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日前的一则报道引发关注。报道称，全国200多所位于贫困地区的高中，通过直播技术跟着成都的“超级中学”成都七中一起上课，学生的成绩有了显著提高，有的学校本科升学率翻了十几倍，有些学校甚至出了省状元——报道认为，是直播的屏幕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

文章将成都七中和位于直播“远端”的云南省禄劝县第一中学形容为“两条平行线”：成都七中去年有30多人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外国名校录取，70多人考入北大清华，一本率超过九成，是中国最好的中学之一；而禄劝一中的中考最低分数线比省会昆明最差的学校还低100多分，生源全都是大城市挑剩下的，全校一年才有20多个学生考过一本线。

但文章并没有反思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反而默认了这一现实，并将其作为一个“科技创造奇迹”的故事的铺垫。尽管差异如此巨大，但靠着一块屏幕、一条网线和成都七中名师们的课堂视频，两条平行线就有了相交的可能。事实上，这种差异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以成都七中为代表的重点中学制度参与制造的——省会重点中学对地方普通中学的资源掠夺和生源收割，造就了中国教育目前城乡分治、重点/非重点分治的双重二元结构，也让陷入这一二元结构中成都七中和禄劝一中成为了两条遥远的平行线。

另一方面，两条平行线相交靠的也并非是技术万能的神力，而是那些收入微薄却默默坚守的乡村教师们，这些在名校名师光环阴影之下的配角，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科技一键消除教育不公平”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乐观，它不仅掩盖了科技背后巨大的人力付出，也给了人们制造了一个不需要动摇任何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就能实现公平的幻想，在这个幻想里，作为科技代言人的既得利益者可以尽情地自我感觉良好，而不需要对自身的特权做任何的检视和反思。而这一幻想，恰恰是通向公平最大的障碍。

重点中学：是教育公平的最后保障，还是资源不均的首要原因？

《冰点周刊》的记者探访了直播教学的两端：成都七中和位于国家级贫困县的云南禄劝第一中学，同龄的孩子身处的几乎是两个世界。对于禄劝一中来说，生源不行是“先天不足”，禄劝的中考最低分数控制线是385分，比省会昆明最差的学校还低100分，“能去昆明的学生都去了。”留在禄劝的学生大多数是留守儿童，父母双双在外务工，孩子在学校出了状况，班主任反复致电，家长就是不来——或者说是来不了，甚至有家长在电话里直接说，“我的孩子就不是学习的料。”一位今年考上北大的学生从两岁开始留守，直到大学开学前，班主任才第一次见到了前来致谢的父母，夫妻二人在福建给人杀鱼，一个月赚5000块，父亲的手指甚至积劳致残。

而在屏幕的另一端，成都七中的大部分学生来自优渥的中产家庭，家长花大量时间为孩子规划学习和课余生活，甚至帮他们争取与诺奖获得者对话的机会。透过屏幕，禄劝的孩子感受着这些差距——他们中的很多人至今没出过县城，而成都七中的同龄人们已经在课堂上讲述自己去英国、美国游学的经历了——贫穷，的确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

除了学生的家庭条件，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和贫困县里的普通中学的师资水平也有着天壤之别。《冰点周刊》记者在成都七中随机旁听了几堂课，并评价这些课为“公开课水平”；语文老师在课上讲解了以“规则”为主题的议论文，先播放了重庆公交车坠江的视频，然后让学生自由发言讨论；政治课也紧追热点，刚刚落成的港珠澳大桥已经成了课堂练习的分析材料。相比之下，一位考上北大的“农村娃”向《冰点周刊》记者回忆说，在他过去就读的那所中学里，老师时常醉醺醺地来上课，动不动就安排学生上自习。很多学生都听得出老师讲错了，很多练习卷子直到高考都没有讲评，甚至连标准答案也没发过。

然而这些不平等似乎只是铺垫，在文章结尾，成都七中的名师们被塑造成了拯救者的角色。一个老师去九寨沟旅游，找了一位当地的导游，见面时导游愣住了，兴奋得满脸通红，惊呼“老师”，他这才知道，这个兼职做导游的孩子就是自己在直播屏幕另一端的“学生”。另一位老师去远端学校做分享，离开时发现全校的学生都挤在教室窗前，和他挥手告别。还有老师特意将远端学生的优秀作业拿到课堂上展示，后来听说，这个学生所在的班级在看直播时集体激动到落泪，接下来的一个月都在拼命学习。

一个充满善意、泪水和感恩的故事。

不可否认，这其中的善意是真诚的，但善意真的可以抹平这巨大的不平等吗？更讽刺的是，重点中学、超级中学，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那套靠不断掠夺地方、基层教育资源来堆砌出光鲜的升学率、状元数量甚至是海外名校录取率的制度，以及这制度运行过程中的集中与不均，才是这巨大的不平等的首要原因。

在《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一书中，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等学者曾对北大和苏大这两所精英大学从1952年到2002年期间50年来的学生学籍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国家恢复了文革前十七年的精英教育路线，否定了建立在家庭出身基础上的教育歧视，然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却不是真正的平等，城乡之间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巨大差异，使得农民子弟在精英大学学生中的比例开始显著下降。然而，《无声的革命》的作者认为，在新时期，农村孩子要进入精英大学并非完全没有途径，这剩下的唯一一个通道，就是与精英大学构成对接关系的重点中学。

统计数据说明，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学生来源非常集中，少数几十所中学为这两所大学输送了大部分生源。而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县一级的重点中学是他们进入精英大学最重要的途径，这似乎是将重点中学当成了教育公平的保障。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应星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在《“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与梁晨、李中清等的商榷》一文中称这一结论是“别出心裁”。文章指出，教育学界对于重点中学制度的利弊一直存有争议，但即便是这一制度的辩护者，也只是强调重点中学有利于培养精英人才和更好地发挥教育资源的效益，而并不会将其作为教育公平的保障。

应星、刘云杉认为，重点中学是以垄断优质师资和生源为前提的。国家在设立重点中学之初，是希望重点中学能够集中资源，摸索教学经验，由点及面逐步推广，起到通过重点中学带动普通中学的作用。然而在具体实施层面，重点中学非但没能带动普通中学，反而要靠排挤普通中学来巩固其重点地位，少数重点中学甚至成为了高分学生的“收割机”、优质师资的“抽血机”。同时，不同层级的重点中学之间也存在着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比如，县中学即便算是重点中学，但在教育经费、师资力量等方面还是难以与大城市的同类重点中学比肩。这种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不均，在欠发达地区尤其严重。禄劝一中的例子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现状，但凡好一点的生源都去了昆明，留在县里的都是城市中学挑剩下的学生。在这一意义上，重点中学制度非但不是弥合城乡之间、阶级之间差距的通道，反而构成了一种制度性的排斥。有学者将这种城乡分治、重点/非重点分治的重叠现状称为“双重的二元结构”，正是这一结构影响了中国的教育公平。

应星和刘云杉还指出，的确有少数拔尖的农村学生通过被选拔到重点中学，有幸被以城市为中心的精英教育体制所吸纳，但这一少数人的幸运非但没有改变城市对乡村教育的支配格局，相反，他们的成功模式——即作为农村学生中的佼佼者而被顺理成章地抽离农村的中学以及农村整体的教育环境——反而使这种既有的权力支配格局变得更加牢固。在成都七中和禄劝一中的关系里，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的成功个例的反噬效应。正如博主“常井项”所指出的，一方面，禄劝一中本身就是这一支配结构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它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只能靠求助于位于支配结构顶端的省会超级中学（成都七中），而当它通过直播授课进入良性循环之后，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变成了成都七中的县城低配版，开始新一轮的向下掠夺游戏。我们可能通过不断地复制再生产一种强权结构实现公平吗？答案似乎不言自明。

直播授课：我们有可能靠一根网线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吗？

对于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直播授课并不是新鲜事。开设直播班的东方闻道网校负责人王红接对《冰点周刊》记者表示，早在2002年，四川省就将远程教育作为了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成都市教育局和成都七中都很下力气。16年来，7.2万名“远端”学生跟成都七中的师生一起走过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华北大，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

但王红接透露的另一个细节似乎又说明，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靠一根网线达成的。直播在刚被引入学校时，曾遭遇过老师的撕书抗议，有些老师觉得自己被瞧不起了，于是消极应对，上课铃响后很久才晃进教室，甚至整周请假，让学生自己看直播学习。禄劝一中的老师也在采访中谈到，高一的班级里总是哭声不断，这里的孩子单科考试的平均分和成都七中能差出70多分。通过三年的努力，差距在慢慢缩小，依靠的不仅仅是神奇的屏幕，更多的，是这些收入微薄的乡村教师默默的坚持和付出。他们耐心安慰受挫的学生，帮他们减轻压力、重建信心；他们彻夜批改作业，每天分析上百份试卷，第二天就要讲评；他们将七中老师发来的课件整编成学案，提前布置给学生预习；在直播中，他们记录下学生面露疑惑的瞬间，在直播间隙见缝插针地给学生答疑解惑；他们每天凌晨一点才下班，早上六点就要出发去学校……他们看似是这个“科技改变命运”的动人叙事中的配角，但事实上，他们可不可能是真正的幕后英雄呢？

中国SOS儿童村协会的官方微博“阳光child”就指出，禄劝一中今天的教学成果，是县教育局、禄劝一中的校长和全体老师苦心经营十二年的结果，并不是一句“科技改变命运”就能概括的。所有的MOOC（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平台都在面临相同的问题：注册率高，课程的完成率却低得可怜，徘徊在5%左右，几乎沦为了“捡拾落后地区天才或超强毅力者的捡漏之举”。名校名师资源不难获得，真正难得的是能够帮助学生消化远程教育内容的老师们。MOOC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已经足以证明，技术不是万能的，只有满足一定条件时，技术才能发挥作用、真正推动教育平等——而这一条件，就是人。

靠一块屏幕、一根网线“一键解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的确是一个相当诱人的方案。它听上去像极了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极力鼓吹的“削平化运动”：当每个人都能借助电子设备和网络技术学习到足够的知识，我们就迎来了一个没有落差、没有壁垒的平坦的世界；在这个21世纪的乌托邦里，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竞争，优秀的人自然会脱颖而出，而弱者和失败者再也没有借口，将自己的无能归罪于结构性的不平等了。换言之，在技术乐观主义者看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机会平等的一个重要前提，或者说有效途径，是先实现人与人之间在科技近用权（access to technology）上的平等。但事实上，且不说基础设施层面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仍尚未完全抹平，即便无线网络已经实现了全球覆盖，科技近用权也不仅仅等于物理接口，它还包括使用数字技术的技能和资源，也就是所谓的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简单而言，网络接口、电子设备等硬件决定了人们能否使用数字技术，而数字素养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因素则决定了人们如何使用数字技术。

事实上，就在四天前，《冰点周刊》发表的一篇题为《村里的孩子，被游戏工业捕获了》的文章，似乎就构成了“屏幕改变命运”的另一种叙事。文章援引了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敬忠团队的一份关于留守儿童游戏沉迷现象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寄宿制学校的压抑，以及乡村生活的单调无聊是留守儿童极易被游戏“捕获”的原因。一方面，游戏中的“无身份感”——没有好学生和差学生的差别，也没有农村孩子和城镇孩子的差别——让留守儿童获得了一种虚拟世界里的平等；另一方面，游戏也在留守儿童中间建立了新的区隔，“铂金玩家”会瞧不起“青铜玩家”，同龄的孩子里总有人因为游戏打得不好而被孤立。叶敬忠的团队认为，这说明电子游戏正在侵蚀留守儿童的现实生活，改变他们对现实的理解方式。

有趣的是，在这篇报道文后的评论中，网友纷纷指责文章逻辑本末倒置。其中一条评论这样写道：“对于社会问题，我们不需要解决，只需要找一个背锅的就好了。80年代，武侠小说背锅；90年代，港星背锅；新世纪，游戏背锅。对于农村孩子来说，真正的问题远不是游戏，而是贫瘠的教育资源和娱乐方式，以及城乡之间的隔离。”和“屏幕改变命运”一文在社交媒体上制造的集体高潮相比，这篇文章引发的反响似乎要冷静得多。

当技术“作恶”时，我们知道这不完全是技术的“锅”；而当技术“创造奇迹”时，我们为什么就都禁不住跟着感动雀跃，而丧失了理性判断的能力呢？大概是因为，技术创造的“奇迹”让我们——位于技术“近端”、教育天平倾向一侧的人——不免获得了一种良好的感受，仿佛是我们以及我们所代表的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教学拯救了那些挣扎着寻找出路的孩子。这一奇迹的本质，是无需动摇任何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就能实现公平。这样的公平是不存在的；而真正的公平，要从既得利益者放弃这种虚幻的良好感受、反思自身的特权开始。

参考文献：应星、刘云杉：《“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与梁晨、李中清等的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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