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本文的分析之前,先来问一个问题:是不是一个地区的恩格尔系数越低,居民就越富裕?
我们不妨从数据中寻找答案:2016年,黑龙江与广东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27.7%和32.9%,而两个省份无论是经济发展状况还是人均收入水平,都不能相提并论。
现象的背后是恩格尔系数的局限性正日渐凸显,而我们也有必要转换思路,找到一个能够超越恩格尔系数的新指标来度量居民的生活水平,于是便有了此文。
恩格尔系数的局限
恩格尔系数,表征的是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开支所占的比重,该指标是由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在对153户比利时家庭的家庭预算和支出做了详细分析后,于1857年提出。
按照恩格尔的观点,“越是贫穷的家庭,其消费支出中的食品开支比重就越大”,这一规律也被后人命名为恩格尔定律。基于此,恩格尔系数的大小便被人们作为判断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依据。后来,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统计和研究工作,并大都认为恩格尔定律具有普适性。
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至今,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均呈现出极为明显的下降态势。Wind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降至2017年的28.6%,而同期的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由67.7%降至31.2%(参见图1)。2017年,我国国民整体恩格尔系数为29.3%,理论上已进入富裕国家行列。
然而,今年以来,从社零增速下降到榨菜泡面业绩亮眼,再到汽车市场“金九银十”的惯例被打破,无一不在提醒着:全国范围内的大部分人,还称不上富裕。也正因为如此,恩格尔系数指标的局限得以显现。
这其中,最大的问题便体现在食品支出占比的下降,并不必然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具体而言,恩格尔系数的算法之中并未解释食物消费支出占比减小的原因是什么。倘若是出于某种原因,让人们节衣缩食,从而能够省出钱来应付一些必要的大额刚性支出,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恩格尔系数的减小很可能反映的是居民生活质量的降低。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近些年房价的大幅上涨,让不少人在收入增幅赶不上房价之时,为了买房而背负上房贷(参见图2)。鉴于人们每个月的收入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要用于偿还房贷,那么在饮食方面就会减少开支,这便造成了恩格尔系数下降的“表象”。当然,日渐增长的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同样会产生类似效果。
此外,除了收入,食品价格指数、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乃至政府推行的各种政策,都是影响食品消费支出占比高低的关键因素。所以,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只能说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
恩格尔系数局限性的根源是什么?
事出必有因,恩格尔系数的局限也必然能够找到合理的解释,而这要追本溯源,从恩格尔为什么要将食品支出所占比重作为衡量标准说起。
在恩格尔所处的年代,全社会范围内的物质财富较为匮乏,居民收入水平也相对低下。如此一来,人们对于消费的次序安排势必要从生活的最基本需求开始,“吃”自然是排第一位的,这是因为食品消费是最基本、最基础的消费,所有个人的学习、创造和社会集体活动,都必须以生命状态及其活动能力的保持为前提。此时,食物的边际效用无疑是极大的,而同其他奢侈品相比,其弹性也是较低的。故用食物支出所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能最为直接清晰地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的真实情况。
倘若定义食品具有“维持生命”与“享受生活”的双重属性,那么按照恩格尔的本意,食品应是“维持生命”所需,且是一种生活必需品。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今天的人们对于食品消费的要求也有所变化,不再满足于“维持生命”的层面,而是需要升级到“享受生活”的境界之中。举例说明,现今的不少人在饮食方面已颇具健康与休闲意识,比如热衷于购买进口奶粉与橄榄油,或是愿意在环境品质较好的餐厅消费等等,这些也反映出,人们的消费已经由物质层面的满足,上升至精神层面的享受。
更进一步说,恩格尔系数的降低,本质上反映的是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而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又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逻辑。该理论是说,人类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可以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参见图3)。这些需求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回望改革开放至今的历次消费升级,从解决温饱到“新老三件”的更替,再从汽车与住房消费到更加注重个性化与体验式消费,不难发现,每一次消费内容的变迁正是反映了人们需求层次的升华,这也恰好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的一种真实的外在表现。
倘若过去,人们消费是为了解决温饱与基本生活(对应马斯洛需求层次中的“初级阶段”),前十年出现的“名牌购物潮”是人们为了满足虚荣需求(对应马斯洛需求层次中的“中级阶段”),那么到现在,人们就慢慢进入到了“为了自己的快乐”这一阶段(对应马斯洛需求层次中的“高级阶段”),即由生理需求转向精神层面的需求。
如果说“总体达到小康”表明的是人们彻底解决温饱问题,那么“全面建成小康”则应是包含物质与精神在内的全方位的生活质量提高。因此,在更加关注精神层面消费需求的现阶段,恩格尔系数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的形势,我们有必要寻找一个新的指标来加以诠释。
超越恩格尔系数的“新恩格尔系数”
相比于传统的实物性消费,眼下服务领域的消费无疑更受人们青睐:它既满足了人们在精神上对于生活质量改善的需求,又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创造力增强的服务消费的迅速增长。根据麦肯锡《2016中国消费者的现代化之路》,国内消费者在增加支出的同时,消费形态也在悄然变化,具体表现为消费者更加注重生活品质及体验的提升,诸如文化、旅游和休闲娱乐的支出增多。
如果把消费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三大类,那么服务性消费将属于精神层面的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而食品消费则应归于实物层面的生存型消费。此外,服务性消费还不包括人们的刚性支出——房贷,故更能直观地反映人们的消费升级与生活改善状况。而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同样表明,居民消费升级与生活质量改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服务性消费逐渐取代商品性消费的主导地位。
于是,在笔者看来,用居民服务性消费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当前居民消费升级与生活水平的判定标准,显然要比恩格尔系数更加适合,我们不妨将其称为“新恩格尔系数”。与恩格尔系数相反的是,“新恩格尔系数”越大,表明居民生活质量越高。
我们可以看一下不同国家的“新恩格尔系数”变化情况。Wind数据显示,自1981年以来,美国的“新恩格尔系数”长期保持在60%以上,日本也处于55%左右的高位,这便充分反映出美国与日本居民的精神消费需求正在日益得到满足(参见图4)。我国自1995年至今,“新恩格尔系数”实现了从21.07%到41.42%的跃迁,但是与同期的美国和日本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因此,在精神消费需求日益增长的今天,如何以“新恩格尔系数”为参考、完善居民服务消费市场的供给端将是未来我国推动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抓手。
具体而言,我们需要着力推动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改进以及服务产品质量的提升,以此来提高国人自身的边际消费倾向,在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得到满足的同时,消费潜力也能得以释放。同时,还应在提升消费市场软实力方面多做文章,比如构建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推进国内消费品与国际标准对标,在支持企业培育新品牌等方面落实政策,强化监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等等。
当然,同恩格尔系数相类似的是,“新恩格尔系数”同样也会因消费习惯、文化传统与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差异,从这个角度看,该指标也并非尽善尽美。因此,在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与居民生活水平时,还是应该充分结合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基尼系数等其他统计指标来加以综合分析,并将各地的政策环境与居民生活习惯等数据无法反应的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如此方可得到真实可靠的答案。
(来源:苏宁财富资讯 作者: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付一夫)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