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高林

地图上的巴尔干

《巴尔干两千年》开篇的地图往往被读者所忽略，但事实上这几幅地图才是真正理解巴尔干历史和现实的关键所在。

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把巴尔干的宝藏展示给地中海周边的民族，分布在喀尔巴阡山以南和以东的大平原则把巴尔干最大的宝藏展示给欧亚大草原上的迁徙者。巴尔干的这片平原事实上是从这里出发经乌克兰一路向东一直延伸到中国的欧亚大草原的最西端。这片广阔的草原也是欧亚大陆上古往今来一系列民族迁徙的必经之路。如果喀尔巴阡山继续向东延伸到黑海，它就会阻断这条民族迁徙之路，成为整个巴尔干的北方屏障。但喀尔巴阡山却在接近黑海的地方突然折向西北，让南北喀尔巴阡山显得像一个反写的字母L。喀尔巴阡山不但没有保卫巴尔干，反而阻断了各民族继续西进的道路，于是巴尔干的东北方成为民族迁徙之路的重要分叉路口，在这里一部分民族选择继续沿着喀尔巴阡山向西北前进入波兰和德意志，另一部分民族则转而向南进入巴尔干最大的平原。仿佛为了招徕迁徙者一般，这片平原还得到了从贝尔格莱德转而向东流入黑海的多瑙河的灌溉。

于是古往今来，巴尔干这片土地成了历次民族迁徙、帝国征服和殖民扩张交汇的十字路口。巴尔干西部沿亚得里亚海的那些狭小平原把古代的罗马人、中世纪的威尼斯人和近代的意大利人吸引到巴尔干。东南部和南部的平原则把古代的波斯人、中世纪的拜占庭人和近代的土耳其人吸引到这里。巴尔干西部的那些海滨城市，和东南部的色雷斯、君士坦丁堡，像是西方的意大利和东方的土耳其撕咬巴尔干留下的两个深深的齿痕。斯拉夫各民族和保加利亚人则沿着民族迁徙之路来到巴尔干。还有同样来自东方的马扎尔人，他们定居在巴尔干北方的匈牙利平原上，然后逐渐向巴尔干扩张。罗马尼亚人自认是达契亚的罗马军团的后裔，觉得自己无论是相貌还是语言都更加拉丁化，但他们却居住在民族迁徙之路的尽头。在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之间是那些在中世纪沿着多瑙河商路进入巴尔干的德意志人，他们被叫做萨克森人，按照统一的萨克森城市法享有自制特权。唯一称得上是原住民的是希腊人，但他们早就被外来的征服者统治，先是罗马人后来是拜占庭，最后是土耳其。在所有这些民族之外是分布在整个巴尔干的犹太人，他们成了这片土地民族主义热潮的主要牺牲品。

山让巴尔干的人民难以在强权面前自保，却也使他们在征服者眼中变得难以统治。几个世纪以来巴尔干的征服者潮涨潮落，每当征服者退去，一个横跨巴尔干连通“爱琴海和黑海”或者“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的国家就会随着逃上山的人们回到平原，或者新的迁徙者出现在平原上，但随着新的征服者到来而化作过眼云烟，开垦的土地往往变成大帝国贫瘠的边疆，要么因为缺乏维护而重新变成蛮荒之地，干脆被抛弃。当征服者离去，新来的开垦着看到的是旧帝国崩溃后的一片崭新天地，他们再度把这些莽荒之地变成田园和村庄。而在那些被驱逐出家园的人们看来，这些在新居民手中诞生丰饶景象，正是他们丧失于征服者之手的土地的本来面目。

巴尔干的每一个民族都自认为是巴尔干的统治者，至少是统治者的直系后裔。但在接连不断的征服者面前，从罗马帝国到拜占庭帝国，从奥斯曼帝国到哈布斯堡，从奥匈帝国到俄罗斯。他们又都是不同程度的失败者，理解这一点是跟随卡普兰开始这一趟奇妙的巴尔干之旅的重要前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理解那个今天依然沉浸在历史当中不能自拔的巴尔干。

巴尔干本身就是历史

《巴尔干两千年》是一个过于宏伟的标题，通常情况下意味着一本字典般的书。好在卡普兰写的比字典薄多了，也没有像字典那样把时间、地点、人物、伟大的英雄、建筑和艺术品，分门别类按照国家或者历史时代一一呈现。相反他写了一本游记，在这本书里我们跟随着卡普兰，从“毁灭世界的试验场”维也纳出发，周游整个巴尔干。毕竟在梅特涅看来“巴尔干就从维也纳城门外开始”，不过卡普兰告诉我们巴尔干今天的起点并非如此，相反它从列车上不再提供暖气的那一刻开始。当你开始觉得冷，而餐车也被一个卖李子白兰地和劣质香烟的金属架子取代的时候，我们就随着卡普兰踏上了巴尔干的土地。

在之后的章节或者说正文里（因为维也纳是写在序言里的），卡普兰带着我们从“西方的前沿”萨格勒布的主教座堂，到老塞尔维亚的黑岩盆地；在罗马尼亚，卡普兰从彷佛停滞在半个世纪以前的雅典娜宫酒店出发，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和轮渡来到多瑙河入海口，在一对儿医生夫妇家里借宿，听人们议论罗斯福；然后又转而向西，沿着逆时针的方向周游整个罗马尼亚；走进雅西的大教堂，来到布科维纳林间的古老修道院；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大学城他一度觉得自己已经置身中欧，西本彪根的萨克森人小镇则让他想起慕尼黑，虽然这里的萨克森人已经人去楼空。

在本书一开篇，作者就在截然对立的两派人中间穿行。让他们对立的是已经远去将近半个世纪的“乌斯塔莎”（克罗地亚的法西斯组织），还有更加遥远的“奥匈帝国”。如果作者对一个通达明哲的老教士点头，他在一个反复重申自己“不是民族主义者”的塞尔维亚人眼中就成了“法西斯分子”。如果他对一个犹太报纸的编辑的观点表示认可，很可能就激怒了认为自己不是“法西斯分子”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在更加贴近历史的修道院里，女修道院长走的更远，她把灾难归咎于更早的土耳其征服者，并且用一种不可辩驳的态度，把奥斯曼人和“墙外边”的阿尔巴尼亚人混为一谈。

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沙俄和纳粹，所有这些征服者在我们这个时代多数人眼中都已经成为过去，但在巴尔干却没有，想要抛弃历史的纷争去努力看清某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感受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反而更加需要想象力。

困惑的旅行者

1934年克罗地亚人在马赛刺杀了南斯拉夫国王，一位英国记者兼作家丽贝卡·韦斯特对巴尔干产生了兴趣，1936年她终于踏上了南斯拉夫的土地。她把她对南斯拉夫的研究和游记糅合在一起，写成的书就是英语世界里关于巴尔干问题的名著《黑羊与灰鹰》。正是这本书触动了同为记者兼作家的卡普兰，促使他在半个世纪之后，当西方再次对巴尔干产生兴趣时踏上了这片土地。

《巴尔干两千年》在走过巴尔干的土地的同时，几乎每一页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谈论巴尔干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作品同样超越了游记，而成为一本深刻的文化和历史著作，因此可以当之无愧地与他视为楷模的《黑羊与灰鹰》相提并论。但假如认为通过阅读本书就可以一窥巴尔干问题的本质，甚至像克林顿那样把它当作处理巴尔干事务的参考，那恐怕卡普兰自己第一个就要跳出来加以反对。在后记里，作者提醒人们小心对“游记类文字的误用”。历史从未从巴尔干远去，但卡普兰也告诉我们， 历史并不是巴尔干生活的全部，巴尔干人也一样要生活。一个塞尔维亚人可以对几百年前黑石盆地的惨败感同身受，但这并不是他们行动起来去迫害邻居的原因。历史和文化传统可以让人们联合起来，却不足以让人们互相迫害。能造成这种结果的一般都是普通但却更为直接的原因，比如女修道院长的“阿尔巴尼亚人太能生！”这样的理由。人们会为了历史而流泪，但促使一个人拿起武器或者背井离乡的，往往是更加庸俗，也更加实际的理由，比如像书中那个萨克森人劳伦兹想追求的理想，“买车、买洗衣机和录像机！”

虽然历史依然徘徊在巴尔干，但从历史出发却并不能给现实的政治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如果是从卡普兰这样的英语世界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观出发，就更加无法正确的理解巴尔干问题。虽然西方与巴尔干近在咫尺，但事实上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克里米亚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对巴尔干并不感兴趣。丽贝卡女爵士1934年才对巴尔干产生兴趣，1936年才第一次踏上巴尔干的土地。而她之所以能够成行，正是因为这个时期西方对巴尔干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并不仅仅支撑起丽贝卡女爵士和她的著作，也支撑起整整一群人，那就是各大报纸派往巴尔干的记者们。在本书中这些人的身影、名字、作品都被作者一再提及。正是这些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西方和巴尔干之间建立起一条脆弱的纽带。但随着战争的爆发和扩大，这些记者最终逃离布加勒斯特的时候，这条短暂存在的纽带就中断了。它被重新建立起来要等上将近半个世纪——即随着西方再一次对巴尔干产生兴趣，记者卡普兰踏上前辈足迹的时候。

对他们来说巴尔干是神秘而充满魅力的，但也是他们久已形成的观念加以衡量和批判的对象。在以山脉、河流甚至经纬度划分边界的新大陆，民族国家被认为是唯一合理的组织方式。这种观念体现在从丽贝卡女爵士到卡普兰甚至《多瑙河畔》的作者西蒙·温德尔身上。在他们看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族主义狂潮和发生在中欧、东欧和巴尔干的法西斯运动、对犹太人的迫害是毫无疑问的灾难。但同时他却并不觉得巴尔干和中欧的民族主义狂潮，是中欧君主国崩溃以及《威尔逊纲领》在欧洲推动民族自决的必然结果。所以他们一方面对二十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种族灭绝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的把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区分开。

他们更无法理解为什么巴尔干人会对战前世界，尤其是哈布斯堡君主国产生怀念。虽然这种不理解本身也要分时间和地点，比如在本书的开头，当作者刚刚踏上巴尔干时，他对克罗地亚人觉得自己“相比贝尔格莱德，离维也纳更近”，甚至“无论哈布斯堡人怎样盘剥他们”，“克罗地亚人都原谅了这个王朝得所有罪恶”感到愤怒。花了好几页来批驳他眼中“目光短浅”甚至头脑不正常的克罗地亚人。指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哈布斯堡的统治。但当旅程过半，他在周游罗马尼亚的过程中，在特兰西瓦尼亚感受到了阔别已久的整洁、守时和服务精神的时候，他却没有去批驳那这一切美德都归功于哈布斯堡统治的当地人。我们当然不能简单把这种观点归因于萨格勒布在大多数人眼中“属于西方”，所以作者就对萨格勒布人提出了比特兰西瓦尼亚更高的要求。相反，这种反差正说明了作者对历史的基本看法，那就是法西斯固然可怕，但多民族的大君主国依然不是一个可选项。

对英语世界的知识分子来说，民族国家即使不是各民族的必然归宿也是各民族的必经之路，《威尔逊纲领》就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时隔将近一个世纪，当卡普兰和其他知识分子再次看到巴尔干的苦难时，他们内心深处依然住着一个威尔逊。只不过在萨格勒布，卡普兰心中的威尔逊还趾高气扬，而到了特兰西瓦尼亚他心中的威尔逊已经没有兴趣再跳出来大发雷霆了而已。

《威尔逊纲领》适用于很多地方，但刚好不适用于巴尔干。在巴尔干这样的土地上，一方面各民族混居在一起；另一方面，每一个被迫和其他民族混居的人内心深处又都怀着不切实际的梦想。当梦想与现实的落差同日常生活里的贫苦、不耐烦和愤怒搅拌到一起，民族主义就很难不变成种族主义。如果我们承认了民族主义的理想和游戏规则，那么我们就无法否认——在多民族混居的中欧和巴尔干，法西斯主义的迫害和其他国家针对德意志人的强制迁徙和同化政策，客观上正是实现民族国家理想的最简单手段。支持民族主义的同时反对种族主义才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立场，相比之下特兰西瓦尼亚人对德意志人的怀念，和克罗地亚人对维也纳的怀念反而现实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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