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银行从业人员愿意描述其在2008和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经历,但是花旗银行(Citigroup)伦敦办公室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投资者销售主管康纳·戴维斯(Conor Davis)则打破了沉默。他所在的银行巨头花旗2008年底在破产的边缘岌岌可危,被迫接受了美国问题资产救助计划(U.S.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提供的45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此后还不得不为了生存在全球范围内裁掉5万名员工。在欧洲地区担任高管的戴维斯承认这些措施在当时是极其痛苦的,但是花旗银行也在此期间成功地加大了在欧洲固定收益业务的仓位,以此来从市场复苏中获益。
“从某些方面来看,危机帮助了我们,”戴维斯说道,“我们得以从内部进行重组,并能够以合适的组织形式进行竞争。我们被迫在他人之前进行了上述重组。”
戴维斯表示,财务压力迫使花旗银行将其固定收益业务进一步集中到其最有优势的领域,所以这家银行把资源从拉丁美洲和亚洲转向了欧洲。在2008年秋天,随着危机的全面爆发,他开始雇佣一些来自竞争对手银行负责政府债券和衍生品交易的人。
在他雇佣的大约四十名雇员中,加拿大人安德鲁·莫顿(Andrew Morton)是其中一员。安德鲁曾经担任雷曼兄弟欧洲固定收益部门的主管,现在掌管着花旗银行欧洲利率业务。
随着花旗银行固定收益业务的加强,其欧洲的竞争对手——大部分在危机后短期内避免了采取大幅削减紧缩措施——开始削减各自的运营业务。在过去的两三年间,为了应对增长的资本费用和疲弱的经济形势,摆脱监管和政府方面对银行错误行径施加的强大压力,欧洲投资银行一直在进行大幅裁减。结果就是美国投资银行在欧洲取得了令人吃惊的优势地位,在六年多前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时,没有人会预见到这样的结果。
“我并不是想说,我们能够从绝望的深渊走出来并成为这个领域前三或前四的银行,是因为我们有这些明星一样的雇员,”戴维斯说,“我们雇员的实力的确很强,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个期间其他银行正在撤出相关领域。”
美国银行业的胜出
格林威治联营公司(Greenwich Associates)最近进行的投资者调查显示,花旗银行在欧洲固定收益业务中名列第三,排在英国的巴克莱银行(Barclays)和德国的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之后。不过,这一调查是在去年冬天进行的,当时巴克莱银行尚未宣布对投资银行部裁员1/4并缩减固定收益业务,以应对更严格的监管政策和盈利能力的减弱。
在这份调查中,花旗银行同时还在信贷业务中排名第三,在利率业务中与汇丰银行(HSBC)和JP摩根大通集团(JP Morgan Chase&Co.)并列第三。英国的研究分析机构联盟公司(Coalition)2013年发布的投资银行行业排名中,花旗银行和美国美林银行(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被认为是在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固定收益、货币和大宗商品业务领域在收益上“表现最突出的两家银行”。
花旗银行的成功并非偶然。在过去五年间,英国巴克莱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瑞士的瑞银集团(UBS)和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甚至是德意志银行都在收紧其银行投资活动,而美国的银行们则加速前进在欧洲角斗场的每个角落攻城拔寨,包括最为重要的FICC(固定收益证券、货币和商品期货)和并购咨询业务。
市场研究机构迪罗基公司(Dealogic)的调查显示,2014年,在股票资本市场、债券资本市场、并购咨询和贷款业务的总佣金收入方面,JP摩根超过了德意志银行。JP摩根的佣金收入高达16.56亿美元,占到总市场份额的7.7%,相比之下,在此前四年欧洲业务排名均列首位的德意志银行佣金总收入为16.52亿美元,市场份额占比为7.6%。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排名第三,佣金总收入为13.46亿美元,市场占比6.2%,紧随其后的是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10.46亿美元)和花旗银行(10.37亿美元)。名列前五的银行中有四家都是美国银行。相比之下,四年前这一排名上名列前五的银行中有三家是欧洲的银行。
“总体上,不同的投资银行部门中都存在着市场份额从欧洲银行向美国银行的转移。”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est &Young)伦敦办公室的银行和资本市场业务主管史蒂夫·刘易斯(Steven Lewis)说。
诚然,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监管审查和盈利压力,美国的银行已经自行采取了裁减措施。上个月美国美林银行、花旗银行、高盛集团和JP摩根公布,它们的收益在去年第四季度下滑6.6个百分点至86%,原因主要在于交易收益的大幅下滑,特别是大宗商品(FICC)业务。JP摩根的老板杰米·戴蒙(Jamie Dimon)抱怨说银行遭受到来自监管部门的“攻击”,监管部门正在各个领域推动一系列成本高昂的措施,从劣质抵押债券的销售到所谓的外汇交易价格操控、用新杠杆率等措施提高资本金要求以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的额外资本费用。尽管如此,美国银行仍然在危机后的数年里超越了其欧洲的对手。
银行家和分析人士称,美国银行能够占据优势地位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从针对危机更早的、更激进的监管应对措施中获利。美国权威部门2009年对主要银行进行了压力测试,以确保它们拥有足够的资本承受新一轮的市场动荡。上述测试推动了一轮大幅的资本融资。美联储估计,自2009年以来,30家顶级银行控股公司已经筹集了5110亿美元来充实一级资本金。
欧洲收缩投行业务
相反,欧洲权威部门在迫使银行巩固资产负债表方面的行动则要迟缓得多。欧洲银行管理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在2010年和2011年进行了压力测试,但是他们却未能成功地刺激市场信心。比方说,仅在通过2011年压力测试后的几个月内,比利时-法国的德克夏银行(Dexia)和西班牙的班基亚银行(Bankia)事实上几近破产,需要数十亿欧元的政府救助,迫使西班牙向欧盟的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Union’s 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申请援助。欧洲的情况直到去年才逐渐稳定下来,欧洲央行对欧元区银行系统采取了全面的评估,推动大量机构筹集几十亿的新注入资本。2013年,巴克莱通过股票认购权发行(a rights issue)和债券发售筹集了120亿美元;德意志银行去年筹集了99亿美元。
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经济的疲弱走势,同时相对于其美国对手,欧洲银行的竞争力也相应遭受了打击。2013年,美国消费者基本上停止了去杠杆化,企业收益以健康的速率增长,而资本市场活动——债券和股票发行以及并购——已经出现了强劲的反弹;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银行恢复并巩固其盈利能力。而欧洲银行则没有像这样的有着广泛基础的业务活动上行趋势。巴克莱银行估计,欧洲主要银行投资银行部门的股票投资回报已经减半,从2008年大约21%-25%滑落至2013年的10%-13%左右。结果,欧洲银行要比其美国对手进行更加痛苦的业务精简。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刘易斯说:“已经有许多欧洲银行非常清晰地做出了决定,将其活动集中于某些特定的银行业务,同时从其他领域中撤出。”
最后,美国银行还享有规模化优势。它们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行业领导人,“基于规模化,许多固定成本在全球水平来看现在是可控的。”伦敦JP摩根办公室的银行分析师科安·阿布侯赛因(Kian Abouhossein)说。欧洲银行从未真正成功地在美国固定收益市场站稳脚跟,因此它们也从未能取得像JP摩根、花旗银行和美国美林银行这样的全球性支配地位。
“由于存在大量的固定成本,规模效应是十分重要的,”阿布侯赛因说,“这是为什么像巴克莱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瑞银集团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瑞士信贷集团现在正处于撤退收缩状态的关键性原因。”
从历史上来看,仅有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集团和瑞银集团曾经成功地取得了与华尔街银行巨头相媲美的全球性市场份额。但是,由于瑞士国家银行(Swiss National Bank)实行了比美国和欧洲权威部门高得多的资本金要求以应对其尾大不掉的问题,瑞士的银行目前已经被迫进行紧缩。
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提起破产请求后,巴克莱银行曾经投机性地买入了这家银行的股票经纪部门,从而在一些关键市场短暂地取得了全球性规模。在顶峰时期,这家银行的投资银行部——“巴克莱资本”创造了整个集团85%的利润。但是,巴克莱投资银行部门的总设计师罗伯特·戴蒙德(Robert Diamond)被迫于2012年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原因是该行被指控密谋操控关键的借贷基准利率——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巴克莱银行的脆弱性还在于它比美国同僚的杠杆率要高得多:2012年其总资产是有形资产的23倍,而高盛集团的该比率仅为11倍。戴蒙德的继任者安东尼·詹金斯(Antony Jenkins)一直在收缩该集团的投资银行业务,以更多地关注商业地产和消费者银行业务。
“巴克莱的投资银行业务过于暴露于固定收益、货币和大宗商品领域的波动性,而整个银行集团又过于暴露于投资银行业务的波动性。”詹金斯在2014年5月的一个电话会议中这样对分析师说,以此来解释这家投资银行的业务收缩。去年7月,巴克莱银行公布,2014年上半年其投资银行业务税前利润下降了49%,跌至10亿美元的水平。
英国政府在上场金融危机中通过收购78%的股权救助了苏格兰皇家银行,该行其后大幅缩减了其投资银行业务,全面退出股权、大宗商品和并购咨询业务。该行的资产负债表总规模已经削减了一半以上,资产项下总金额从2007年的37亿美元缩减到2014年的17亿美元。彭博社(Bloomberg)在1月份的报告中说,该行的首席执行官罗斯·麦克尤恩(Ross McEwan)在新加坡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讨论关闭其在亚洲的公司业务部门,这涉及到2000名员工的裁员问题。所有这类裁撤都是该集团更广泛削减全球投资银行业务的一部分,成本削减额度高达60亿美元,同时这也有助于苏格兰皇家银行重新专注于英国地区消费者和商业银行业务。
“极其有可能的是,巴克莱和苏格兰皇家银行将作出重大战略转移,撤出除了英国以外的所有欧洲市场。”研究机构大西洋股权(Atlantic Equities)伦敦办公室的银行业务分析师克里斯托弗·惠勒(Christopher Wheeler)说。
瑞士的大型银行也处于收缩当中。自2011年9月成为瑞银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以来,塞吉奥·埃尔默蒂(Sergio Ermotti)已经削减了亏损严重的投资银行业务、裁撤利率和信用业务,同时将业务重点转移至并购咨询、股票交易和外汇部门。作为这场彻底重构的一部分,该行裁掉了10000名雇员,占到总雇佣人员的15%。2014年第三季度,在花掉17亿瑞士法郎的诉讼费之后,瑞银集团投资银行部的税前损失高达12.8亿瑞士法郎(15亿美元)。其对手瑞士信贷集团的投资银行业务收益则在第三季度翻了一番,达到15.2亿美元,收益主要来自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控股集团首次公开募股的承销费。瑞士信贷于2013年10月退出了利率交易和大宗商品业务;去年10月,它宣布将进一步缩减680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规模。
一直高高在上的德意志银行也开始了业务精简。该行于11月宣布终结单一公司信用掉期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s)交易业务,而这在金融危机前是投资银行业最赚钱的业务之一,这也曾经推动了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之一安苏·简恩(Anshu Jain)职业生涯的晋升。
贾殷及该行的另一位首席执行官朱尔根·费琛(Jurgen Fitschen)在上个月的一份新年备忘录里对雇员们表示,他们将在第二季度发布新的战略计划,德意志银行需要摆脱其对证券交易的长期性依赖。“过去的一年对我们来说是变化最大的年份之一,”他们写道,“欧洲经济前景不明,低利率和正在改变的监管法规等因素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挑战,而且这种局面很可能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数据证据
每家银行在特定区域所进行的具体业务活动是很难追踪的。银行公布的往往是在全球内的总收益和利润以及各个地区的整体情况,但是他们并不提供各个业务在不同地区的具体收益情况。
弗里曼(Freeman &Co.)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专门从事高端并购咨询业务的公司,该公司专门负责跟踪欧洲银行情况的分析师杰弗瑞·纳索夫(Jeffrey Nassof)估计,欧洲投资银行在佣金总收入中的占比从2007年的62%下降到了2014年的55%。
根据迪罗基公司的数据,JP摩根去年在欧洲并购咨询业务中拔得头筹,佣金收入为4.67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是高盛集团,佣金收入为4.58亿美元。JP摩根在股票资本市场排名中也名列首位,佣金收入5.1亿美元;排名第二的是摩根士丹利,佣金收入3.85亿美元。德意志银行在债券资本市场排名中占据首席,佣金收入为5.38亿美元;位列第二的是JP摩根,佣金收入4.36亿美元。德意志银行在欧洲银团贷款业务中排名第一,佣金收入为3.52亿美元;第二名为JP摩根,佣金收入为2.28亿美元。
格林威治联营公司通过对欧洲的银行家和机构投资者进行采访的方式来判定市场份额。通过这一手段得出的结果如下:巴克莱银行去年继续领军固定收益业务,尽管其市场份额从2012年的13.3%下降到11.9%。德意志银行紧随其后名列第二,市场份额为9.7%,比2012年下滑了2.2个百分点。JP摩根排名第三,市场份额为8.9%,比2012年上升了0.5个百分点,花旗银行排名第四,市场份额8.6%,比2012年上升了2.4个百分点。JP摩根在信用业务上居首,而巴克莱银行则领军利率业务。
“欧洲最大的固定收益交易商正在策划将成本高昂的新资本投向最佳客户群体,”格林威治联营公司在其年度调查报告中说,“结果是:为了获得受青睐的客户这一相对较小群体的业务,各大银行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很多大型交易商都抛弃了利润不那么丰厚的客户关系。”
根据格林威治联营公司位于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总部的市场经理弗兰克·芬斯特拉(Frank Feenstrai)的说法,欧洲银行活动承受打击最严重的是进行政府债券交易的利率业务。“利率业务收益总量大幅下降,不存在很大的赚钱空间,”芬斯特拉说,“同时,业务运营成本却由于更高的资本金要求而不断上涨。简单来说,银行没有足够的资产负债表空间来承受跟过去一样规模的存货。”
JP摩根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银行业务主管维瓦斯·拉法范(ViswasRaghavan)称,JP摩根是向高品质机构投资客户转向的最主要获益者之一。“投资银行佣金的客户来源有所增长,不过我们在这一增长中所占的份额要增加快得多。”拉法范说。
JP摩根在英国市场上的份额大幅提升,而英国是欧洲投资银行业务最大的市场,通过收购英国嘉诚证券公司(Cazenove),JP摩根在2005年买下了这个被称为“女王的经纪商”的著名公司50%的股权,在五年后的2010年收购了剩下的一半。去年,JP摩根在英国市场上独占鳌头,佣金收入5亿美元,市场份额10.4%,大幅领先排名第二的巴克莱银行,后者佣金收入4.49亿美元,市场份额7%。两年前,巴克莱银行以总佣金中占比8.8%名列榜首,当时JP摩根仅为6.8%。
拉法范一直在疯狂地雇人。2014年7月,他从高盛挖来了在那里从业20年的多萝西·布莱森(Dorothee Blessing),担任JP摩根投资银行德语欧洲部的主管。布莱森的丈夫马丁(Martin)是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的首席执行官,该银行是德国仅次于德意志银行的第二大贷款机构。向布莱森进行报告的是安东·乌尔姆(Anton Ulmer),他是JP摩根于2014年2月从摩根士丹利挖过来担任其匈牙利投资银行业务主管。
高盛同样也享受着其在欧洲的增长。根据该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提交的季度报表,高盛EMEA地区收益在2014年前9个月上升了20%,达到75.5亿美元,这是目前可获得的具有详细数字的最新数据。
并购业务是该公司近来最强劲的业务:高盛去年在欧洲并购咨询业务中排名第二,占到总市场佣金费用收入的7.9%。其进行的主要交易包括:为位于都柏林的柯惠医疗(Covidien)提供并购咨询,该公司被美国美敦力公司(Medtronic)以45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为瑞士的诺华集团(Novartis)出售动物保健部门提供了咨询,诺华最终以51亿美元将该部门出售给了美国礼来制药(Eli Lilly)。高盛一直是“敢冒风险的先锋,相比之下在某些情况下别的银行往往要保守一些”。高盛伦敦办公室的欧洲并购部门主管吉尔伯特·波兹(Gilberto Pozzi)说。
瑞德集团(Lazard)也在欧洲的并购市场上获得了更多的份额。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肯尼斯·雅各布(Kenneth Jacobs)说,美国银行之所以表现颇佳是因为欧洲经济的疲弱导致了美国和欧洲公司之间的合并。去年,在通用电气以170亿美元收购法国阿尔斯通(Alstom)的交易中,瑞德集团是提供咨询服务的三家银行之一,此外的两家银行分别是纽约的中景公司(Centerview)和瑞信集团。此外,瑞德还向天合汽车集团(TRW Automotive Holdings Corp.)提供了咨询服务,天合最终以135亿美元的价格被德国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采埃孚(ZF Friedrichshafen)收购。
“随着金额在5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交易的重现,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市场上地位的增强。”雅各布说,他所在的银行在2012年欧洲并购咨询业务中排名第十,成交总金额为1000亿美元,而去年则跃居第四,交易总金额高达3420亿美元。“为了执行这样大规模的交易,你必须拥有强劲的本土团队,同时还必须利用来自全球不同地区和行业集团的更大范围的努力。”
收复失地很难
对于美国银行及其欧洲对手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美国银行的上述进展本质上是周期性的,还是很可能转化为永久性的状态。今天的失败者有可能是明天的成功者,这正是花旗银行成功证明了的。
JP摩根的阿布侯赛因相信,欧洲银行将很难重新夺回其失去的市场份额。对于那些已经放弃特定业务的银行,比如瑞银集团、巴克莱银行甚至是德意志银行在单一公司信用互换业务的退出,要想再重新恢复这些业务将十分困难。
“历史表明,一旦你退出某个业务——我们很清楚地在2001年技术、传媒和电信泡沫崩溃时看到——要想再重新收复失地是极其困难的,因为重建这些业务的门槛回报率是极其高昂的。”阿布·侯赛因说。
大西洋股权公司的惠勒补充道:“在我看来,危机之后的新监管法规和欧洲政府债券发售给美国投资银行打开了大门,他们进入欧洲市场并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
来源:陆家嘴
原标题:美国银行业如何在欧洲市场反客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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