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组织“首届未来哲学论坛”，并且与浦东张江的ALTALT创新研发中心的唐春山先生合作，成立了一个公益性的民间学术机构“本有哲学院”，可以说是既必然也偶然。说是必然，是因为我主要研究尼采和海德格尔哲学，最近一些年来也研究当代艺术理论和技术哲学，这个背景使我更多地关注当今世界的人类生活以及未来走向。正如我在这次未来哲学论坛“邀请函”所写的：随着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加速推进，人类文明进入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变局之中，人类对未来的关切前所未有，未来之思已成当务之急。——孙周兴

孙周兴教授在首届未来哲学论坛发言。

“我不同意哲学被边缘化的说法，情形倒可能是，我们时代是‘最哲学’的时代，”《海德格尔文集》《尼采著作全集》主编、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长孙周兴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哲学在当代的命运以及未来哲学何所作为，“在现代技术加速推进、世界巨变、生命本质变异的未来新文明时代，哲学在新的生命规划、生活世界的重建、个体自由的维护等方面都将有大作为。”

孙周兴教授所在的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和ATLATL创新研发中心（大得创同实验室）成立了成立了一个公益性的民间学术机构“本有哲学院”，并且组织了一个顶级的、跨界的、国际性的“未来哲学论坛”，这是一件新鲜事儿，也是“最哲学”时代的一个明证。

11月23日-24日，首届未来哲学论坛在上海ATLATL创新研发中心召开，细胞生物学家、分子药理学家、同济大学前校长裴钢院士，法国著名哲学家、法国蓬皮杜中心创新研究所主任贝尔纳·斯蒂格勒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机器人实验室主任陈小平教授，当代著名哲学家、《存在与时间》翻译者陈嘉映教授，当代中国最富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研究员，ORGANIC PARKING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科斯塔斯·泰尔齐迪斯教授，德国波恩大学国际哲学中心主任马库斯·加布里尔教授等大咖应邀出席。

在首届未来哲学论坛开幕之际，孙周兴教授就本有哲学院、未来哲学论坛以及未来，技术，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新时代的人及其生活世界等热点问题接受记者采访。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细胞生物学家裴钢（右）和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美术学院讲座教授陈嘉映教授（左）出席未来哲学论坛。

李召：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在互联网和区块链的时代，在公众眼里，哲学已经跌落，失去了学科之王的地位，成为一种相当边缘的学问，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和语境里，您为何发起举办首届未来哲学论坛？听说，您成立了“本有哲学院”。“本有”是您对海德格尔的一个思想词语的汉语翻译，在中国的知名度不如“此在”（或者“亲在”），如何翻译也有很大的争议，为什么您用这个怪词命名这个新的哲学院？创立“本有哲学院”和未来哲学论坛的使命是什么？未来会什么样的活动方式？

孙周兴：今年夏天的时候，美国老国务卿基辛格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蛮有哲学味的。老先生在文中谈到新技术的诸多问题，也是忧心忡忡的，最后他呼吁：要赶紧成立一个由哲学家们组成的委员会，来讨论新技术的问题。他说，再不讨论怕是来不及了。我们也知道不久前去世的科学家霍金的预言，说人类将在百年内丧命于机器人。现代技术进入加速期，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天天过着，觉得今天跟昨天、前天没有区别。但这显然是假象，是经不过反思的。实际上技术每天都在改变世界，改变我们的生活。技术－工业－资本－商业合体，是今日世界文明的主体，今天的日常生活多半停留在资本－商业面上，对于背后支配性的力量——技术——并不关注。技术专家们被专业化得厉害，也是少有人能够跳出来综观全局，思考技术的方向和人类的未来。这时候，按基辛格的说法，就需要哲学介入了，因为哲学是一种宏大的、全局的、深度的思考。

我不同意哲学被边缘化的说法，情形倒可能是，我们时代是“最哲学”的时代，因为哲学的思维方式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人类经验的普遍模式，比如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论证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寻找理由，提供辩护。这就是哲学呀。就此而言，人人都是哲学家。所谓哲学被边缘化了，大概多半是从行业和职业的“钱途”来说的，不足为凭。实际的情况倒是，近些年来，热爱哲学者越来越多，报考哲学研究生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民间的哲学读书会，各大学的哲学课程班也招得满满的。

   我这次组织“首届未来哲学论坛”，并且与浦东张江的ALTALT创新研发中心的唐春山先生合作，成立了一个公益性的民间学术机构“本有哲学院”，可以说是既必然也偶然。说是必然，是因为我主要研究尼采和海德格尔哲学，最近一些年来也研究当代艺术理论和技术哲学，这个背景使我更多地关注当今世界的人类生活以及未来走向。正如我在这次未来哲学论坛“邀请函”所写的：随着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加速推进，人类文明进入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变局之中，人类对未来的关切前所未有，未来之思已成当务之急。这是我最近一些来一直在关注的课题，所以有某种必然性。说是偶然，是因为这件事起于与唐春山先生的一次聊天，春山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合作了好几件事，玩得很开心，大概今年五六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在我家里一起喝酒，谈到技术的最新进展，特别是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的一些情况，就说到了他正在筹备的张江ATLATL创新研发中心，他建议我在其中帮他做点哲学和艺术，首先成立一个哲学机构。我说好呀，事就成了。所以这事也算是一件偶发事件。春山是生物技术方面的专家，是一位有理想和有情怀的企业家，思考的格局很大，他这个研发中心的国际性和高端性也让我期待。

至于新成立的“本有哲学院”，我也得做个解释。“本有”是我在翻译海德格尔后期代表作《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一书时形成的一个新创译名，一个新创汉词，是对海德格尔的基本词语Ereignis的翻译。这个词不无神秘，今天已经在世界上出现了极为繁多的翻译尝试，中文世界最复杂，大概有十几个不同的译名。翻译的理由且不说，我只想强调一下，我这个译名是比较合乎Ereignis的字面义的。这次跟几位同好商量哲学院的名称时，我想到了“本有”这个译名，觉得释义空间大，又有某种奇异性，所以就定了下来。这几年国际学界对海德格尔的Ereignis兴趣日增，尤其是法国当代理论在这方面的讨论最热烈。

这个“本有哲学院”是民间的，也可以说是校企合作的项目，是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与ATLATL创新研发中心合作成立的。我们的重点是关于“技术与未来”这个主题的探讨。我们每年会做一次未来哲学论坛，以及平常的哲学工作坊和演讲，另外我们会组织和编辑一套“技术与未来”丛书，希望对这方面的思考做一些梳理。我们的目标是形成一个有特色的哲学研究机构，以及以人类未来思考为重心的多学科、国际化的商讨平台。

李召：目前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叫“未来已来”，未来哲学论坛抓住“未来”这个关键词。您有一本研究尼采的书叫《未来哲学序曲》，也主编了“未来哲学丛书”“未来艺术丛书”，那么哲学如何看待未来？在未来，哲学的命运如何？

孙周兴：对，前年我出版了一本关于尼采哲学的研究著作，书名为《未来哲学序曲——尼采与后形而上学》，在这本书里，我对尼采晚年的“未来哲学”命题做了比较细致的讨论。这几年我也发表了几篇以“技术与未来”为主题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未来才是哲思的准星”，这个标题就是我对当今哲学形势和任务的一个规定。我主编的《未来艺术丛书》主要收录当代艺术理论方面的译作和著作，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8种，即出的有4种，初步准备做到30种。已经出版的8种当中，有博伊斯、基弗等欧洲当代艺术家的著作。博伊斯是当代艺术的真正开创者，所谓“当代艺术的教父”，他有一本访谈式的文字作品，叫《什么是艺术？》，我们居然一直没有把它变成中文。但中国艺术界已经谈了几十年的当代艺术！想想有些滑稽的，也是蛮可悲的。我新组织的《未来哲学丛书》，将集中在尼采、海德格尔之后的当代思想译介和研究，呈现我们时代的清醒哲思和未来关怀。世界、生命、技术、未来将是我们的“关键词”。

你说的这一句“未来已来”现在已成热词。已来的当然不再是未来。所谓“未来已来”，我想主要传达了人们的一种心情，即一种对未来的焦虑和惶恐。但从哲学上说，“未来已来”也是有深义的。以前的时间观是“线性时间”观，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是已经消逝的现在，未来是尚未到来的现在，总之是“现在之流”。这种时间观是自然人类的时间经验模式。从尼采开始，哲学家开始破这种“线性时间”观，而开启了一种“循环时间”观，或者我所讲的“圆性时间”观。尼采的“永恒轮回”说就是其中的代表。时间不是线性流逝的，线性流逝的时间让人绝望，因为在线性时间观中，人人都是“等死者”。而在“圆形时间”观中，时间恐怕还是三维，但这三维却是循环交织的，汇聚点是“当下瞬间”，对过去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期待汇聚于“当下瞬间”，这才是我们实际承受的时间。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发展了“圆性时间”观，跟尼采有所不同的是，海德格尔把“未来筹划”理解为三维圆性涌现的时间性结构的根本性的和发动性的一维。就这种“圆性时间”来说，在我们的“未来期待”中，也可以说“未来已来”。这也就表明，“未来之思”对于人来说是本质性的，因此哲学首先是“未来之思”。

   说到哲学的未来命运，当然是与未来人类文明的方向联系在一起的。我前面已经讲到，今天可能是“最哲学”的时代，这大概也是海德格尔的想法。我这里愿意强调的一点是，在现代技术加速推进、世界巨变、生命本质变异的未来新文明时代，哲学在新的生命规划、生活世界的重建、个体自由的维护等方面都将有大作为。

李召：我们的“生活世界”和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的时代大不相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信息技术、影像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数据化、虚拟化的网络空间，造成虚拟现实与物理世界、比特世界和原子世界的对立，就像《黑客帝国》《盗梦空间》描述的那样，未来的人可能更多的是“数字化生存”。未来不仅仅是政治统治的时代，可能更多的是技术统治的时代，就像雨果奖获得者郝景芳小说《人之岛》描述的，一个叫“宙斯”的全球自动控制系统主宰了人类的生活，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植入脑芯，所有人的脑芯信号汇总到全球智能系统——“宙斯”，人类的脑芯信号的汇总创造了宙斯，同时宙斯又成了人类的主宰。未来的哲学如何迎接新的挑战，对新的“生活世界”做出解释？

孙周兴：是的，你说得对，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人类文明和生活世界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彻底的，断裂性的。过去时代的人类生活当然也在变化中，但那是自然而然的变化，不是断裂性的，可以说是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文明的变动。但技术工业出现后，在马克思时代是大机器生产，在马克思之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技术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技术－工业－资本－商业体系形成，自然人类文明崩溃了，一种由技术工业主导的文明出现了。这里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性事件，是1945年8月6日原子弹爆炸，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里，十几万人化为乌有，这是从前的自然人类根本无法设想和理解的事。这个事件标志着“技术统治”时代的到来，哲学家安德尔斯称之为“绝对虚无主义时代”。我的一个说法是，从此以后，技术统治压倒了政治统治。有地质学家甚至建议，把1945年定为一个新的地质纪年即“人类世”的开始。

在整个20世纪的进程中，技术工业有节奏地发展出飞机、电视、电脑（计算机网络）“三大件”，它们分别出现在20世纪的早中晚期。它们对人类的时空经验、视觉经验、生命感受的改变和重塑是前所未有的。今天的和未来的哲学必须对生活世界的深度改变做出反应在。说实话今天的哲学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哲学被边缘化了。哲学生态令人气馁。尤其在我们这儿，今日大部分哲学都是哲学史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多半也只是解释以前的和别人的哲学。这种学术工作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只剩下了这种哲学，那也是大有问题的。这些年来哲学和人文科学中的“复古”倾向大盛，就更有问题了。我曾经半开玩笑说：你虚构一个美好的古代和古代生活，说古人活得多么多么好，而今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好了，越来越烂了，这是真的吗？古人活得好跟我们今人活得好不好有必然的关系吗？现代技术和现代生活当然有许多问题，有的问题甚至是高风险的、致命的，但1900年人类平均寿命只有39岁，拜技术所赐，现在差不多到七十几岁了，已经翻了一翻。如果你说活长久了没意思，那我就无语了，就没法跟你讨论了。所以对于技术工业，我们真得有一种公正的态度，至少我们得承认，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是具有两面性的，而不是一味贬抑和否定。

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中，现象学是唯一新出现的哲学思潮，其他如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等主要思潮，都是在19世纪形成的哲学传统。现象学这种新哲学，根本上就是对通过技术工业改造而出现的新“生活世界”的回应。就现象学的主体部分来说，哲学家们的努力主要在于重建生活世界的理解和经验，这方面已经有许多有益的尝试和成果，比如海德格尔等大哲的工作，试图在科学－技术的方式之外开辟——保留、保护——其他的理解和思想的可能性。在我看来，甚至战后成就气候的当代艺术的根本动机也在于此，也是要应对技术支配下的人类生活世界的新形势。这方面恐怕有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自然生活世界与技术化生活世界的关系和差异问题，或者说技术化生活世界的本质问题；二是技术化生活世界的未来进展和方向问题，即技术文明的效应和方向问题。我想，未来哲学需要在此类问题上用力。

李召：未来世界，不但“生活世界”发生变化，人自身也在变化。由于基因技术的发展，生命科学的进步，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活到120岁，150岁可能并不遥远；由于器官移植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不但要面临和机器人的竞争，人自身也可能机器化，成为“非自然人”。歌德在《浮士德》里面提出“超人”概念，尼采也提出了他的“超人”哲学，未来哲学如何看待21世纪的“超人”？ 

孙周兴：你这个问题有意思，是我在本次论坛里要讲的主题，我主要是围绕尼采的“超人”概念来说事。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人类的精神和体质上的变化不是轻微的、无关紧要的，而是颠覆性的，或者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是断裂性的。看起来，似乎精神上的变化在先，这就是尼采宣告的后哲学和后宗教时代的到来。如果说哲学和宗教是自然人类精神状态的基本表达方式，那么，在技术工业的作用下，这种表达方式已经失势了，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决定性意义。相比之下，人类身体上的改变、颓败似乎要隐蔽得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在体质上弱化才更为明显地显露出来，比如，特别是受化工造成的环境激素的影响，人类以及地球雄性动物的生殖能力大幅度下降，而且是加速度下降，现在在发达工业国家，男性不能自然生育的比率已经超过20%。这种物种灭绝性的变化应该是不可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分水岭，是我所讲的技术统治地位的真正确立。之后的文明变局日益显赫。我把整个进程描述为人类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技术化（非自然化），也就是主要通过生物技术来实现的对人类自然身体的非自然化改造，以及主要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和大数据）来完成的对人类精神（智力）的非自然化或技术化。这大概就是今天正在走向“非自然人”的人类的阶段性状态。人类将因此走向尼采所说的“超人”吗？“超人”是失去了自然性的“技术人”吗？这些都还没法轻易回答。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愿意做这样的“超人”吗？活到你讲的150岁，甚至更久，会不会无聊得要死呀？怎么打发如此漫长的人生？未来的生命该如何规划？包括代际关系、家庭关系、工作和游戏、社会组织方式，等等，都将有一个新的规定和设计，完全不同于传统宗教和哲学时代的自然人类了。

李召：当前存在一个矛盾的现象，对技术的过于乐观和对未来的极度焦虑，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谈到人的焦虑，用了一个词叫“烦”，这是一种人所共有、向死而生的“烦”，当前的“烦”更多的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烦”，焦虑自己的未来会不会被时代淘汰，在人工智能时代成为“无用之人”，未来哲学如何看待新时代的“烦”？

孙周兴：在海德格尔那里的“烦”（Sorge）也被译为“操心”或“忧心”。我觉得都可以的。人也总是烦七烦八，为人和事操碎了心，人总是忧心忡忡。也许这些意思都是连通的。光说“烦”吧，在海德格尔那儿有两种样式，一是对人事的烦，叫“烦神”，二是对事物的烦，叫“烦忙”，倒是没有说向死而生的“烦”。这个不去说它。要说的是你说的对新时代的“烦”，确实成了我们要面对的新问题。

我理解你说的“烦”是一种对未来的焦虑和忧心。今天人类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但也充满焦虑，是一种期待与焦虑并存的心态。人总是在“烦”或者焦虑中，在自然状态的人类文明也是如此。贝克和吉登斯把现代社会称为“风险社会”，但从根本上说，历史上的社会也都是风险社会，没有哪个时代和社会是没有风险的。人生和世界都有不确定性，都有风险，向来如此的。但为什么只把我们这个时代叫“风险社会”呢？我认为我们应当区分自然风险与技术风险，以前是自然风险占主导，而如今已经转换了，风险结构已经变了，人为（技术）不确定性和风险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自然风险与技术风险一样都有不可预期和不可掌控的特征，但今天的技术风险可能还得加上整体性和绝对性的特征，比如核武器的整体毁灭作用，比如主要由环境激素导致的人类整体自然繁殖能力的下降，以及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在超越人类智力以后可能出现的人类的毁灭性问题。举例来说，AI技术正在日益加速地被用于军事目的，如果不加限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到时候人们都不可能知道自己是怎么被弄死的。还有，在现代社会中，技术风险经常还被披上了科学合理和稳靠的外衣，就好比飞机，据说飞机在概率上是所有交通工具中最安全的，可是这种概率是无法让人真正心安的，在大部分时候，一旦飞机失事，对于个体来说却是绝对致命的。所谓的极小概率恐怕只有一种麻痹作用。

    在技术统治时代，人类对于未来的预感也将变得越来越难，原因正在于技术统治，是因为技术建立了一种人类无法掌握的支配地位。如果现代技术已经是一种人类无法掌握的统治力量，那么人类怎么可能超出它的掌控而综观之和预感之？我想这是今天人类忧虑加剧的原因之一。至于你说的我们将成为“无用之人”，在我看来倒不是特别值得我们烦忧的一件事，因为这是在我们的预感范围内的。马克思早就看到这种情况，他所谓异化劳动的克服不就是劳动者成为“无用之人”么？劳动者不必为生计而劳动了，不就是要成为“多余之人”了吗？我认为，今天我们最大的焦虑在于我们无法真正预知未来，因此不知为何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