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与一般揭示华尔街黑幕的书不同，何柔宛的《清算》是一本严谨的人类学著作，其着眼点在历史-文化结构、制度逻辑。本文从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处于怎样的制度环境和意识形态之下，华尔街的内在运作机制与美国宏观政治经济背景及国家权力有怎样的关联，华尔街“全球化”的实质和危机等角度，精当地介绍了何柔宛对华尔街神话所作的民族志式深描及其意旨所在，对当下主流经济形态提出了反思。

虚实之间华尔街

文 | 朱宇晶

（《读书》2018年12期新刊）

作为世人眼中的全球金融中心，公众对华尔街一直有强烈的好奇心，但是很多讨论和公共文艺作品往往把华尔街往“神话”和“传奇”方面表现。因此，当人类学家何柔宛（Ho Karen）以一种内外交互视角来呈现华尔街的日常时，对公众来说，无疑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图景。普通读者读此书时，津津乐道“华尔街神话如何被解构”；而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华尔街故事背后的虚虚实实却是耐人寻味、需要继续严肃讨论的话题。

人类学视角下的金融虚实问题

《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一书花了很多笔墨来呈现华尔街模式如何被生产出来，但是作者的意图并不是为了向公众表明华尔街的精英叙事是“虚构”的；要理解她的思考脉络，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二十世纪末以来，在人类学界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被冠以“金融人类学”的分支。那时候，一批对科学生产和科学认知进行社会研究的学者，转向了研究金融问题。一如他们对科学的态度，他们并不把金融和资本视为一个必然的客观现实，他们分析在金融行业内部，经济学（理论）、算法、技术、金融组织和制度等等社会文化力量如何形构金融进程。当然，这不是人类学研究金融唯一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但是在学科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按照传统的印象，资本一般是和物质性联系在一起的，就像经典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资本和文化表征被视为两种范畴，前者形塑了后者。随着后结构主义影响的深化，资本的物质性和表征性不再被机械地拆解，人类学界在谈论资本的时候，也越来越重视它的文化建构性和表演性（performativity）。语言描述不是反映一个之前存在的世界，它带来了世界的存在，语言和行为（do）是一体的，或者说，语言描述和独立现实具有可比性。再进一步说，认知也并不是对事实进行描述，它形成了特定的事实生成逻辑，并成为经验继续推进事实的再生产。组成认知所需要的概念、问题意识、价值标尺和推导逻辑，是在特定的权力、资本格局中被不断强化为常识的，并不是自然生成、中性的。人类学家通过研究发现，秉承不同经济学分支理论的市场参与者、政策制定者、市场管理者，在实践自身经济认知的过程中，也带来了不同的经济产出。

金融人类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探索资本如何把“事之逻辑”变成“逻辑之事”，例如，如何解释股市规律和金融认知之间的关系？执股市牛耳的金融精英把自己的认识论投射于日常工作中，资本、权力所支持的认知实践导出的结果与这些精英所持有的认识论是相呼应的。从这条线索上来看，“金融虚实与否”也许不是问题的核心，虚（金融想象）实（金融格局）的转化机制和路径更值得关注。

当然，在金融的世界中，“虚实”议题要比我们想象得更为复杂。日常生活中，人们认为真正的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商业和信贷帮助市场实现资源更有效的配置，但是它们本身并不产生价值。所以当大家开始意识到金融成为经济主力的时候，往往会把它视为一种非常态的市场偏差，起因于“投机行为”或者某些“主观错觉”。这种旧有的认知模式在遭遇到金融化的现状时，往往只能停留在表层进行讨论。金融化是指“金融行动者、金融市场、金融实践、金融尺度、金融叙述模式在社会中不断强化的主导性，从而引起不同层次社会单元（包括经济体、公司、国家和家庭）的结构性转型”。

在金融化的背景下，企业的估值更紧密地和货币、时间、股东利益等绑定在一起。就如书中所言及的，有些企业被低价收购，并非因为盈利能力或者业绩差，而是被华尔街特定的衡量指标所限定；又如一些学者看到的，通货膨胀等因素放大了企业资产，使其成为企业价值的重心，反而它们的生产和销售表现被漠视；而像金融衍生产品这样的“商品”，它是对于时间和风险的对象化，未来是开放的，可以说它们是“真正真实的社会虚构”⋯⋯在金融主导的经济形态中，“虚实”二分的认知框架已经失去了深入挖掘经济机制、评价经济形态的潜力，需要进一步去追问：当我们谈论 “虚实”的时候，关切的是谁的利益？主导市场认知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尺度是如何形成的？这些价值体系又是在怎样的时间框架下被认为是合理的？《清算》延续了人类学对于金融 “虚实”问题的关注，引导我们探索华尔街金融形态背后的政治经济制度、价值体系、计算逻辑、生成机制。

金融人类学并不是在经济学之外的剩余领域中去做所谓的外部文化分析；它对于金融的思考和分析直指金融基本的组织、价值和制度逻辑。带着人类学视角，何柔宛走入华尔街成为一名金融从业者，她并不是简单抽象地去批判市场的贪婪和资本的猖狂，而是试图“展现一组具体的历史和文化结构，通过这一历史和文化结构，一系列特定的价值和特定的行动者能够效忠于更为宏大的经济体系”。

作为产品和生产者的华尔街金融精英

可能《清算》最先被人们记住的，是它所剖析的华尔街精英的职业路径。这些来自名校的聪明人既是华尔街的产品，也是华尔街模式持续推进的实践者。大众媒体和影视作品往往致力于从超凡能力和贪婪、腐化的心性这两个方面戏剧性地表现投行从业者，这种处理是把华尔街现象孤立地看成是一群精致利己主义者的行为结果，忽略了背后的结构性生产机制。何柔宛的民族志，试图超越这种认知盲区，让我们更完整地去了解华尔街的精英文化是如何整体性地被包装，并作为一种典范向整个经济体系输出的。

书中对于华尔街精英的个人传记式追踪始于他们的校园生活，作者作为内部人兼研究者，试图把这些个人经历背后未被揭示的规范和特权展现给读者。她分析了华尔街如何战略性地与名校结成互相强化的精英亲属网络，实现了华尔街作为全球专家的领导权，并使其合法化。就她本人在不同名校的体验和观察来说，华尔街的招聘高密度地出现于校园生活中，把名校生的职业想象与华尔街工作画上了等号。而在之后的选拔、培训等仪式化环节中，金融机构又进一步强化了精英们对“华尔街是最聪明、最努力的人的理想职业”的认同。

进入职场以后，超时工作成为华尔街的文化标志，这被业内人士视为锻造精英精神气质的必然，而何柔宛打开了投行日常工作的暗箱：从业者如何营造、维护努力工作的意象——虽然很多时候，过度工作是不必要的，对于精确性的追求也是小题大做；公司内的隔离（比如前中后台的设置，性别、种族的隐性机制）自然化了组织内的等级差异；努力工作反而陷入工作越来越繁重的陷阱⋯⋯无所不在的工作不安全性是华尔街的另一常态，那些在投行从事并购、清算的裁员者也面临着自己被裁员的困境。但是，金融公司为裁员文化已经匹配了带有道德寓意的价值观：在这里，流动性被看作一个“可以创造更美好的经济体和职能的解决方案”；它是市场机制正常运作的表现；是金钱精英主义追求利润的必然。虽然华尔街的从业者在高强度、高流动的“白领血汗工厂”里也遭遇了创伤、失意，但是金融公司所教化的职业道德、即时性奖金制度所建立的“高风险高回报”的预期，以及精英认同给从业者所带来的本体意义上的安全感，都使得他们对自身的工作困境缺乏反思、对工作中裁掉的普通员工缺乏同情。投行从业者认可短视而残酷的市场厮杀，合理化了以权宜性精简为策略、缺乏承诺和稳定性的公司用人制度。

何柔宛指出，华尔街的制度环境和意识形态体现出一种“没有战略规划的现代主义策略文化”：碎片化、临时工化、即时性高回报为预期的职场，营造了一种缺乏战略思考、没有效率而又铺张浪费的制度环境；从更长远的效果来看，华尔街的这种日常实践持续性地制造了泡沫，并最终引致不可避免的衰退。而与此同时，因为华尔街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它的公司文化、世界观和道德结构是无边界的、可渗透的，它是扩散至整个美国业界的典范，对美国经济的游说和引导作用是深远的。

《清算》让我们走近华尔街那群特殊利己主义的投行精英们，理解他们如何被华尔街的制度环境所塑造，并如何在他们的工作中适应和再生产华尔街模式。与何柔宛所呈现的图景有所不同，在《金融时报》任职的人类学者吉琳·泰特（Gillian Tett）似乎对金融从业者的能动性寄予厚望。她期待金融业的竖井心理（silo mentality）也许在其他学科的熏陶下（比如人类学的整全思维）有所突破。人类学家宫崎広和（Hirokazu Miyazaki）研究日本的金融套利者时，把金融精英视为与更广泛意义上的思想界争议以及项目对话的思考主体（thinking subjects），认为这些精英对经济的看法有超越部门短期目标的表现。因而，他认为应该重塑金融行业的理想，把整个行业导向积极的方向。对于这些可能性的讨论，何柔宛是有所保留的。在《清算》出版十年后的中文版序言中，她强调，华尔街的外部托底机制在过去十年并没有被弱化，因而它的“聪明文化”也没有受到根本性冲击，即使惨烈如二〇〇八年那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没有形成重要的纠偏效果，所以，那批舒适区中的“聪明人”也缺乏深刻反思的外部压力。理解华尔街，它的公司文化和从业者只是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一半在华尔街的过去，以及华尔街之外的世界⋯⋯

必然和偶然之间的经济权力

纵观历史，华尔街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并非一以贯之：至少在一九二九年大萧条之后四十多年中，它是处于衰退的；直到八十年代左右，华尔街才重新崛起——如何理解它的这个“逆袭”故事？何柔宛认为一定要联系“股东价值”观念的兴起，讨论它如何成为衡量美国企业的支配性标尺；在这一背景下，华尔街重新加强了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力，并从中获得超额利润。直至今日，虽然华尔街遭遇几次重大危机，但是它的发展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投行从业者认为市场有无尽的更新能力，全然不提市场背后更广泛意义上的托底和救助机制——如果无视支持这些机制的金融民粹主义及美国逐渐推进的金融化，就不能充分理解华尔街的权力基础。

在今天的美国，大家已经普遍接受了企业的主要目标是服务于股东价值；华尔街是这一波股东价值思潮的受益者和推进者——它“通过投行的制度记忆、商学院、公司的同事、金融媒介以及流行文化来传播”特定的历史叙事，使大家相信股东价值追求之于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大公司也由一个复杂的、科层化的社会实体转变为动态的股东网络，愈加夯实了股票市场主导经济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华尔街提倡广泛持股，把股票市场投资视作“一种内含民主的经历”：它通过营造一种代理机构的外表，反对国家对市场的监管、消除公司治理权的争议、消弭工人运动，而更分散的股权也强化了华尔街支配企业的权力。

何柔宛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为了应对美国经济衰退，当时政府和经济界的归因和采取的企业转型方案是值得商榷的；而她从华尔街的现实中又不断感受到作为华尔街道德模板的 “股东价值”是个充满张力和矛盾的黑箱。一则，企业被置于股票市场的竞技场，通过并购和分拆活动制造了“零和博弈”，在寻求股东利润的旗号下，其他利益相关者（比如雇员、管理层、供应商、债权人、消费者等）的受损却被无视。二则，投行大多数的交易，从战略性的角度来看，无法实现它所代表的“股东价值”。在金融运作中，企业的价值被抽象的金融参数所左右，比如，一些企业被收购清算是因为它们丰富而持续的现金流，收购清算损害了它们长程的生产力和赢利能力。因为华尔街对于企业的治理追求“最快、最便宜地将企业的行动转变为股票上涨”，为此，他们往往不惜大幅利用杠杆、利用通胀带来的资产升值来快速套现⋯⋯这些金融手法，无论对企业还是对美国经济的远景影响都是不利的。从投行的激励机制来说，对员工的绩效考核是根据他们完成的交易数，而不是他们之于企业和社会的影响力。很多投行从业者在工作中并没有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做好了风险管控，他们只关注即时性利润，“依靠政府和全球经济的内在联系来承担风险”。实际上，收购以后，作者发现一些公司通过和华尔街的接触，长期来看，“股票价格下降了”。

何柔宛提醒我们，要理解华尔街左右美国经济的权力，离不开从历史角度探讨美国经济的意识形态转型：在过去三十多年，福利资本主义的主导路线被放弃，一半美国人口成为股民，“至少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安全网已经很大程度上要仰赖于华尔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华尔街绑架了美国的经济和国民的福利，这助长了他们的有恃无恐。所以二〇〇八年次贷危机以后，即便华尔街的金融模式遭遇重大失败，美国政府出面拯救它的逻辑仍然被认为具有合理性。

作者分析华尔街的经济权力，更多强调华尔街作为主体如何向政府和社会游说金融逻辑。而如果结合美国社会经济历史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看到在这一系列变化背后，国家角色的重要性。社会学家格里塔·克里普纳（Greta Krippner）指出，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转型是因为政府想解决所面临的财政危机、社会危机和合法性危机，试图在财政紧缩、通货膨胀加速、社会支持急速下降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放松了金融管制，而这一举措转而加剧信用膨胀，使美国在金融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以说，恰恰是当时美国政府权宜性的措施，延缓了美国社会问题的爆发，却增大了系统性风险，最后这一进程以华尔街的金融灾难作为呈现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华尔街左右美国经济的权力是被更宏观的政治经济背景所打造的，是偶然性的历史结果。今日被经济学视为榜样的美国自由市场模式，其实也和国家政治血脉相连——从来都只有政治经济学。

“灵活的全球化”

华尔街的投行和金融机构往往宣称自己有全球影响力，并将自己视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行动者。这种“全球图式”中的华尔街，往往对权宜性制造的泡沫以及随之而来的衰退缺乏反思，因为他们认为风险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消化的。何谓华尔街的全球化？在《清算》的作者看来，这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她走入华尔街的宣讲会中，带领我们领略它虚虚实实的全球战略。

首先，“全球性”是华尔街金融营销的重要卖点。投行们致力于推动“全球性”成为金融产品的重要象征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宣讲“全球战略”，“广泛培养购买（他们）产品的习惯和对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模仿”。就像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华尔街通过发行许多不同种类证券，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购买者从“香港的商人到欧洲小镇的镇长再到美国中西部领取养老金的人，甚至北极圈的渔民”。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也接受了全球配置资产、全球性套利和避险等等观念。投行精英们在宣讲和路演中不断强调他们在全球化中的经验和权威性；与此同时，他们也不自知地“把‘全球’看作一种补贴，一种对抗自身杠杆实践的保险政策”，所以他们致力于创造利润而非防范风险，这种内化的“全球化自信”降低了华尔街的风险意识。

另外要重点关注的是，华尔街所宣称的“全球化”，其内容是特定的，它并不是周密规划、持续布点的。这种“充分全球化的形象”一方面聚焦于几个少数市场，另一方面发展跨国投资者网络，维持进入各地市场的通道，又为了说服顾客，常常经营“一席之地”——就像作者在书中说的：“你只需要一个办公室便可自称全球化⋯⋯即使它们在那个国家只有一个空办公室。”然而，她笔锋一转提醒我们，如果把华尔街“全球营销”和“空置的办公室”看成是它的虚假，那无疑还没有看透其中机制。华尔街经营的全球精英网络（虽然关系并不深入）和它萎缩、撤销的地方办公室，都和它宣称的“快速、灵活、节约成本”的“优势”联系在一起，就像何柔宛总结的：全球战略的灵活性抹杀了“实质性的‘在场’和表面性在场或缺席之间的界限。正是通过利用真实与虚假之间难以捉摸的差别，投资银行才能够保持和吸引更多的业务”。

《清算》是一部有情怀、有格局的人类学佳作，作者试图从个人境遇、制度文化、社会变革三个不同尺度去呈现华尔街文化的生成和整合机制，启发我们在更宽广的尺度中探讨金融的虚实关系。与其说作者要去揭开华尔街的黑幕，告诉世人这是一个骗局，不如说，她带领我们从内部感受华尔街的组织机制、意识形态以及这个系统持续自洽的内外条件。华尔街文化不只关涉美国，它也代表一种全球传播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华尔街历史故事涉及的政治经济学议题（比如国家、市场关系），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社会当下的路径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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