的情况灵活地偏离党内“主流”。这使得民主党人的吸引力大大地增加。事实上，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连激进派常用的一些口号都很少听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低调务实的纲领和承诺。比如，“全民获得Medicare”（Medicare for All）在年初流行之后就渐渐平淡了。更多的候选人，包括贝托·欧洛克在内，转而谈论“全民医保”（universal healthcare）。“全民医保”的概念比Medicare for All更加温和，但相比美国医保体系的现状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此这不失为一个很有吸引力也很实用的政策。相比之下，激进派在医保议题的表现就相形见绌。奥卡西奥-科特兹就咬定Medicare for All不放，当被问及到哪里找钱支持这一政策时，她竟说：“付钱就好了啊。”这种未经思考的态度和思维方式显然不是一个有国家级野心的明星政客所应具有的。
事实上，大多数民主党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主要谈及的也是十分接地气的问题，比如医保、就业、鸦片类药物危机、行使司法改革等，而非跨性别者的厕所使用等社交媒体自由派乐此不疲的议题。激进派一方人数和势力的增加，被温和派一端更加温和、更加实用的倾向所抵消。而且，本次中期选举也严重打击了激进派2020年的选举前景。南方进步派的三大明星——欧洛克、吉勒姆、亚布拉姆斯——全部输给了共和党对手（注：截至7日晚间，佐治亚州长选举尚未公布官方结果，但已有数据表明亚布拉姆斯将败选）。要知道，以欧洛克的魅力和才干，一旦他成功击败泰德·克鲁兹，他很可能就是当然的2020年总统候选人。但是他以2.6%的差距输给了克鲁兹，他本人以及进步派明星们的总统梦恐怕也要等一等了。相反，前副总统拜登等温和派成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的希望则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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