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欧阳觅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是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所处的大环境，准确、深刻认识其内涵至关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对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做过阐释。在2018年7月召开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世界既充满机遇，也存在挑战。他强调，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

经济动能转换、国际格局演变、治理体系重塑，就是当今世界面临大变局的主要内容。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治理体系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规则运行，发展中国家们要么被动接受，要么被隔离在全球体系之外。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国际力量对比失衡，发达国家和地区富强，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贫弱。根据IMF的数据，2017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在全球占比为14.4%，而GDP占比为41.3%。IMF用的是购买力平价GDP，如果使用名义GDP进行计算，发达国家和地区占比超过一半。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007年，IMF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发达国家和地区GDP占全球的比例达到56.3%，随后逐渐下降，在过去10年间共减少15个百分点。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占比逐渐提升。

随着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发生演变，要求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声音越来越多，各国主张不同。发展中国家要求更多的话语权，与力量对比的演变相适应；而发达国家和地区要求规则的调整对自己更为有利，以阻止力量对比的继续演变。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随之高涨。

历史已经证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规则问题很多，突出表现是导致全球以及其国内利益分配失衡，不但在全球层面是少数国家占有多数收入和财富，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内部，也存在1%人口占有99%收入和财富的问题。而利益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定价机制不合理，对于科技的定价太高，而对于劳动的定价太低，导致资本以及精英在利益分配中占比过多，而劳动者等大众分得少。这种失衡的定价机制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规则的实质。

在三次工业革命（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中，西方发达国家都占据先机，所以，科技定价高对于他们是有利的。他们也极力维护自己在科技方面的垄断地位，包括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通过金融创新支持科技发展。因此，科技、金融占有最多资源。这种失衡的定价机制使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占有多数收入和财富，同时也挤压了其国内制造业（科技含量较低）的生存空间，制造业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普通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更为不利，国内收入分配更加失衡，以致造成社会分裂。2011年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今年法国发生的“黄马甲”运动，就是社会分裂的反映。

发达国家内部的社会分裂，以及国际力量对比的演变，都显示当今世界需要大变局。世界应该形成利益分配更加平衡的格局，其关键在于改变定价机制，科技的定价降低而劳动的定价提高，使两者的差距缩小。

我国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需要打破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于科技的垄断。世界经济经历新旧动能转换、第四次工业革命（智能化）可能发生，这是我国的机遇。但是，在寻求第四次工业革命先机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给予科技创新过高的定价，不能将资源过度集中于科技创新，否则，我们可能会重复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其后果是制造业的空间被挤压，收入和财富分配失衡，还不利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在科技创新方面急于求成，就会陷入金融驱动的精英模式——通过宽松的融资环境激励精英去寻求突破。而宽松的金融环境又会推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造成经济运行成本上涨。因此，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不急于求成，利用中国经济的扎实基础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推动我国科技发展，也推动定价机制、全球治理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