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刚刚逝世的作家二月河和故宫口红的“嫡庶之争”。

作家二月河去世：其“清帝系列”是披着清宫外衣的“改革小说”？

12月15日凌晨，作家二月河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二月河本名凌解放，1945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40岁时才开始文学创作，凭借其代表作“清帝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被海内外读者所熟知。其中《康熙大帝》和《雍正皇帝》都曾被改编成电视剧，这两部作品中的帝王形象和历史观也让二月河备受争议。

媒体人、专栏作家张明扬在《二月河，最早把雍正变成网红的人》一文中回顾了二月河的写作生涯。1980年，35岁的二月河还叫自己的本名凌解放，当时他是一名民间“红学”爱好者，这一年，他给红学泰斗冯其庸写了一封信，附上了自己的红学研究《史湘云是“禄蠹”吗》，他在信中写道：“红学是人民的，不是红学家的。如果冯老看过后认为我不是这方面的料，就请回信，我再也不在这浪费时间了。”冯其庸收到信后，很赏识凌解放，他从此进入了红学界的门槛。

1982年10月，已经是中国红学会会员的凌解放去上海参加全国第三次《红楼梦》学术讨论会，是当时与会最年轻的代表。有学者在会上感叹，康熙这么文治武功的帝王，却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来写他。凌解放“腾”地一下站了起来说：“我来写！”就这样，他从一名红学研究者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1985年，40岁的凌解放已经完成了17万字的《康熙大帝》，冯其庸看过之后对他说，你什么都不要搞了，专心完成它，这是你未来的路。第二年，《康熙大帝》第一卷《夺宫》出版，引起了文坛轰动，凌解放正式成为了作家二月河。《康熙大帝》也开启了他“清帝三部曲”的创作，其中1990年代初出版的《雍正皇帝》成就了二月河的文坛地位，差一点就让他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1999年，根据《雍正皇帝》改编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这部电视剧造成的轰动效应超过二月河的任何一本小说。该剧包揽了当年所有的电视剧大奖，由于迎合了改革浪潮中某种官方心态，甚至成为了党政机关推荐收看的电视剧。在这部电视剧中，雍正被塑造成了“高大全”的正面人物，忍辱负重，是为了推行利国利民新政不惜得罪利益集团的改革先锋，也正是这种刻意的拔高，成为了二月河身上最受争议之处。张明扬认为，公平地说，尽管小说《雍正皇帝》的确是一部对雍正的过誉之作，但书中还是描写了雍正的许多权谋，包括他性格上的弱点，类似于今天的“腹黑男”。尤其是在结尾处，将雍正的暴亡戏说成因与失散多年的女儿乱伦而自杀，不但不是美化，反而是丑化了。

张明扬写道，2018年，雍正早已成为中国舆论场的顶级网红，以至于出现了“雍正（四爷）很忙”的说法，《步步惊心》《甄嬛传》等大IP都是以他为主角。但追根溯源，二月河才是那个捧红雍正的始作俑者。在张明扬看来，二月河的历史观的确是存在问题的，说是“盛世粉”甚至国家主义也不为过，但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看，《雍正王朝》无疑是一部现象级的电视剧，而《雍正皇帝》也是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典范。

海南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刘复生在《从“新权威主义”到“文明的冲突”——当代历史小说的帝王形象谱系》一文中也谈到了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两部小说。文章指出，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继出版。从形式上看，似乎还残留着一点“改革小说”的痕迹，尤其是《雍正皇帝》第三卷花了很多笔墨写雍正变法。然而“清帝系列”的整体叙述重心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改革的必要性不再是小说所要论证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一注定要成功的摧枯拉朽的改革过程中，帝王所展现出的雄才伟略，以及他们乾纲独断的胆魄，高超的权术和驾驭臣子的手腕，甚至可以说，改革本身有时也只是权力斗争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刘复生认为，二月河的小说是“新权威主义”的形象教科书。“新权威主义”兴起于改革面临困难的八十年代末，这里的困难既包括利益集团的阻挠，也包括旧有社会主义体制的负担等等。因此，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急需引入新的政治权威来建立秩序。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新加坡的儒家资本主义模式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简而言之，建立在“看不见的手”基础上的市场，此时需要借助“权威”这只“看得见的手”猛推一把。于是，在八十年代后期，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新权威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潮隆重登场，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时期的历史小说纷纷要到开创盛世伟业的历代明君那里寻找榜样和灵感了。

然而，这样的“权威”仍然时时面临着一种“合法性危机”，需要主流意识形态给予论证和辩白，这也成为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必然要处理的问题。刘复生认为，《康熙大帝》中关于盛世的描述，已经构成了作为异族政权的清朝的统治合法性。而《雍正皇帝》则是直接回应了八十年代末改革带来的历史性创伤。这种合法性论述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深化，以至于我们已经无法绕过编剧刘和平去理解二月河了。刘和平强化了雍正的悲情色彩，将这个历史上刻薄寡恩的专制君主，刻画成了勤政爱民的劳模。小说中的雍正虽然也是一个正面人物，但二月河还是不断从臣子、亲信和侍卫的观察视角和心理感受出发，呈现了雍正逐渐“异化”的过程，可到了电视剧中，我们却只能看到他的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以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不被世人理解的委屈和孤独。

刘复生最后指出，很多人从“启蒙主义”的角度出发，批评“清帝系列”是为封建帝王树碑立传，是反现代的历史倒退。其实，二月河并不反现代，小说的主旨是呼唤强人保证改革能沿着既有方向进行下去，至少是保住改革的成果和改革带来的新的利益格局。这才是二月河小说真正的历史秘密。

故宫口红“嫡庶之争”：文创产业的潜力与乱象

过去一周引发热议的还有故宫口红的“嫡庶之争”。据“红星新闻”报道，自“萌萌哒院长”单霁翔上任以来，故宫就隔三差五上热搜，文创生意也越做越红火。去年十月，社交网络上刮起一阵“故宫胶带DIY大牌口红”的风潮，这波风潮不仅让故宫胶带迅速告罄，许多网友也纷纷喊话，希望故宫可以早日推出彩妆系列。一年后，故宫彩妆如期而至，却因一场“嫡庶之争”陷入风波。12月9日，“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出了一篇题为《故宫口红，真的真的来了！》的推文，宣布故宫推出首款彩妆——故宫口红，这篇推文的阅读量很快突破了十万加。而就当9日晚上，“故宫淘宝”官方微博却发布声明称，“目前市面上见到的所有彩妆并非我们所设计。来自故宫淘宝的原创彩妆，我们周二见。”但这条微博很快又被删除。两天后，“故宫淘宝”发布了题为《久等了，故宫原创彩妆》的微博文章，宣布推出故宫仙鹤系列、螺钿系列彩妆，转发超过三万次。

红星新闻的记者通过调查发现，“故宫淘宝”和“故宫博物院文创馆”均属故宫旗下的文创品牌，只是分属于不同的部门。在故宫博物院的官网上，文创频道有四个入口，除了上述两者之外，还有“故宫文创旗舰店”和“故宫商城”。其中“故宫淘宝”资历最老，微博认证显示，它隶属于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该中心是由故宫博物院100%出资成立的国有企业；而它的淘宝认证资质则显示，其运营主体是北京尚潮创意纪念品开发有限公司。而“故宫博物院文创馆”今年6月才在微博上完成认证，其账号主体为故宫博物院。因此有网友调侃道，“故宫淘宝”是庶长子，而“故宫博物院文创馆”是“嫡次子”，可谓是对两者关系的精妙总结。今年“两会”期间，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王亚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2017年，故宫推出的文创产品种类近一万种，其中不仅有自营的，还有合作经营、品牌授权等多种方式，总收入超过10亿人民币。

红星新闻的报道指出，口红“嫡庶之争”的背后，是故宫在文创领域的持续发力。2013年之前，故宫的所谓“文创产品”只能算是大街小巷都能买到的旅游纪念品，单霁翔当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朕知道了”胶带成为“网红”，让他意识到了文创产品的巨大市场。2013年8月，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一次面向公众征集创意，举办“把故宫文化带回家”主题文创设计大赛。此后，“奉旨旅行”行李牌、“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折扇等主打“萌系”路线的文创产品使600岁的故宫焕然一新。

文章指出，在国外，靠文创“撑起”博物馆的现象早已不是新鲜事，许多国外博物馆已经形成了文创产品从创意、设计、生产到销售、售后的完整产业链，文创收入已经占到博物馆收入的很大比例。中国的博物馆文创产业起步较晚，除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之外，大部分博物馆还处于尝试摸索阶段。 北京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王亚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虽然目前国家政策十分支持文创产业的发展，然而在具体的实施落实过程中，仍存在博物馆从事文创产品经营活动依据模糊、文创产品研发管理与激励机制滞后、博物馆研发文创产品思路不清等问题。”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科技处副处长吴寒也曾公开表示，当前博物馆文创开发工作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产品品类单一、同质化程度高、质量无保证、发展不均衡，不同地区、不同博物馆、不同销售渠道之间的差距较大，同时也缺少既懂文博专业又懂设计营销的复合型人才，等等。

“娱乐资本论”的报道则指出，故宫口红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故宫文创产品在管理方面的紊乱。中国已经是规模超过3000亿的化妆品全球第二市场，口红则是彩妆中最受欢迎的品类，同时也是一个低成本、高利润的品类。故宫口红在“双十二”前夕爆发争端，显然是由于利益驱使。而争端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由于故宫内部众多部门权责不清、沟通不畅，制造了一些模糊地带，导致两个部门同时开展口红业务。另有一些业界人士表示，故宫博物院是事业单位，在进行一些项目合作时，原有的体制和管理方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市场，也是这次争端产生的原因之一。

文章还指出，在国内方兴未艾的文创产业中，故宫是所有运营商都想合作的对象，但另一方面，也有和故宫进行过文创合作的运营商抱怨称，少量的分成、受限的权益以及超长的工作周期是合作的常态，但对于大部分运营商来说，这都是值得忍受的，因为只有在故宫“镀完金”之后，才更容易得到其他客户的认可。

文章将北京故宫的文创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0是线下阶段，以模仿台北故宫为主要方向；2.0是线上阶段，市场化运营的“故宫淘宝”让故宫开始成为“网红”；到了3.0阶段，北京故宫开放了更多的市场化主体来参与运营故宫文创。目前北京故宫的文创发展已经进入了3.0阶段，这意味着更大文化价值的挖掘和更多商业变现的可能。文章最后指出，“网红”故宫的成长史本身就是一个新超级品牌的诞生史，文创产品、纪录片、综艺节目，以及同互联网巨头展开的各种合作，都是其组成部分，而口红之争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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