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2月27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维也纳贝尔加塞大街19号坠入了爱河。其情感的客体是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这位年轻的精神分析学家比弗洛伊德小19岁，当时已经是著名的伯格霍茨里医院（Burghölzli Hospital）的临床主任，并在苏黎世大学担任教授。荣格因发明了字词联想测试（word-association test）而得到国际上的认可，他的实践也以兼具温和与犀利而闻名。然而，在荣格读到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之后，他被弗洛伊德的理论震慑住了，决定去找他当面交谈。他们的面谈持续了13小时，深入探讨了无意识、精神分析的方法以及对梦的分析。

荣格的学识给弗洛伊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他力邀荣格加入精神分析界之举也涉及到政治上的动机。作为一项知识上的运动，早期的精神分析与政党高度相似——也许还有一点宗教的雏形——而弗洛伊德则是其不可动摇的核心。他将精神分析的扩张称为“事业”（the Cause），推动这项事业的方式则是让主流的精神分析学家加入进来，且要无情地排挤掉企图自行其是的追随者，如威廉·施泰克（Wilhelm Stekel）这样的人，后者一度称弗洛伊德为“我的救主”。在弗洛伊德的圈子里，开诚布公地批评观念是可以的，但如同他对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所言，“成员必须与核心保持高度一致，要不然这个圈子就不成其为圈子了。”

在弗洛伊德的心目中，“事业”面临的最大阻碍就是反犹主义（anti-Semitism）。弗洛伊德自己是个持无神论立场的犹太人，而聚集在弗洛伊德客厅里的那群“星期三心理学研究会”（Wednesday Psychological Society，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精神分析学会）的创始人也都是犹太人。弗洛伊德担心，精神分析跟犹太教（Judaism）的关系太过紧密，这可能会令它无法投合主流科学的口味。“我们的雅利安同志，”他写信给朋友说，“对我们乃是不可或缺的；否则，精神分析就很可能受到反犹主义的迫害。”如此一来，弗洛伊德便把赌注押在了荣格身上：才能超群、为人公道而且受到建制派科学圈子的接纳——以及，最要紧的是，他出生于瑞士新教徒家庭，没有一丁点犹太血统。“惟有他的现身，”弗洛伊德坦承，“才能让精神分析不至于成为一个跟犹太人有关的全国性热点并且因此而招来危险。”

如果说，在弗洛伊德眼里荣格就好比是一名来自异教的王子（gentile dauphin，dauphin为旧时用法，指法国王储——译注），荣格本人又怎样看待弗洛伊德？作为一名性格阴沉的牧师的儿子，荣格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不太容易得到接纳——在主流精神分析学界的条条框框下尤其如此。他与许多早期的精神分析学家类似，是个离经叛道者——乐于游走在体面人圈子的边缘。他曾多次把自己想象成歌德再世（据称荣格跟这位诗人勉强能攀上亲戚，但此说高度可疑）。他始终牢记着自己12岁时做的一个梦，其中上帝在巴塞尔大教堂的顶上拉了一泡屎；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兴趣点则如同闪电一般游移不定。读到《梦的解析》之后，荣格发现，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他焦躁不安的心灵而言，堪称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至少一度如此。

荣格送给弗洛伊德的第一件礼物先于二人的会面。1906年，荣格将其字词联想测试运用到了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理论（theory of free association）上，后者是发掘被压抑的记忆的关键工具。这是针对精神分析法的首次观察性测试，它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提供了经验性的、科学的支持，令弗洛伊德十分兴奋。弗洛伊德向来坚持认为精神分析乃是一门科学（某些证据表明他甚至视自己为某种意义上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这与今天人们对他的印象有巨大反差）。虽然精神分析始于思辨，但他仍然确信这套理论可以有坚实的证据来支撑。荣格对此有一部分贡献。以此观之，不难理解为何弗洛伊德会爱上荣格，恰如他的理论所言，爱与自恋密不可分。

离开维也纳之后，荣格给弗洛伊德写了一封信，盛赞两人的会面“字字珠玑、意义深远”。此后一些年里，二人的关系如同恋人一般，缠绵悱恻而又激情澎拜，其感情可以用甜到发腻（saccharine）来形容。荣格宣称自己对弗洛伊德“有宗教般的迷恋”，而弗洛伊德在回信里则表示“你使我充满了对未来的信心”。这种投入体现为了孝道的（filial）形式：弗洛伊德是父亲，荣格则是儿子，也许不时还擦出过同性之爱的火花。很快，弗洛伊德于1910年安排荣格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的首任主席，该学会涵括了来自维也纳、苏黎世、柏林、伦敦乃至于美国的精神分析学家（其中大部分人是犹太人，卫什曼·恩斯特·琼斯则是个显眼的例外）。此时，荣格成了弗洛伊德钦定的接班人，后者更感到精神分析的未来总算有了一个着落。

维也纳的追随者对此则不那么确定。荣格当选主席后不久又在瑞士学术圈领衔担纲，这两件事令学会濒临崩溃的边缘。更糟糕的是，弗洛伊德的密友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逐渐开始对精神分析的“核心”发起了挑战。在荣格的协助下，弗洛伊德战胜了阿德勒一派的人，巩固了自己对这场运动的控制权。然而荣格对弗洛伊德的忠诚却并非天长地久。

据荣格的回忆，第一次摩擦发生于1909年二人的美国之旅，当时他们在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的演讲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弗洛伊德有个特别的习惯，他见到每个人都忍不住要分析一番，但此时却宣称自己不希望成为别人的分析对象。他表示这会削弱自己的权威。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上，荣格开始对弗洛伊德的霸权感到不满。

此外，他们之后的决裂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哲学上的理由。大部分追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家都会较多地关注性（sex）这一主题。在其力比多理论中，弗洛伊德深信自己已经发现了一切人类欲望和成就的普遍驱动力——无论在个人、文化还是文明层面。他主张，这一切归根结底又源自于性欲（sexuality）。精神分析的基础正是力比多理论，抛弃它基本就等于抛弃整个精神分析。而荣格从一开始就对性是否是这种能量和驱动力的惟一来源表示怀疑。弗洛伊德则希望能排除掉荣格的这一抵触。

他未能如愿。在两人交情的开端上，弗洛伊德也早有同样的担忧：他认为这位有基督教背景的牧师之子对神秘事物（the mystical）的关注或许难以被彻底消除——至少无法达到和他这个无神论犹太人同等的程度。二人决裂的关键，正在于究竟应赋予永恒的、心灵的、神秘的、不可确证的事物以多大的权重。对弗洛伊德来说，这些区分归根结底都可以被化约为力比多，或者说性驱力。在荣格看来，则必须严肃对待它们，不能轻易把它们解释掉（explain away）。

到了1912年，两人之间的裂隙再度扩大。当他们双双把目光投向宗教的时候，事态已足以引爆火药桶了。弗洛伊德1913年出版的《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便相当于一种最后表态，其中将宗教（事实上是文化本身）的诞生归结为俄狄浦斯情结。荣格在稍早一些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个无所不包且略显混乱的论证，其中包含着令他之后成名的理论的雏形：集体无意识、原型（archetypes）以及——对二人关系的致命一击——在概念上将力比多重构为某种“心理能量”（mental energy）。

友谊之死也伴随着非同寻常的恶意。1913年，二人在慕尼黑参加会议，会上气氛无比尴尬，此后弗洛伊德和荣格基本再未有过交谈。这场决裂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弗洛伊德试图像党魁一般把控精神分析学界类似，荣格也对他后来所称的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界实施铁腕统治——实话实说，荣格系心理学的邪教色彩（cultish）比其前辈弗洛伊德要强得多。

虽然弗洛伊德和荣格经常被指责以先知自居——此类批评的来源不限于其追随者——但二人皆没有创立新的宗教。他们也不是邪教领袖，而只是行事专横的无意识研究先驱。两人早期的交好及共事有政治以及知识上的理由。他们试图点亮的领域是极度怪异的，即便到了今天，也有许多人认为他们的观点不过是无稽之谈。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曾提到，无意识理论有如下含义：在我们自身当中就有某种类似于另一个人的东西，与此类似，在集体心理中也有一个相对于“我们”的他们。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堪称一波三折的友谊，或许正好反映出了上述理念在当时以及今天的惊人一面。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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