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据《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85岁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RBG）本周三在办公室摔倒，导致三根肋骨骨折，现已入住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

这一消息见诸媒体时，被打上了大大的“Breaking”标志。金斯伯格的健康为何格外重要？

从美国政治的层面来看，在目前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中，包括金斯伯格在内一共有4名自由派法官。如果作为自由派中流砥柱的金斯伯格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她继续任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很可能会提名一位保守派的继任者。特朗普在上任后的两年时间里，已经提名了2位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和卡瓦诺，分别接替去世的斯卡利亚和退休的肯尼迪。

在刚刚结束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继续保有对参议院的控制，这意味着特朗普之后的大法官提名几乎不会遭遇反对。而如果保守派大法官接任了金斯伯格，联邦最高法院的保守派与自由派大法官的占比就会达到6：3。鉴于今年布雷耶大法官也已经80岁高龄，自由派的声音和影响将不断缩小。这样一来，堕胎、死刑、投票权、同志婚姻、宗教自由等等议题的法律偏向都将受到影响。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郭烁认为，如果金斯伯格因为身体原因被迫离职，对于民主党的影响（或者说打击）要远超他们刚刚得到的那二十多个众议院议席优势。

金斯伯格是继桑德拉·戴·奥康纳之后最高法院第二位女性大法官。自1993年接受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提名就职大法官后，她已成为现任9为大法官中资历最长的自由派大法官。在此之前，作为诉讼律师的金斯伯格曾是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权益运动法律策略的制定者——她曾六次在美国最高法院为女性权益进行辩护，其中包括被载入史册的1971年经典案例“里德诉里德案”。在这个案件中，作为原告辩护律师的金斯伯格在辩护状中写道：“那些组织女性充分参与政治、商业和经济领域的法律常常被描绘成‘保护女性’或是为女性着想……女性看似是被捧在高台上细心呵护，但细看之下却是被关在了伪装成高台的牢笼之中。”

作为一位出生成长于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犹太女性，金斯伯格曾遭受诸多不公。因为身为女性，她手握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第一名的成绩却被律所和法院拒之门外，工作后又因怀孕被公司扫地出门。在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横行的年代，她公然反对性别刻板印象，并一直为少数族裔的权益奔走捍卫。值得一提的是，耄耋之年的她曾两次战胜了癌症，现在依然常常工作到凌晨，能一口气做20个俯卧撑。

金斯伯格坚定自由的立场与顽强敬业的精神、极佳的时尚艺术品位与戏剧化的人生经历，使得她成为了美国流行文化的偶像，她的名字是美国社交媒体上风靡多年的标签，人们穿着印有她头像的T恤，在万圣节模仿她的穿着打扮，甚至把她的形象文在身上。人们亲切地称呼她为“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Notorious RBG”），这是对著名黑人说唱歌手克里斯托弗·华莱士的绰号“声名狼藉先生”（Notorious BIG）的模仿，这个爱称也凸显了金斯伯格仗义执言、不畏世俗的形象。

今年9月，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了金斯伯格的传记《异见时刻：“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大法官》。今天，金斯伯格的健康状况吸引了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目光，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这本书中节选了部分内容，以期与读者一同走近这位传奇大法官，在了解她是谁、与她相关的流行文化是如何兴起的之外，也能够从她的经典异议意见书中发现其智慧和人性的光芒。

《异见时刻：“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大法官》（节选）

文 | 伊琳·卡蒙 莎娜·卡尼兹尼克   译 | 骆伟倩

1、金斯伯格是谁？她不是战争发动者，她是乱世英雄

鲁思·巴德·金斯伯格是什么样的人？她轻言慢语，但该说的绝不马虎。“对她来说，审慎是做人原则，更是真实性情，”金斯伯格的评论家朋友里昂·维斯提尔说，“与她交谈是种享受，因为她说的每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金斯伯格对于工作全身心投入，尤其是在任职最高法院大法官后。接替金斯伯格成为美国民权同盟女权项目主管一职的凯瑟琳·帕拉提斯在几年前曾说：“鲁思的生活里只有工作。她唯一的奇闻趣事就是没有奇闻趣事。”（虽然现在来看，金斯伯格可不能算作没有奇闻趣事。）金斯伯格经历了各种人生悲剧；她被认为性格过于冷峻，但那是因为很多人不懂欣赏她的冷幽默；她对于下属要求严苛，但也回报以忠诚和慷慨；她与丈夫之间热烈的爱情持续了将近六十年。

金斯伯格是个公然反抗性别刻板印象的女人，而这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当她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华盛顿邮报》采访了她在美国民权同盟的两位同事，帕拉提斯和前法务总监梅尔·沃尔夫。两位受访者都发现想要准确描述金斯伯格很困难。“她在每个方面都很传统，包括社交上和政治上，大概唯一的例外就是她的智力。”沃尔夫语气中带有略微不屑。帕拉提斯插嘴说：“好吧，梅尔，但你必须承认，在她那个年代，女人有家庭，有工作，还上了法学院可一点也不传统。”沃尔夫，一个出生在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老派男人，耸了耸肩，坚持说：“反正在我看来，她没能力发动民权战争。”

“但是，”帕拉提斯说，“她是乱世英雄。”

换句话说，金斯伯格达到的成就本身就已是让世人叹服的激进之举——作为女性，她在举步维艰的时代环境中，达成了载入史册的成就。刚从法学院毕业时，金斯伯格希望去律所工作，或者留在法学院任教。但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她毫无立足之地，她只能在不公中努力找寻出路。她的厉害之处很容易被忽略，或许是因为她不像男性民权运动发动者那样引人注目，又或许是因为在她和其他女权主义运动者的努力下，世界发生的巨变让人们已逐渐忘了作为女性生活在当时的社会中有多么艰难。

金斯伯格的目标并不局限于打破玻璃天花板，让自己进入男性主导的职场。作为美国民权同盟女权项目的创立者，金斯伯格常常被称作女权运动的瑟古德·马歇尔（注：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大法官、黑人民权运动领导者）。她为女权运动的变革目标制订了循序渐进的详尽计划。在她构想的世界中，男人与女人并肩合作，为着以男女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性自由和生育自由奋斗，这也是她个人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但她的很多理想，包括对男性的解放和对孩子看护者价值的认可，都还未实现。金斯伯格的老友辛西娅·福克斯说：“如果金斯伯格不是总那么轻言细语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温和优雅地过着传统的生活，人们一定会认为她是个极端激进分子。”

金斯伯格不愿出风头，她宁可人们认为她温和传统。“她把自己看作是宏大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纽伯恩说，“她只关注法律的结果，而非改变了法律的律师。”

小布什总统上任后任命了两位保守派大法官，这使得最高法院的政治天平向着保守右翼略微倾斜——促进种族平等权、生育权、医疗卫生权、劳工保护权的进程被打断，而有权势的各大公司则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和政治影响力。而且，这种略微向右翼倾斜的勉强平衡也随时可能被打破，下一任总统有可能会任命多达三位大法官，谁也无法预测他们的上任会对最高法院的政治天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金斯伯格坚持不退休，她在不断提醒其他大法官和全体国民，美国宪法中“人人平等”的诺言还未实现。她喜欢引用宪法开头的句子：“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但她也总会指出，这句话尽管言辞优美，但它所说的“我们”其实排除了很多人。“比如说，我就不被包括在宪法最初定义的‘我们’中，因为‘我们’不包括女性。”

金斯伯格说。“我们”也不包括奴隶和美国原住民。在宪法建立后的几个世纪中，被排除在外的人们努力斗争，希望宪法认可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和地位。金斯伯格将此作为她毕生的事业。

这种执着大概也是她一直坚持健身，努力保持良好身体状况的原因。2014年11月末，金斯伯格在私人教练指导下健身时突然感到头晕。之后她做手术在右冠状动脉中植入了支架。但手术没有让她停止工作。同年12月10日，在有关1964年《联邦侵权索赔法》的两小时庭审后，金斯伯格邀请的莎娜（指《异见时刻》一书作者）、弗兰克·希、阿米娜托·索乌和安柯·曼得哈尼亚来到了最高法院。“我很高兴与‘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的创造者们会面。”金斯伯格说道。

正午左右，莎娜一行走进了金斯伯格的办公室。金斯伯格站着迎接他们，身后两侧站着她的法官助理。她手腕上因为心脏支架手术留下的瘀青还依稀可见。他们问金斯伯格，她想对那些敬爱她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金斯伯格想了一会儿，说：“你就告诉他们，我下星期就重新开始做俯卧撑。”

2、“金斯伯格风潮”如何兴起的？不鲁丝，无真相

2013年6月25日的那个清晨，金斯伯格公开宣读了她对《选举权法》一案的异议，希望可以引起社会关注。事实如她所愿。民权运动英雄、现任国会议员约翰·刘易斯把本案判决形容为“一把插进《选举权法》心脏中的尖刀”。自由派人士在对这个判决感到愤怒而绝望的同时也十分佩服金斯伯格的仗义执言。“当时愤怒的情绪在网络上蔓延。”阿米娜托·索乌回忆道。索乌和她的朋友弗兰克·希是华盛顿特区里年轻的网络发展策略师。对他们来说，把个人经历变成易于在网络中传播的内容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们也想为这件事做点什么。希将西米·诺克斯创作的金斯伯格肖像放在红色的背景上，在肖像顶上加上了纽约先锋涂鸦艺术家让·米切尔·巴斯奎特画的小皇冠，索乌在旁边写上“不鲁思，无真相”，做成了一幅海报。在这幅海报中，金斯伯格眼神冷静睿智，嘴唇紧绷。索乌和希把这幅海报分享到了Instagram，并制作成贴纸，贴满了华盛顿的大街小巷。

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市，二十六岁的法学生哈莉·杰伊·波普开始为金斯伯格作画。在她创作的漫画故事中，金斯伯格一直耐心地向其他大法官解释这星期的判决都错在哪儿，但在她听到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在“谢尔比县案”中故作姿态地惊叹道“哈哈，种族歧视已经不存在啦”之后，终于勃然大怒。波普还制作了印有“我爱金斯伯格”的T恤来卖，并把全部利润都捐赠给了一个致力于保障公平选举权的机构。

在纽约，二十四岁的纽约大学法学生莎娜·卡兹尼克惊骇于最高法院削弱《选举权法》的举动。她唯一的安慰便是金斯伯格对此同样有着不可遏制的愤怒。她的同学安柯·曼得哈尼亚在脸书上开玩笑地把金斯伯格称为“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莎娜受到启发，开创了同名轻博客来向金斯伯格致敬。对她来说，把金斯伯格大法官和体重三百磅的说唱歌手“声名狼藉先生”华莱士相提并论既是玩笑又是真诚的致敬。这两个人的对比实在鲜明——她是最高法院中的耄耋白人老太，而他是街头艺术界的早逝黑人男星；她不愿出风头，而他曾为了名望和人气而活。当然，他们之间也有共同点，比如说，他们都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长大，再比如，金斯伯格这个柔声细语的娇小犹太祖母和华莱士这个趾高气扬的说唱歌手一样，擅长运用言语给人以心灵的重击。

以上对金斯伯格的致敬和赞许不过是“金斯伯格风潮”的开始。曾经，金斯伯格被轻蔑地描述为严肃古板的学者，不够激进的另类女权主义者，以及无聊落伍的作家。但现在她成了推特上流行的话题标签，她说的每句话都在网上疯传。甚至，新闻媒体在描述她说的话时，已不满足于“金斯伯格说”这种平淡的说法，而是在头版标题中表示金斯伯格“犀利地直指事物本质”。人们开始以“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命名鸡尾酒——至少在两个城市中你可以喝到两种不同的“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鸡尾酒。卡通频道中出现了名叫“拉思·霍弗·金斯波特”的卡通人物（“以收拾别人为人生使命”）。金斯伯格的肖像被制作成拼贴画，绘成了美甲图案，至少被三个人文在了自己的手臂上，还被加上幽默的双关语印制在各种情人节礼物和节日贺卡上。

成百上千的人们参照金斯伯格的形象来为自己和孩子们制作万圣节服装。到了2015年春季，只要有女人想要开个聪明的玩笑来表达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她们都一定会借用金斯伯格的大名——喜剧演员艾米·舒默，《丑闻》一剧中的莉娜·杜汉姆，以及《傲骨贤妻》剧组都这么做了。滑稽演员凯特·麦金农时常在《星期六夜现场》中扮演金斯伯格，她会精神抖擞地大声说：“你刚刚被金斯伯格击倒了！”然后配上一段动感嘻哈乐。“我想说，鲁思·巴德·金斯伯格是世界上最爱‘惹是生非’的女人之一，”索乌宣称，“她这样严肃务实的人原本很难得到大众的关注和赞赏，但互联网使其成为可能。”

用法律语言来说，金斯伯格的“走红”没有先例。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上曾有过许多被公众厌恶或钦佩的大法官，但从未有任何一位得到过像金斯伯格这种程度的大众关注。在金斯伯格三十多年的法官生涯中，她一直保持着温和克制的形象。了解金斯伯格的人对她的“走红”感到好笑又困惑。“金斯伯格根本不在乎能否成为大众偶像。”大卫·施泽说，他曾是金斯伯格的法官助理，现在是她的朋友。金斯伯格的儿子詹姆士则评价道：“她可不是个赶时髦的人。”女权主义作家瑞贝卡·特雷斯特指出，长久以来，在我们的文化中，年长的女性要么是慈眉善目的老奶奶，要么是恶毒的瘪嘴老巫婆，但金斯伯格犀利睿智的公众形象改变了“美国社会对于掌握权力的年长女性的想象”。金斯伯格的老朋友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惊奇地发现大学校园到处都贴着金斯伯格的画像，她很高兴金斯伯格推翻了她长久以来的观点：“女性会因为年纪增长而失去权力，男性则恰恰相反。”

历史上，让女性失去权力的一种方式是迫使她们让位给他人。在金斯伯格成为流行文化符号之前不久，一些自由派法律教授和时事评论员就在劝她辞职，他们认为，金斯伯格可以为自由派做的最大贡献就是赶紧退休，这样奥巴马总统就可以提名一位更年轻的自由派大法官来代替她。金斯伯格根本不在乎这些流言蜚语，她继续全身心投入自己热爱的事业，公然拒绝让位，这在一些自由派人士看来则又是一个危险的反叛举动。

在最高法院中，大法官论资排辈。开会时，大法官们按资历长幼顺序发言；撰写判决书时，资历最长的大法官指定执笔人选。2010年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大法官退休后，金斯伯格成了最高法院中资历最长的自由派，她全身心地发挥着领导者的作用。金斯伯格选择继续在最高法院工作不仅因为她热爱工作，而且还因为她认为最高法院正向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为了指出这些错误，金斯伯格打破了自己多年一贯的缄默自制，站到了公众的聚光灯下。“我感觉到她开始逐渐愿意成为公众人物。”金斯伯格在美国民权同盟的前同事伯特·纽伯恩评论道。“这也许是因为我不再像刚成为大法官时那样畏首畏尾了，”金斯伯格在2014年接受《新共和》杂志采访时说，“但更重要的是，最高法院中大法官的组成发生了变化。”虽然说得很客气，但金斯伯格真正的意思是，这些年来最高法院向着保守右翼倾斜了许多。

但金斯伯格从不畏惧挑战。虽已在耄耋之年，但金斯伯格绝非一些人认为的命悬一线的虚弱老太。直到快八十岁，她才终于放弃了滑水这个兴趣爱好。

3、异见时刻：金斯伯格的异议

a.金斯伯格在“冈萨雷斯诉卡哈特案”中的异议意见书节选

“凯西案”指出，一旦女性基本的堕胎权利受到质疑，女性“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便危在旦夕。“就在不久之前”，女性还“被认为是家庭生活的中心，她们必须为家人服务，因此无法充分享受宪法给予的独立法律权利”。

本院在“凯西案”中明确指出，这些看法“已与我们现今对于家庭、个人和宪法的理解不相符”。人们已充分认可女性也拥有足够的智慧、能力和权利“平等参与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女性能否充分发挥个人潜力与“她们能否独立决定自己的生育计划”密切相关。因此，法律不允许过度限制女性堕胎权。这并不只为保护女性隐私权，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女性自主权，这种自主权给予女性权利自由决定人生轨迹，从而享受与男性平等的公民权利。

事实上，本院持多数意见的大法官们在此案中禁止堕胎的依据是：堕过胎的女性会后悔自己的决定，而且会因此“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失去自信”。多数意见大法官们很清楚，根本没有可靠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说法。他们担心，考虑到女性“脆弱的情感”和“母亲对孩子爱的纽带”，医生可能会不忍心告知她们“部分分娩流产术”的手术流程。本院不仅不去要求医生准确完整地告知女性可选的堕胎方法以及它们的风险，反而选择以女性生命安全为代价，剥夺女性自主选择的权利。

这种思维模式中隐含的对女性在家庭和宪法中地位的看法早已过时且毫无权威。

多数意见大法官们认为他们完全可以揣测到女性在堕胎问题上会产生的感情，并以此为基础来决定女性的命运。但本院曾多次强调“女性的命运必须由她自己的感情和她对社会的认知来决定”。

……总而言之，“部分分娩堕胎术”禁令不能促进任何合法政府利益。本院多数意见也没有提出任何可信的理论支持其对该禁令的维护。坦白说，这个禁令本身，以及本院对它的袒护，目的便是损害女性的堕胎权。堕胎权，作为女性的基本权利，已在判例中被确认过多次，其对于女性人生的重要影响也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理解。

b.金斯伯格在“莱德贝特诉固特异轮胎公司案”中的异议意见书

在我们看来，该案中的多数大法官们不理解或不关心女性在职场中可能受到的但难以为人所知的薪酬歧视。

今日的判决建议，一旦你感到自己的薪资跟同事存在差异，即便还不确定这是否是由于歧视引起时，也应当马上提起诉讼。但实际上，刚开始时你并不知道做着同样工作的男同事工资更高。当然，这样做的话，你很可能会因为诉讼时机不成熟而输掉诉讼。

莱德贝特是她所在行业中第一批进入职场的女性，在这样男性主导的职场中获得成功的女性都与莱德贝特有着相同的经历，她们因为焦虑而不愿引起事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莱德贝特没有更早提起诉讼是出于对雇主的信任，这不应成为阻止她现在因基于性别的薪资歧视想得到补偿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莱德贝特不是因为性别，而是因为种族、宗教信仰、年龄、民族血统或残疾而受到薪资歧视，同样也不能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

c.金斯伯格在“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中的异议意见书节选

“没有人怀疑选举歧视依然存在。”但我院今日的判决抛弃了已被证明是解决选举歧视问题的最佳方式。在1965年《选举权法》开始实施之前，我们已经尝试了许多其他对抗选举歧视的方法，但都一无所获，但《选举权法》却实实在在地发挥了作用。《选举权法》中最有效的规定是要求所有历史上曾歧视对待少数族裔选举权的地区在对其选举权法作出任何修改前，都必须通过联邦政府的审查。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确保公民有权利不受种族歧视自由投票，但在这两条修正案通过的一个世纪之后，“选举中的种族歧视的疫症”依然“感染着我国一些地区的选举过程”。早期对于这种邪恶疫症的抗争少有成效。每当某种选举歧视的形式被发现并禁止之后，更多形式又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我院就曾屡次遇到过这种“多样化且难以根除的”剥夺少数族裔公民投票权的法律……《选举权法》的出台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是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最对症、有效、正当使用联邦立法权力的例证。

……大量证据证明，国会认为选举歧视可能会回归并非空穴来风。在审查制度正发挥作用时废除它，就像因为在暴风雨中没有淋湿而扔掉雨伞一样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