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四口到了重庆对岸。我还在奇怪一条水是清的，另一条黄黄灰灰，母亲就叫我们上渡船。
不记得谁来朝天门接我们，有没有过长江，反正，山区重庆好像没有洋车，只有一些代步的滑竿。
总之，我们给带到一个非常热闹的所在，后来才知道是上清寺。
我们上了一条人很多的大街，到了一幢四层楼房，叫国际大厦。有意思的是，上面两层由大街进口，我们去的是旁边一个要走台阶才能下去的弄堂，原来下面两层要从台阶下面弄堂进门。
1995年，我离开重庆五十年，我正在北京，乘便重访当年逃难去的成都和重庆。在上清寺，还是很眼熟，可是又不一样了。当年住的国际大厦，还是四层，像是后来照着原来旧楼重建的。
我下车走了一趟，还下台阶去看看我们住了三年的那个家，好像都没怎么变。
这条弄堂当年一半以上都是父亲早先到达的同事。我家住在底层，我大姐姐夫住的楼上，他们隔壁是厨师夫妇。
因为只有我家有位大师傅，同事们的午饭就全到我家包伙。
我记得我们国际大厦旁边有个警察局拘留所，经常可以听到拷打犯人的嚎叫。再旁边有个地下防空洞。1942到1943年，经常有日机来重庆疲劳轰炸，我们和附近邻居躲了不知多少次空袭警报。
在我们到重庆之前就听说有个“五三五四”惨案，死了好几百人，一个看守见到人们都躲进去了，就反手锁上了大门。他人不知道去了哪里，反正空袭之后，里面的人挤着要出来，打不开大门，全都闷死在防空洞内。
我进的小学叫德精，中学叫求精，是后来担任了教育部长的夫妇二人办的。当时美国已对日本宣战。我的小学被美军征用，操场变成他们汽车部队的停车场，全操场都是他们的军用车。我们小学几班合并，挤在求精中学去上课。
班上一位同学发现这些军车后面红色信号灯，有点微凸的表面。一个信号灯有点损伤，微裂。他敲开看，里面是一粒粒红色弹珠。他挖出来向同学炫耀，他又找我去挖。我们正在挖的时候，一个美国大兵抓住我们两个，提到校长室，交给了她。他走了，校长没收了珠子，说美军不追究，叫我们别再去偷了。
我们四年级班有个淘气的同学，叫刘恕。他后来在五十年代中台湾出了大风头，以“亚瑟”（Arthur）的艺名，首先在中广，正声，警察等等电台，介绍美国刚出现的摇滚乐。刘恕是我最老的同班同学，后来在台北街头撞见了他，说了些话，再后来又在曼哈顿，竟然也在街头见到了他。
他小学那个时候，喜欢捣乱。有次，上课铃响了，我们一个个进教室。他走在我前面，那时，女生坐头两排。校服是刚过膝的黑裙，上身白衬衫。刘恕边走边顺手去摸几个女孩的腿，她们惊叫，抬头看到的是我。
老师罚我站在教室前面的墙角，面对全班学生。我没有去告诉老师是刘恕摸的。朋友做了件错事，我也就替他背了。他很高兴，我们从此变成不错的朋友。
重庆三年，国共合作抗日期间，郭沫若负责后方文化活动，把一些中央地区未曾演出的话剧、歌曲在重庆等地上演，其中之一是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我姐姐们带过我去看。
想是演出的时候，外面下了一场雨，散场回家，来的时候不觉得怎样的一个斜土坡全是稀泥，下坡的一个个滑倒。我们姐弟也左滑右滑，满身是泥地回家。
八十年代初，国内改革开放之后，最早一批来访美国的是当年活动期间吃过苦头的文人，如刘宾雁，吴祖光等等。我请过他们来我家吃饭。那天晚餐之后喝酒闲聊，我告诉吴祖光在抗战期间我就看过《风雪夜归人》，他有点惊讶，说我大概是他最早的一位观众。
吴祖光送了我一幅他夫人新凤霞画的花卉，有他的题字。次年，我们全家三口去拜访吴祖光夫妇。刚开门，吴就说，真太巧了。他编的一本关于古今饮酒的书，收集了我那篇文章“酒戒”，刚刚收到。这时他儿子抱着母亲下楼。吴祖光说他应邀去美，正在办理儿子的护照和签证，没有儿子去背母亲，他们就无法去，我感谢新凤霞送我的画，我们两家还合拍了一张照。
到重庆之前，我们都听说有个“飞虎队”来华协助国府残老的空军抗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美日尚未宣战。美国经罗斯福总统批准，由陈纳德将军（General Claire Chennault）召集组成的“飞虎队”（国共驱逐机头画有一个“虎鲨”大口），一个个飞行官身穿便装，驾着100架P-40，飞往昆明基地。
他们的战绩可观，不但没有了重庆的日机疲劳轰炸，竟然在短短几个月内，击落三百多架日机。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在我们到了重庆不久，就不见了，母亲说去出差，我也没再问，可是从1943年底到胜利，他一直没回来。这件事直到台湾，她才透露一下，说你爸代表委员长前往沦陷区办件事，没说什么事，只叫我不必再问了。
到了1945年初，我们在电影院新闻纪录片中看到，“飞虎队”已经控制了国府领空，日机虽然偶尔还在沦陷区附近丢几个炸弹，也没有什么伤害。又看到太平洋各个小岛的日军基地驻军与反攻美军死战，日兵甚至于宁愿从高崖跳下自杀也不投降。观众在震惊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日军的顽强。
此外，作为反对法西斯轴心国的“中美英苏”盟军，中央政府还指派孙立人成立远征军前往缅甸，解救了被日军包围的上万个英军。
人们都有点感觉，日军快完了。上清寺那个国际电台，播放着日军在太平洋的各个岛屿一个个被美军夺回。重庆遭受的疲劳轰炸也好久没有了，我们也很少躲进防空洞。突然，二哥在美国空军官校毕业回国。
他没有回家，住在宿舍。偶尔在家门口同我们说几句话，但从不进家门。我后来的猜想是，他年轻的时候逃走离家，父母不原谅他，不正式表示接受了他，他不愿回家。他最多是在家门口跟我谈谈。我告诉他父亲去了敌后一年多了。他也没问下去，只是偶尔给我一些零钱，去买点花生吃。
这天，一下子跑来好几个家里朋友，叫我们赶快上去听国际电台正在报导的一个天大新闻。什么美机丢了两个新炸弹，叫什么“原子弹”，日本天皇投降了。
我至今也难忘，全重庆都疯了。一大堆人挤在国际电台前面听广播，一播再播，人们就是不散，一听再听。
当晚，弄堂里父亲的同事们，全去了一位现已搬出的好友家，此人姓孙，是联勤的一个高级主管，为美军造了大批营房，美军感谢他，也为他盖了一幢营房，有暖气，冷气。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一个有冷气的家，我们几家人都没有上街。外面鞭炮歌声不断，就这样，我们庆祝了八年抗战胜利。
第二天，二哥回来，也进了家门，叫我们尽快整理行李，空军眷属优先搭乘便机回家。两天之后，我们和行李全上了二哥开的中型吉普，他开，母亲坐在前面，我们姐弟挤在后面的行李堆。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二哥说这是架C-46。就这样，我们回到了北平。
二哥也和家里和好了。回到北平当晚，母亲赶出来一大锅炸酱。我们常吃，不以为意，二哥可是好久没吃母亲的炸酱面了。他有说有笑，好像根本没有逃离过家庭。
我们直到北平才见到父亲，好像是1945年底。有天在家中听到他跟当年重庆弄堂几个好友说话，说你们心理上要有个准备，他觉得三年左右，又要逃难。
我事后问母亲是怎么回事，她说你别答了，跟着我们走就是了。父亲次年就和一位好友去台湾视察了三个月，我后来在想，大概那次他去，已经作了安排。否则，全家到了台北之后，已经住进了一幢两层日式木楼，在台北市新泉街九十二巷底。
就这样，重庆三年之后三年，我们又在逃难，这次是跑去了台湾。
—— 完——
题图：两个男人站在重庆朝天门广场上看风景。所有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