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下称TPP协议）谈判预计未来几个月或收官，但在整个过程中纳入汇率操纵的呼声一直不绝，令协议最终结果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为推动协议尽快达成，美国参众议院两个委员会已相继通过了一项“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赋予国会对最终协议持“赞成”或“否定”的权利，但同时限定其不能修改条款内容。该法案接下来将提交给参众两院投票。

TPP协议的谈判国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和墨西哥等共12国，这些国家的GDP占全球总量的约40%。

中国不在TPP谈判国之列，但在美国眼里，中国似乎一直是“操纵”汇率最严重的国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两名经济学家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估计因中国和日本等国操纵汇率，美国过去十年损失了约500万个工作岗位。这种信念，在部分决策者以及以底特律汽车制造商为首的游说团体要求在TPP协议中附加汇率操纵条款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是为了向中国表明态度，我们不是在无所事事，” 参议员Charles Schume在建议修改“贸易促进授权”法案时表示，“有些事情是应该做的，而现在就是合适的时机。”Schume是力推将汇率操纵条款与贸易谈判捆绑在一起的主要人物，他曾推出一份“贸易促进授权”的修订案，要求加入惩罚货币操纵国的条款，但被参议院金融委员会驳回。

汇率操纵能否影响贸易？对这个问题似乎很难给出否定的回答。汇率操纵国通过有意贬低本国汇率，可以获得贸易上的相对优势。然而，针对是否应该在贸易谈判中附加货币操纵条款，美国国内出现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辩。

支持者认为，这是个设定国际贸易标准、解决贸易中汇率操纵问题的一个好的时机：未来中国等国可能也会考虑加入TPP协议，而且，围绕汇率操纵的外交局势处于相对平和的时期。另外，现有防范和惩罚货币操纵的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相关条款，以及美国自己的“汇率操纵国”名单，都没能切实发挥出效用。美国财政部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把任何一个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

“汇率操纵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带来了巨大的损害。”IMF前首席经济学家Simon Johnson 3月底撰文称。他认为，若能设立一个快速解决争端的机制，那么TPP协议谈判将提供一个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时机。

反对者则认为宏观经济问题不应该与贸易谈判挂钩，更何况在TPP这样大规模、影响可能较为深远的贸易谈判中，将汇率操纵与贸易谈判捆绑到一起是不现实的。

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土耳其前经济事务部部长Kemal Derviş称，货币操纵的途径有很多，除了最直接的做法——购买国外资产外，在当下这个短期资本流动量巨大的世界，各国央行的利率政策，哪怕只是预期利率声明，都会对汇率有极大的影响。不仅如此，量化宽松也影响汇率和贸易，哪怕央行购买的只是国内资产，就像美元、欧元和日元近期的波动所显示的那样。甚至提高国内收入税都可能影响到对其它国家的商品需求。还有各种各样的宏观政策都可能影响到经常账户收支。

“总之，要让‘影响汇率的政策’变成贸易协议的部分，那么货币和财政政策都必须成为贸易协议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压根不会有什么贸易协议了。” Derviş写道。

《经济学人》在25日刊发的一篇文章中，更是直斥美国政府把TPP协议当成了遏制中国的“武器”，这是很多决策者力主将汇率操纵与贸易谈判挂钩的出发点。

文章称，把汇率操纵条款附加到贸易协议中是个糟糕的主意，不光是因为汇率操纵的行为很难界定，还因为类似的条款降低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但是因为奥巴马政府把TPP定位成对抗中国的武器，所以像Schumer等人的要求就更难被无视了。

而且，文章还以日本为例，称华盛顿方面遏制中国的思维方式在贸易谈判中被利用了。安倍晋三目前正在美国访问，双方据信已就TPP谈判接近达成协议。然而，《经济学人》指出，即便是现在，日本方面似乎仍然无意在降低高关税等方面做出让步。

“如果是出于遏制中国这样一个逻辑，最终达成了一个最低限度要求的协议，那么TPP协议能带来的经济收益将会非常微弱，”文章称，“TPP的真正价值在于，为世界贸易设定高的标准，而这需要该协议展示出尽可能多的勇气，而且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加入会让整个世界最大程度上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