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的深圳，高温毫不客气地蒸烤着人们。凌克趁着走下讲台步入座位时的空档，拭了把额头的汗。

他套着银白色绸面西装，镶嵌在清一色穿黑西装的金地高管中格外显眼。在金地集团成立三十周年这一天，他重回聚光灯下。

在金地，遍地都是工龄十几年的老员工。在见凌克之前，我先跟一位在金地工作了二十年的高管通了个电话，他提醒我，凌克理科出身，思维缜密，语速比较慢。

一个月前，我们还专门面见了一位金地曾经的高管。他跟我说，凌克是一个刘备式的企业家，“很懂得用人”。与凌克同时代的房企大佬，身上多有鲜明的个性标签。当我问他凌克最大的性格特征时，他想了一会，回答我说，谦和。

这是一家以“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的房企，凌克和他身边的高管们，也喜欢被称做“一家读书人的公司”。这样的性格，让凌克的人设在“明星”企业家辈出的地产行业，显得不那么醒目。

过去8年时间里，金地的增长一度颇为徘徊。从2010年到2014年，销售规模从283亿元增至490亿元。同一时期，万科的销售额从1081亿元涨至2151亿元，恒大从500亿元翻至1315亿元，碧桂园则从329亿元冲至1288亿元，行业增量数百亿甚至千亿规模时期，金地增量刚超过200亿。

直到2015年，金地调整策略奋起直追，3年时间里从600亿元增长至1408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50%，跨进千亿门槛，并奔着2000亿元的目标而去。

但凌克理想的状态是公司保持在年20%—25%的增速：“一下子涨50%，我觉得没必要，风险很大。”像是一个班级里，有人争夺“首富”，有人要永保前三，他想做个“中不溜”的好学生：“我跟同事说，要争取前10名，但不一定要去争取第1名。”

他认同技术推进下高周转的存在，认为提高周转率，资产负债率控制在合适范围内也很好，但担忧也很多：“公司负债太高，政策、经济环境到时候变一下，过不去就过不去了。”一家公司好好的，活得久，比突然辉煌一下更重要：“这是金地公司的取向，可能和别的不一样。”

这样的观点在如今地产行业略显保守，甚至是“老派”。凌克本人的气质，也影响了金地的整体风格。但在这样一个急功近利的行业，金地的坐标在哪，它如何跟自己、跟环境达成和解？

金地集团成立30年，金地的总部至今还在初创时的6层小楼里。凌克的办公室在最顶层，没有电梯直达，要步行爬上半层楼。他起身时，1米8上下的身高依然显得很高大。

和很多在办公室风格上寄托了志趣的企业家不同，凌克的办公室敞亮而简洁，没有太多装饰，办公桌和会议桌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一幅挂在椅后墙上美式乡村风格的油画，是整个空间里少有的点缀。

偶尔在博鳌论坛这种场合，凌克也会配合主办方穿花衬衫，但私下里像王石那样带着苏格兰花格纹的袜子，是断断见不到的。金地内部不少员工，至今还保持着衬衫西裤接近事业单位的打扮。

金地的老员工说，这些年凌克管得少了些，过去年轻员工赶时髦，腰带上挂着叮当作响的铁链子，凌克看不明白，带着缓慢而好奇的语调问：这是做什么的？结果员工第二天就不敢再穿。

1959年出生的凌克，身上始终带着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特质。

他来自于一个高知家庭，父母均是教师，1982年从华中科技大学无线电专业毕业后，在武汉曙光电机厂做了几年工程师。80年代末，受到十三届三中全会的感召，凌克从武汉的厂里辞职，南下深圳，进入贸易部做业务员。

年长一些的王石，那时早已脱离铁路系统，靠贩卖鸡饲料在深圳挖得第一桶金，彼时已是贸易部经理；同岁的冯仑，则抵达了刚刚脱离广东单独建省的海南，正带着国家体改委筹备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张玉良还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农委会住建办管干部分房；香港人李思廉则早早嗅到了香港和内地间的联系，时常往来广东做生意，在那里，他遇到了刚辞去广州白云区公务员职务、即将“下海”的张力。

“刚到深圳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以前我是做集成电路控制的，到深圳他们要我去做一个生意！”华南地区有贸易传统，凌克初来乍到，发现身边的中学生一年都能赚好多钱，他一个大学生赚不到钱“很没面子嘛！”： “我想了很久，想了几个月，生意要怎么做？最后还是去做，终于挣到钱了。我是这种人。”他说。

1992年，凌克从金地二级企业金地商贸公司进入金地集团，担任总经理。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起步阶段，背靠福田区政府的金地，更像是行业里的正规军。那是个野蛮生长又朝气蓬勃的年代，地产行业尚未进入“唯规模论”的时代，企业风格迥异百家齐放，想要在行业立住脚跟，就要靠一个一个项目累积口碑。

站在改革桥头堡的深圳，通过学习香港商品房的概念，迅速成为中国现代房地产企业的发展原点，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地产企业。金地凭借深圳的“金地花园”、“金海湾花园”等项目的建筑、开发、技术工艺，在地产行业，特别是高端住宅市场上打出了名声，2000年前就获得众多国家级开发奖项，更赢得了“文科万科、理科金地”的标签。

但是时代变了，被行业甩下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借着土地增值和货币超发的红利，一批批地产新贵依靠杠杆和土储后来者居上，曾经自带光环的“招保万金”，也成了具有年代感的传说。

他告诉我们，这几年常去美国出差，在硅谷Palo Alto主干道El Camino Real的两边，绵延着2公里的房车，大部分居住者是付不起硅谷4000美元房租、为斯坦福大学提供服务的后勤人员。

“这出乎我们的预料，为旧金山提供服务的这些人连房租都租不上。”但另一方面，硅谷工程师一年15万美元的薪水，夫妻俩就超过20万美元，在稍微偏远一点的地方还能买得起一套房。“国内的情况就更难算了，所以控制房价还是很重要。”他认为，这需要多种方法解决，包括控制货币总量，改变经济结构，保证持续的发展能力。

他诚恳感叹“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确实太贵了，年轻人很难买得起房”。也赞同政府更多地推出公租房，觉得年轻人未必永远在要在同一个城市待着：“资产价格太贵，全世界大城市病都一样，香港、纽约也是如此。”

深圳和硅谷有着某种意义上的相似：都是以互联网科技为导向形成聚合的新型城市，在过去数十年间都涌现出一大批科技创新型企业，拥有这个国家最高精尖的人才，是最具活力的城市。2016年，深圳的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珠三角达到2万美元，是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换句话说，即便不是从事房地产行业，对于出身无线电专业的凌克而言，深圳也是最适合他的城市。实际上他的众多校友，都成了科技公司的高管。

他骨子里是一个思维缜密的理科生。他认为深圳的经济结构在全国范围内都具备优势，但放到全球范围内去深究，似乎是另一番景象：“各个国家都在涌现独角兽，但一深究，国际上跑在前面的是人工智能，是生命科学，我们往身边的独角兽一看，哦，P2P。”

地产行业里爱说话的人不少，有的气吞山河豪情壮志，有的话头太快跑在了思维前面。不论公开还是私下，凌克话都不多，但话语中的那些滋味和深意，都隐藏在声调、停顿和欲言又止里。

凌克最近研究的事情，是如何在金地商置的工业园区里，引入高科技企业，并为他们提供服务。2014年，金地商置进入美国市场，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圣何塞、波士顿等东西岸开发写字楼、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和高级公寓等，旧金山园区近期正在交付使用。“我们自己做孵化器，一栋楼的一半都租给了亚马逊旗下的游戏直播平台Twitch。另外还跟英国芯片设计商ARM、集成电路生产商ARA谈租约，希望能租用我们的园区。”他还挖掘了一个在生命科学领域长期投资的美籍华人，希望双方共同进行合作。

“这些企业的利润没可能超过地产，但我们要去投，希望这些企业如果有一天来中国的时候，能通过园区带到深圳来。”他还想做两件事，一是发展深港科技园区，一是能把生命科学园做起来，把香港人才吸引过来。

但他并不打算直接跨领域投资：“仅仅集成电路这个行业，投资规模太大了。举个例子，台积电在南京投资一期、二期两个厂加起来就800多亿，这还只是它在全球的8个基地之一。”他的工程师情怀还在，但选择量力而行：“投两三百万美元做孵化器运营可以，投两三千万美金那我就要考虑了。集成电路行业历史悠久，是沉得下去几十年的人才该去做得事，我们做点服务就好了。”

他提到在美国曼哈顿42街至45街拥有11栋超高层的多功能综合开发商瑞联集团，其开发的单个项目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瑞联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斯蒂芬.罗斯提出“垂直零售”的概念，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际接下哈德逊广场庞大的商业综合体，建成后和时代广场连接起来，成为纽约又一中心。“这种模式在中国类似今天的代建，但是它在全球竞争力也很强，不是说只有Pulte、Horton（注：美国四大房地产商之一）才最有竞争力。”

另一件他感兴趣的事情是网球，金地在网球事业上已经投资多年。今年年初，金地将WTA（国际女子网球联合会）2019—2028年终总决赛的举办地引入深圳，这是仅次于四大满贯积分的比赛，比中网的1000积分还要高出500分。

但相比足球、篮球，网球在中国的群众基础薄弱得多，也没有冰雪运动的冬奥会红利，持续得投入见效并没有那么快。像今年中国企业积极冲进世界杯冠名的举动，凌克说他做不到，也没那么多钱做到：“但我们有机会会跟深圳坪山政府建议，城市绿地、公园也可以建一些网球场，广东的气候有这个条件，在公共设施上进行普及，普通人打球的成本就能降下来。”

自39岁执掌金地，20年间，商场上的波云诡谲没少遇到，特别是2013年开始遭遇险资举牌，更是让金地比万科更早经历了“野蛮人”叩门。

由于和万科同样存在股权分散的问题，2013年开始，生命人寿持续举牌金地，持股比例最高时接近30%，一跃成为金地第一大股东。尽管原大股东福田投资曾一度增持，但效果并不理想。到了2014年底，安邦人寿也加入增持行列，跻身金地第二大股东，局面变得更加扑朔复杂。一夕之间变成险资控股，这也使得金地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

这是金地集团近几年最大的一场危机。据说在最危急的时刻，凌克对下属的指示只是：做好本职工作。和王石及董事们在社交媒体公开喊话不同，凌克始终保持了沉默。20年的商场沉浮，凌克当然是熟稔的，但是他又有些藏拙，浮在水面上呈现出来，便是“以不变应万变”。

他们这一代经历了早年地产行业搏杀的人，半百后倒开始探索更宽阔的生命广度。

王石50岁后爬山、赛艇、谈恋爱、读哈佛，临近70岁二次创业，像是在人生后半段又焕发第二春；任志强、刘晓光组织的阿拉善SEE基金会，多年在内蒙古持续种树；不久前，冯仑刚花了150万造了国内第一颗私人卫星并发射升空，正试图开拓国内航空商业新领域。

“在这方面我没有那么高的追求，就想过一个平常人的生活。” 他不避讳谈退休，很清楚会有退休下来的那一天：“这个公司不是我的。作为职业经理人，做事情还是要先问问股东。” 他觉得企业和人一样，争取活得长一点，做得事情就会大一点。那要把金地做成百年老店吗？“百年的事情我看不到，那么长得事情我不会想，只会想眼前的十年。”

一头黑发、面目平和的凌克，看不出实际年龄，但年轻时的紧绷和谨慎，这两年也略有松弛，状态反而更自由。

“要是不干地产，我应该还在通讯行业里待着。”回忆过往，凌克总是“以不变应万变”，除了从武汉南下深圳的那次转折，大部分的走向都不是主动选择。但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一次选择就足以改变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