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子慧
编辑|周卓然
“我声音是不是听上去很奇怪，今天有点感冒嗓子发炎。”急匆匆从上海的服装工厂赶来的罗禹城问道。他的手机壳上印着《神奇宝贝》里的小恐龙，与他的微信头像一模一样。
彼时的罗禹城刚刚结束了前几日在英国进行的杂志拍摄的工作，但还没来得及休息，就又投身于2019年纽约时装周的准备工作中。
不过这对他而言，轻车熟路。
与男孩般的样貌和22岁的年纪带来的“少年感”相左，罗禹城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服装设计师了。
自2015年秋冬系列开始，罗禹城与自创品牌CALVIN LUO每个季度都会出现在纽约时装周的官方日程上，“无性”、“科技”、“70年代复古”，他的每一季主题都以“解构”的理念来演绎不同的热门议题，而随着他2019年春夏系列中首次发布了专门的男装系列，他将CALVIN LUO打入了包括farfetch、harveynichols， LUISAVIAROMA 、Opening Ceremony NYC等国际店铺以及中国买手店10 Corso Como。
“我现在定居在上海，工作室和服装工厂也都在上海，不过在美国也有一个团队，除了外包出去的公关、销售以及样板师傅，加在一起可能15、20个人左右。”罗禹城介绍道，他的工作室就在上海新天地附近，最近因为忙着准备下一季的服装以及即将到来的纽约时装周，几乎乱的已经没什么可以下脚的地方。他告诉界面记者，依靠着面料主要都是在世界各地定，由意大利的、由日本的韩国的，生产有一部分是在上海，另外一些片手工类的可能会放在美国。
然而与这些成绩相比，此时坐在对面的这个年轻男孩穿着贴身的羊绒毛衣和黑色的阔腿裤，深色的西装外套映衬的皮肤十分白皙，说起话来声音也缓缓慢慢的，比想象中的要腼腆的多。
95后罗禹城诞生于重庆， 他在山城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初中时期跟随家人搬迁到深圳，随后在初三转入到香港的一所英国制高中。20世纪初的重庆和香港，在商业环境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境地。据罗禹城回忆，在他小的时候，几乎很难在重庆找到一家像样的百货公司，但香港则不同。
“那个年代的香港从这条马路走到那条马路，可能都必须要穿过一个商场，街道上也都是奢侈品店铺、买手店，时尚氛围比较好，” 罗禹城对界面记者回忆道，“初中的时候我们都是不让化妆的，但到了香港，身边的朋友都比较注重打扮，穿人字拖、超短裤都是可以的。”
生活环境的转变敲响了罗禹城内心的“钟声“。他开始穿好看的衣服，注重仪表上的打扮，空闲时间里也爱上了阅读时尚杂志来追寻潮流资讯，还关注了很多学校里时尚方面的社团。16岁的时候，罗禹城开辟了自己人生的转折点。
“我16岁就收到了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转年的2月就过去学习设计了，”他补充道，“当时我家里人不是特别希望我学这方面的专业，我自己考了托福和SAT后就自己找了中介，正好当时的成绩也够美国大学的申请条件。”
他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年的12月20日左右，他收到了几所美国学校的offer，争取了家人的同意后，就正式踏进了服装设计的门槛。
不同于很多在国内接受服装设计教育后而转至国外的中国设计师，罗禹城的设计师之路还算顺遂。“刚过去没过的时候倒是觉得没有什么不适应，纽约比较小，大概一两个月的过渡就习惯了。”
渐渐融入了美式教育的罗禹城在大三的时候抓住了一个机会。当时帕森斯设计学院与IMG集团（国际领先的体育、娱乐媒体集团）联合举办了一个设计比赛，正值漫长暑假的罗禹城闲来无事，联系了国内的一家工厂做了10个左右的服装look作为自己的参赛作品。不久后，身为环球文化嘉年华负责人的Linyao看到了他的作品，并向其询问是否有兴趣参加次年2月的纽约时装周。以此为契机，罗禹城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CALVIN LUO，并正式拉开了其品牌在纽约时装周的序幕。
或许是受到帕森斯学校教育中对于品牌商业的导向，罗禹城在创立品牌之初，就没有把 “是否要将品牌商业化”视作一个问题，尽管这个想法曾经困扰了很多刚刚从国外毕业回国的中国设计师。
在界面时尚（公众号teedevil2018）此前接触过的设计师中，很多年轻的中国设计师都是毕业于伦敦中央圣马丁学院、伦敦艺术学院等英国的设计学院，受到不同教育理念的影响，他们往往在自己的设计中会显现出更多的艺术化倾向。比如说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李筱，她在刚毕业时的设计就选用了大量的糖果色，硅胶元素以及有着充气效果的廓形，还配上了占据整件衣服的装饰物，使整个设计颇显戏剧性，而曾在中央圣马丁读完了本科和硕士的中国设计师万一方则曾表示，在圣马丁的教育理念里，创意的先锋性被反复强调，穿着者是否觉得舒服和方便反在其次。
相比之下，罗禹城没什么艺术家的包袱。
在他看来，任何品牌如果想把公司运营下去，商业化是必须要考虑的一点，不管是大品牌还是设计师品牌，也不管设计师本人是否认同商业化，都需要一定的资金去支撑品牌的发展。“你可以去做很夸张的设计，但你就要想办法从其他方面来补齐你的运营资金，或者通过副线品牌去养活主线，很多时候设计师在后期心态是会有转变的。”
关于这一点，此前界面曾采访的中国设计师黄婉冰就是一个例子。她在毕业后，选择把原来的品牌Wanbing Huang分为了体现她本人特质的艺术品牌Wanbing Huang和侧重商业化的品牌AT-ONE-MENT两个部分。
罗禹城认为：“但我还是不建议做太过的商业化，最好的就是要找到一个设计感与商业化的平衡点。”
在最早的几个系列中，罗禹城做的都是比较中性的设计，他希望消费者可以感受到的美，是能够超越性别跟地域的。而在随后的几季里，他开始逐渐将性别定位清晰化，并在每个系列中都加入了4-6套男装的设计。
2018年6月，CALVIN LUO在2019春夏巴黎男装周期间发布了品牌首个男装春夏系列，提取了197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喇叭裤、牛仔以及紧身针织服装等元素重新设计，并在巴黎设立了为期一周的独立SHOEROOM展示订货。该系列在发布不久后就受到了VOGUE RUNWAY的关注，由时尚撰稿人NICK REMSEN撰写了系列评论，并随后入驻了Harvey Nichols、Luisaviaroma，Opening Ceremony NY等买手店。
对罗禹城来说，做男装比做女装更容易些，但最终决定推出专门的男装系列，更多的还是出于商业的考量。“男装和女装的发布季度是不一样的，对于很多买手来说，他们的预算可能在2月女装结束后就花完了。从销售层面来讲，如果一个系列中只有6个男装，对他们来说可能算不上是一个很完整的系列，他们比较难选择。”
在很多人眼里，罗禹城有着与年纪不大相符的成熟与稳重，在执行力和判断力方面尤为突出。这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近几年，以上海时装周为首，中国时尚行业的氛围正在向一个良性状态飞速发展，再加上中国消费者具有很强的消费能力，从数字上来讲，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罗禹城当然也希望分到中国市场这碗羹。然而，从品牌2014年成立至今，他一直没有在国内的时装周上举办任何的发布会。
相比之下同毕业于帕森斯设计学院的两位设计师瞿思颖和李浩冉创立的品牌PRIVATE POLICY在上海时装周已经混熟了脸，在中国消费者的印象里或多或少也占据了部分位置。
罗禹城却也不着急。
他不是没有想过通过上海时装周来打开国内市场，但显然目前包括秀导、模特以及化妆师在内的中国团队还并不能让他满意，尤其是在报价上。
“国外的话报价都是比较固定的，同一个模特可能在国内和国外走秀的报价差的会特别多。”考虑到经费的问题，罗禹城表示，未来可能会首先在中国市场做一些户外的广告活动以及橱窗类的快闪店宣传。
他也坦言将品牌从国外带回国内后，无论是在国内独立设计师的市场竞争还是媒体环境，都和他想象中的有一定出入。尤其是在他2017年和合作伙伴共同创立了时尚杂志《ROUGE FASHIONBOOK》后，从媒体人的角度出发来看中国的设计师，更是有了很多新的认识。
“美国和中国的时尚环境不大一样，回到中国你会觉得人都会更实际一点。” 罗禹城说，国内独立设计师领域的竞争压力远比他想象中的要大，而时尚媒体对于设计师的支持则更多的偏向于以广告客户为主，对设计师的有效帮助着实不多。“每年都有非常多的中国设计师从国外毕业，他们都在创立自己的品牌，尽管国内目前很多商业品牌发展的都不错，但留给设计师的出路比我想象中的更窄。”
而他很欣喜的一点则在于自己心态上变得更成熟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很容易被外界的评论的声音左右，但现在觉得也无所谓了，就做自己吧。”
如今，罗禹城的压力大多集中于品牌的竞争和销售方面，他会在每个系列上市前给自己定下一个有关销售的小目标，通过更为实际的数字去激励自己。很多媒体为他贴上“纽约时装周最年轻设计师”的标签，他也并不反感。“年轻代表着很多，你有机会犯错，也可以尝试很多大胆的想法。”他说道。
而抛开工作的罗禹城则像很多同龄的“95”后一样，喜欢利用休息的时间宅在家里，偶尔也会看看口碑扑街的爆米花电影。在他看来，从事艺术行业的人在私底下可能更加需要远离艺术的放松，“我喜欢的东西还挺杂的，也没有说会固定看哪一类电影。但如果有人说他只看文艺片的话，我可能会翻一个白眼，我觉得那不真实。”不过他也表示，如果自己当初没有走上设计师这条路，可能会专心地做时尚杂志杂志，但不管什么行业都会是在时尚圈。
采访结束的几天后，刚好是2018年的平安夜，罗禹城在这天给自己放了个假，跑到日本度过了自己23岁的生日。而就在2天前，他在朋友圈里发布了一条评论设计师Raf Simons离开Calvin Klein的图文，上面写道：
“如果你真的欣赏和认可一个设计师或品牌，支持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掏腰包买单，等到设计师离职后才感叹可惜或者现在才开始购入，都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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