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锟最后一次和公众分享光纤发明的荣耀，和他悠扬的口哨，是在告别仪式上。
2018年9月23日，这位光纤之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病逝，一时震动香江与国际社会。
10月8日，告别仪式上，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场吊唁，并与中大现任校长段崇智、前校长沈祖尧等人扶灵。亲属友好、特区政府司局长、中大教授及各界贤达等数百人前来送行。
仪式上播放了高锟的纪念录像，展示其传奇生平。录像的最后，出现了高锟吹口哨的镜头，他悠然自得，鼓腮运气，口哨悠扬而出。
大厅里阒寂无声，“江河不尽”的横幅前，只有高校长的口哨在飘扬，飘过座中神情严肃的政要，面色凝重的社会贤达，飘过无奈而伤感的金耀基、陈方正、杨纲凯等老友，飘过余济美、陈亮光等中大教授。
这曲子是电影《魂断蓝桥》的主题曲《友谊地久天长》。陈亮光记得，从前他们在中大校园行山时，高校长时常这样吹着。
在香港中文大学两任校长段崇智、沈祖尧致悼词之后，陈亮光用中英两种语言，表达了一个学术晚辈对通讯领域一代宗师的深深敬意：
“感谢您的引领，创造发展光纤，使高速的信息传递成为可能，带给社会丰富而多彩多姿的样貌及生活品质的改善。天涯若比邻的通信与Google、Facebook、Alibaba这些影响世界的IT 巨人得以崛起。
“感谢您的高瞻远瞩，在90 年代初就提出科技发展的重点（信息科技、生物科技、材料科技、环境科技）及其他重要研发的新方向。在今日，AI、生技、纳米科技仍是当下最热门的科技重点……”
在陈亮光的致辞中，更有一段涉及高锟和脑退化症的抗争故事，概括了高锟晚年不平静的人生:
“感谢您的关怀支持，让高夫人可以全力推动社会对认知障碍症的了解与关注，及对照顾患者之人的关怀与尊敬。这十年社会大众对认知障碍症了解大大的提升，除了政府的推动，有部分要归功于高夫人与高锟慈善基金会的努力。”
致辞之后，陈亮光即席哼起一段曲子。那是一段关于圣诞节的曲子。从前和高校长行山时，他时常以口哨吹着它。他觉得和高校长在一起度过的时光，总像在过圣诞节，欢乐，和平，充满感恩。
灵堂前的大幅照片里，高锟身着深色西装，白须飘飘，在陈亮光轻快的曲调里，灿烂地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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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正熟悉那种笑容，那种被《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形容为“澄澈如溪流、银亮如秋阳”的笑容，熟悉48年前，在港岛坚巷，那个有着“孩童般可爱笑容、脾气有些执拗古怪的好人”。
那是1970年，由新亚、崇基、联合三个书院组成的中文大学成立不久，书院仍是各居一方。联合书院在港岛，其理学院偏居坚巷，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物理学博士陈方正在物理系任教，高锟在电子系担任创系系主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金耀基也在这一年加盟新亚书院，远在九龙农圃道。
同在理学院，陈方正与高锟相识，但交往并不多。在陈方正印象中，那时的高锟，“一脸笑容可掬，无忧无求的童子军模样，既不摆架子也没有机心，只是按部就班，老老实实做他的系主任”，但又“颇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味道”。
那一年，距高锟在1966年7月，与研究伙伴Hockham一起发表题为《介电波导管的光波传送》的论文，已过去了4年。
高锟，1933年生于上海，1948年随父移居香港，1953年负笈英伦留学，后来获伦敦大学电机工程学博士学位，1957年加盟英国电信行业的翘楚、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英国子公司标准电话与电报有限公司（STC），进行光信号传输系统的试验。
1959年激光的发明，比此前的微波系统高出十万倍的信息容量，让人们开始畅想光通信的未来，但实际研究困难重重。据理论物理学家杨纲凯《忆高锟和他的光纤技术》介绍，1960年代，STC的研究机构标准电信实验室（STL），与世界上其他电信实验室一样，一直在寻求远距离传输大量数据的方法。环形波导和光纤通讯受到关注，初时前者稳占上风，光纤通信是通过微细玻璃纤维传输光线，并不太被接受，甚至被认为是痴人说梦：因为光有吸收损耗，这将限制它的传输距离。
高锟和Hockham在上述论文中提出，光纤的高损耗率，大多是由材料中所含杂质引起，如果将铁杂质的浓度降低至百万分之一，那么由基本机制导致的损耗将会非常小。换句话说，制造超纯度玻璃可以用于实现远距离信号传输。
上述论文首次提出光纤应用于通讯的理念，其刊出日后来被公认为光纤通讯的诞生日。但在当时，世人对此半信半疑，此后多年，高锟不得不游说有关公司投放研发资源，他本人亦奔走世界各地推广光纤构想。在寻访了多家玻璃制造商，游说他们制造纯净玻璃之后，他在美国厨具和玻璃生产商康宁公司得到了回应。康宁公司参与了光导纤维的研发和生产，并于1970年研发出可以量产并实际应用的光纤，衰减度为每公里17分贝。
在中文大学执教时，高锟并未停止研究光纤，一到暑假，便回到英国跟进自己的研究。他时常跟电子系的同事说，未来所有的通讯都会依靠光纤，但大家也是半信半疑。
1973年，杨纲凯自加州理工学院博士毕业后，正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在陈方正的引荐下，加盟中大物理系，而与高锟相识，当时也并不了解这个年长15岁的学者在做什么研究。之后一年，高锟便“飘然远引，到美国ITT公司主持发展光纤通讯体系的大业去了。”(陈方正《以洞见改变世界》)。
杨纲凯再次见到高锟，是在1982年。当时，在中大访问的首个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向校长马临提议，光电子学和光通讯的研究和发展有着远大前景，在将来是了不得的事情，中大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1982年，中大为此举办暑期研习班，两周内邀请四位誉满国际的光电子和光通讯学者做了讲座。高锟第二个出场，讲座“深具创见，思维创新跳跃”，不仅讲了光纤的理论知识，而且还涉及光纤应用的工程学问题，甚至包括企业的考虑内容。
34岁的杨纲凯担任筹委会秘书，研习班结束后，又负责出版讲座论文集。他参考高锟的录音和所用幻灯片，执笔编写了高锟的演讲内容，在1983年结集成书。这是杨纲凯第一次跟高锟合作，从此对他的光通讯理论，有了系统了解。
在高锟的研究中，初期的光纤只能用于短距离通讯，因为光信号在玻璃内衰减的程度非常严重。经过反复研究，高锟终于发现高温石英玻璃长距离传输光时，衰减度较低。
而在1982年，随着国际上材料物理特性的研究和高质量玻璃的生产取得的可喜进展，康宁公司研制出现时普遍使用的光纤，衰减度仅每公里0.15分贝，光纤的第一个商业性系统开始试用，但当时信息载量相当低。
在杨纲凯印象中，这一年，光纤还没有普遍应用，公众并不知光纤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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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锟再次出现在香港中文大学，是在1985年，他被授予荣誉理学博士。两年后，高锟应邀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开始了教育家之路。金耀基也就在这一年认识了高锟，他结束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为期半年的讲学，回港不久，应高锟之邀出任副校长，由此共事7年，见证了高锟打造世界级研究型综合大学的努力。
金耀基记得，高锟校长上任后，在致全校师生的第一封公开信中，就清楚列出中大的使命：
“一、不断培养更多的达到世界一流水准的大学毕业生及研究生；二，成为香港的一个知识力量源泉，为社会服务；三，为香港创造有利条件，培育人才并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据金耀基《高锟的笑容——科学与教育的卓越贡献》介绍，1989年之后，香港人才外流趋势加剧，扩展大学教育成为港府稳定民心、打造未来的两大动力之一。高锟把握了这一机遇，把学术研究、创新知识与培育人才作为基本任务，在量与质上大幅提升和扩展中大。
任内九年，他将学制由四年制改为灵活学分制，使中大更加吸引香港的中七毕业生；增建工程学院，扩充升格教育学院，使中大成为有七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在学院研究领域，成立了多家研究所，重组研究委员会，实施校内研究评核，以支援学术研究，奖励卓越表现。
高锟的大手笔之一，是把原属理学院的电子系及计算机科学系拨过来，又筹办了讯息工程系等，组建成更全面的工程学院，同时利用广泛的人脉网络，在国际上广揽英才。
1991年，工程学院正式成立。这时，国际上的光通讯研究已如滚滚江河之势。据杨纲凯上述文章介绍，随着高纯度玻璃制造工艺的提升，激光技术也逐渐成熟，可以与光纤进行有效连接；计算机的普及，信息传输需求的爆炸性增长，这些事件在1980年代后接踵而至，光纤有了世界性的生产及应用，终于在1990年代导致了互联网的诞生。
当互联网在美国流行之际，高锟指示工程学院安装了一条64 kbps国际专线，接驳美国西岸互联网主干，此后这里演变成香港互联网交换枢纽。 中大也逐渐成为全球光纤通讯研发的领先学府之一。
1992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陈亮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加盟中大的。陈亮光研究光通讯，吸引他前来的是高锟在国际通讯界的影响力。这时的高锟，已享有光纤之父的美名，从1976年到1985年，几乎年年都获得荣誉大奖，1985年更获得大名鼎鼎的马可尼国际科学家奖。中大的教师调侃他，“拿奖就像我们拿工资一样”。
这年秋天，陈亮光和一批新教师，应邀赴校长府，第一次见到了高锟校长。从第一次见面到最后告别，高校长在陈亮光记忆中，永远是笑笑的样子，他话不多，但讲出来，让你觉得是对的，一副典型的学者风范；他样子有点像小孩子，会开小小的玩笑，蛮容易沟通，不会板起脸来说教，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
对于高锟，余济美有同样的感觉。余济美是国际知名的材料化学家，在美国爱达荷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执教美国多年。
1993年，余济美来中大访学，和20余位新教师一起，应邀赴校长府茶叙。在他印象中，高校长非常关心大家。对于刚来的教师，他都安排时间谈话，询问每个人做的研究，他仔细去听，而且给予鼓励，给出方向性的看法。余济美是研究环境化学的，高校长十分赞同这项研究，认为很重要，鼓励他继续努力。
茶叙之后，余济美觉得很受鼓舞。高校长不会说教，不会强迫你做什么，而是说你有多重要，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给你信心，让你以后“自动驾驶”。这种管理方式，让余济美觉得很舒服，也影响了他后来的教学方法。
两年之后，39岁的余济美告别美国中央密苏里大学，正式加盟中大，高校长的精神感召力是其回归原因之一。
“我的工作是创造空间，让人成长。”多年后，高锟在接受一份英文报章访问时如是说。
据《中文大学校刊》报道，高锟相信身为中文大学校长，责任是为有才者开拓发展空间，惟其如此，大学整体才可以一同成长。问及他对哪项成就最感满意时，高锟说是“在校园营造了学术氛围”。
金耀基对此深有体会，印象中，高锟校长在执掌大学时用得最多的两个词是“创新”和“卓越”，曾不止一次跟他表示，中大有很多人才（当然包括任内招聘的大批人才），他认为他的最重要角色是为有才的人创造空间，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他也觉得在9年任内，确实为中大有才能的人创造了“人尽其才”的空间。
高锟出任中大校长时，陈方正执掌中国文化研究所，与高锟多有交往，见证了高锟在科技之外的心胸境界。
1990年，陈方正和金耀基、金观涛、刘青峰等同事，创办了一本在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中享有崇高盛誉的学术刊物《二十一世纪》，得到了高锟校长坚定的支持和激励。“创刊号出版的时候，庆祝酒会上他不断举杯和展示灿烂笑容，成为全场焦点”（陈方正《以洞见改变世界》），“从后来的谈话可以推知，他之所以愿意支持这个事业，丝毫没有其他实际考虑，只是认为它本身在学术上、思想上有意义、有价值而已。”（陈方正《发明家、校长和童真—— 悼念高锟校长》)
多年后，陈方正回忆称，“当时《二十一世纪》有两个指导思想。第一，言论不要定于一家，要百家争鸣，大家都可以讲话；第二，学科上不限于文科，也需要各种不同科目之间相融合。这两条，我想跟他在英国所受的教育是比较符合的，跟他自己的理念比较相近，所以他觉得这个很有价值。”
中大之外，高锟对香港的科技发展也贡献不菲。高锟出任校长后，杨纲凯由理学院院长任上，先后出任研究生院院长、大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副校长，与高锟有了更多业务往来，见证了高锟在发展中大乃至香港科技方面的努力。
1990年代初，高锟见到香港政府缺乏科技发展的长远蓝图和规划，就联同港大、香港科大等六所院校讨论这个问题，并和杨纲凯合作，在1991年主编了《香港科技发展路线图》报告书，提交给香港政府。
在杨纲凯印象中，当时港英政府对此不感兴趣，报告书几乎没有政策影响。香港回归之后，特区政府加大创新科技投入力度，《香港科技发展路线图》里提出的发展IT、生物科技、新材料、环保科技的预言，才先后得到了落实。
香港科学园的建立，同样有着高锟的贡献。杨纲凯回忆称，高锟是主要推动人之一，早年直接参与科学园筹备工作，后曾担任香港科学园公司的董事局成员。香港科学园选址时，高锟像开玩笑一样，交给杨纲凯一个任务：“你给我把这个争取回来，争取不到别回来见我。”后来，香港科学园如愿落址中大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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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大同事们印象中，高锟在学术上成就斐然，在行政管理上也有独到之处。据中新社报道，他的秘书回忆说，有时他去开一些非常棘手的会，回来时吹着口哨进了办公室，秘书觉得这个会议开得还不错，但后来听其他教授讲，那个会挺火爆，风风雨雨，但是他好像“四两拨千斤”一样，让人看不出他遭受到很大的压力。
实际上，高锟在中大的校长经历并不轻松。如陈方正在文章《以洞见改变世界》中所言：
“在（近）十年漫长岁月里，他创办工学院、建筑系，推动大学行政体制改革和重组，以谦厚沉实风格赢得了社会的普遍尊重。但坦白说，从旁看来，他所付出恐怕远远超过所得。因为，他碰上了香港人最困扰、焦虑、恐惧、愤懑的十年：它开始于80年代末的国家悲剧和由是引发的香港移民潮，结束于香港在中英连绵不断的争执声中来到回归祖国前夕。在这期间，大学学制和退休金制度都被迫作出根本改变，气氛为之沉闷郁结可想而知。自然地，高锟校长成为无穷争论、争拗的焦点。他不善辞令也不工心计，对无穷的人事纠纷，对学生的无理攻击乃至谩骂，往往显得束手无策，应付维艰……”
港英政府变相强迫中大学制“四改三”事件，是高锟上任后第一个考验，被金耀基形容为中大创校以来遇到的最大困难。
据涂远澜《香港大学学制的前世今生》介绍，上世纪60年代初，香港只有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两所大学，学制分别实行三年制和四年制。而香港的中学则分为英文中学和中文中学，前者依从英国传统，即五年中学两年预科，报考三年制的港大；后者则大致依内地模式，五年中学修读一年预科，报考四年制的中大。90年代初，港英政府强制推行改革方案，取消了中、英中学区别，将中大学制改为三年制。
据《明报月刊》卢爱玲文章《三桩争议事，段段师生缘》，港英政府变相强迫中大学制“四改三”，表面上是因为中大、港大的收生矛盾引起，其实是英国在撤出前进行教育部署，以使香港教育衔接英国模式，维持英国在港的影响力和联系。
上世纪八十年末，中大捍卫四年制，在香港社会是轰动大事。中大接纳学生代表，加入校方高层核心小组，共商对策。学生会组织了很多行动，在邵逸夫堂召开千人声讨大会，于立法会动议辩论时，在遮打花园大集会，乃至年底全校罢课。但捍卫行动最终失败，中大、港大和树仁大学的4000学生愤而游行。
在此局势下，高锟设计了弹性学制，将课程改为学分制。据《高锟自传》（增订版）介绍，他向同事和同学们解释：中大并没有放弃四年制。同学们入读中大，可以采取任何进度学习，只要修满123学分，就可毕业。如果他们通过高级程度会考，并达到指定的语文程度要求，平均三年就可以修完学士学位课程。在很长一段时间，三年制和四年制并存，逐渐过渡，弹性学分制“保住了全人教育理想，保住了本身的核心价值”。
香港大学前校长徐立之，是中大杰出校友，并曾重返母校担任访问学人，与高锟多有交往，后来在接受《明报月刊》采访时称，在中大学制“四改三”事件中，“高校长是一校之长，成为中大罪人，受尽师生校友责骂，还被认为是他出卖了中大，换来他钟情的工程学院，可说受尽委屈。”徐立之更指有中大高层对高锟校长不敬。
在杨纲凯印象中，相对于学制“四改三”事件，高锟出任港事顾问，更是遭到学生的极大抗议。
据中大政治与行政系副教授周保松《真正的教者》介绍，1992 年7 月，中英因香港政治改革方案问题，关系破裂，中方决定另起炉灶，吸纳香港不同界别精英为己所用，邀请他们出任港事顾问。1993 年3 月27 日，中国政府公布第二批港顾名单，高锟校长榜上有名。中大学生会很快发出声明，要求高校长公开交代事件，又在校内烽火台举办论坛，傍晚时派出同学携横幅，游行到中环恒生银行总行，要求在那里开会的高校长回校公开解释。
1993年3月31日早上，高锟来到烽火台，面对着中大千余师生及香港所有媒体，就接受港事顾问职务做出公开解释。
高锟不善言辞，面对发问者的冷嘲热讽，他不以为忤，有时甚至忍不住和学生一起笑起来。他说：“我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希望大家努力对香港的将来做一些事情，这是不错的。香港的将来是大家的将来，可能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
同年11月20日下午，中大建校三十周年开放日，在百万大道举行开幕礼。高锟上台致辞，突然有十多位学生从两边冲出，手持标语，更有学生抢了台上的麦克风，高喊“反对开放日”口号，还有两位爬到典礼正前方的建筑顶层挂起横幅，上书“两天虚假景象，掩饰中大衰相”。
事后，中大管理层震怒，高锟却将处分学生的建议压了下去。他的决定在大学管理层和校友组织，几乎得不到支持，甚至不少教师也认为他软弱无能和治校无方，在他离任时对他评价甚低。
后来，在接受香港电台“杰出华人系列”访问时，高锟才谈出感受：“我的感觉是学生一定要这样做，不然我听不到新的思想。他们表达之后，我们至少有一个反应，知道他们在争取什么东西。” 而当年和学生激烈争论后，他回家对太太说：“什么都反对才像学生哩！”
在上述风雨中，陈方正观察到，“在如此巨大冲击下，他表面上若无其事，仍然保持童子军般的阳光、开放和乐观，但心灵所受创伤之巨，恐怕是难以估算，更不足为外人道。”( 陈方正《发明家、校长和童真—— 悼念高锟校长》)
而高锟在后来的自传中很坦然，自称从未卷入什么密谋协议的漩涡，招惹什么闲言闲语，“我懂得怎样保护自己，那就是不知是谁在一首诗中说的：’我的忠诚就是我的盔甲。’忠于自我，令我在晚上睡得安稳，说话畅所欲言。”
金耀基对此也有观察，他在《高锟的笑容——科学与教育的卓越贡献》中写道，“高锟的脸上永远带着一副笑容，是那种极自然，令人感到亲切舒服的笑容。那是高锟特有的笑容。我不知道这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但我知道他谦虚宽厚的襟怀主要是来自中国文化的熏陶。他自幼读过四书五经，并承认孔夫子对他有影响，他特别认同传统中国文化待人宽厚的精神。Charles（高锟英文名）对己对人都有很高的要求与期待，但他对人宽厚、容忍是超级的，有同事跟我说，他从未见过高校长生气，问我高校长是否从不会生气？说真的，在香港做大学校长，能对有的事，有的人、有的现象不生气吗？Charles的容忍量是超级的，但他是会生气的。”
25年后，上述两件事情的见证人周保松，在“容忍”的角度之外，以另一种视角解读了高锟的治校理念：
“是什么原因，使得高校长如此尊重学生的自由权利，并将这个权利看得比个人荣辱和大学声誉还要高?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来自他的科学精神。高校长是一位科学家。科学的终极精神，是追求真理。要发现真理，就必须要有充分自由的学术环境，容许师生在没有顾忌和恐惧下自由探索。要在学术上有突破和创新，就必须鼓励异见，必须对常人眼中离经叛道的观念给予最大的包容和尊重……我认为，对高校长来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语）是科学之本，也是大学之本。
“除了科学精神，我想高校长也会同意，一个自由开放的大学环境，对培养学生的个性同样重要……如果我还有机会和高校长聊天，我相信他一定会同意，自由是大学的命脉。没有自由，大学将什么都不是。”（周保松《自由比容忍更重要——怀念高锟校长》）
在高锟做校长的最后两三年，陈方正观察到，他忽然间脾气会变得很犟，至少有两三次，在开会时，跟同事，甚至跟一些支持中大的元老发生冲突，而且是比较激烈的冲突，“而且慢慢变得严重，甚而导致令人面面相觑，难以圆场的局面。”
多年后，陈方正回忆称，这可能是高锟脑退化症开始出现的征兆。这一病症似乎是有遗传的，他父亲在80岁以后，也出现脑退化症状。上述脾气当然也影响校董会对他的看法。
亦有熟识高锟校长的中大教授对此理解稍为不同：当时对高校长颇不客气的有几位，其中有两三个，是甚不讲理的，用一句广东话说：佛都有火，发脾气是正常的。
1996年7月31日，高锟63岁，卸任中文大学校长。他执掌中大九年，全校学生由7000余增至13000多名，教职员由二千五百增至四千多名，“中大在原有的良好基础上，日益壮大，成为在香港，在亚洲的一所有规模、有格调、有学术质量、有国际声誉的大学”（金耀基语）。
高锟校长卸任之际，据《中文大学校刊》介绍，大学校董会深表赞赏与铭感，接受大学教务会之推荐，聘任其为工程学荣誉讲座教授；接受行政与计划委员会之推荐，将科学馆北座命名为“高锟楼”和设立“高锟基金”，以发展学术硏究，促进国际联系及学生活动。
在陈方正看来，高锟“在回归前夕，度过耳顺之年未久就退休，对他来说其实是难得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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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锟离开了中大，逐渐从同事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他和老友陈方正等仍不时餐聚。他在作别中大的书面致辞中说，“现代人时常强调效率、速度、新意念及转变，我们却欣赏历久不渝的友情、交谊、珍贵的传统，以及所有能带来温馨回忆的事物。”
高锟走了，很多同事只能从报纸上了解到，他创办了高科桥集团有限公司，创办了弘立书院，担任了香港科技创新委员会委员，获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邓小平、甘地、黑泽明、盛田昭夫一起，被《亚洲新闻》评选为二十世纪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世界各地旅行，接受作为“光纤之父”所应得的、各种纷至沓来的荣誉。
谁也没有料到，他会在此后不久得了阿兹海默症。
2004年，陈亮光担任信息工程系系主任，开始邀请高锟回来做讲座，与学生交流。在2005年的一次讲座中，陈亮光发现，他讲话断断落落的，在逻辑上跳来跳去，跟以前差别颇多。
杨纲凯也注意到，有一次，高校长在逸夫书院做报告，用英文讲光纤，中间讲稿丢了两张，他讲到一半就乱了，说不下去。
也就是这时，余济美从很多同事那里听说，高锟校长在外面开会，开完会以后，不知道怎么回家。在余济美印象中，高校长平常说话不多，是一个great listener（好的倾听者），他会听你讲，但不会发表很多意见，所以开始时，不太注意他是否得病了。
2007年3月，《二十一世纪》庆祝出刊百期，高锟也来到晚宴上。“我们再度欢聚的时候，他好像已经来到生命的黄昏，和一班老朋友见面时虽然心情欢畅，但在台上讲一两句话也显得吃力。” 陈方正回忆道：我们请他讲话，他就走上去，用普通话只讲了一句，“我已经很久没这样在台上讲话了”，就下来了，表示他讲不出来了。
2008年，陈方正听高锟的秘书讲，高锟就要回美国了，就和夫人去跑马地他的寓所看望。
高锟还可以正常聊天，还带着老友去大厦顶层看周围的风景。虽然，他有些事情记不起来了，上街时可能会迷路，可是在家里，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聊天，他没有问题。
那时，他已经在收拾行李了，“对行将迁回美国充满了孩子般的兴奋和期待，我们则不禁黯然”（陈方正《发明家、校长和童真—— 悼念高锟校长》）。
金耀基和杨纲凯也去看望他，他脸上还是带着“高锟的笑容”，身子依然健好，只是记忆力弱了。高夫人说，她在天台晾衣服，每天都是他去收下来。
临别时，高锟陪他们去看屋顶的小园，并坚持送下来，在马路上走了一段，说要带他们去附近大排档看看。金耀基与杨纲凯怕他太劳累，回送他到大楼的电梯，高夫人正等着。看着他进了电梯，两人心情都有点沉重，但觉得他有高夫人照顾，加州阳光好，又有儿女在附近，对他是有帮助的。
也正是在2008年，高锟患脑退化症的消息，被香港媒体披露，但这一消息似乎并未在中大，在香港引起太大反响。
在陈方正印象中，高锟已经退休一段时间了，和中大的联系基本没有了。香港和内地不一样，内地的校长退休了，还是学校的人；在香港，大学校长退休了，当然学校还会给你一些荣誉，但此外就没有特别的联系和照顾了。
高锟去世以后，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陈繁昌接受《明报月刊》采访时说，早年香港人不懂得赏识，不知道光纤的重要性，否则对高锟校长应该会尊敬一些。当期《明报月刊》推出专题纪念文章，总编辑潘耀明在卷首语中称，“高锟对香港贡献至深至巨，港人对他亏欠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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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退化症是一种极为阴险的疾病，它会在你毫无防范下入侵。其实，经常忘东忘西或迷路，并不是正常的老年症状。当这不治之症进入中期以后，照顾者的压力便非常沉重。患者需要24/7全天候的照顾。这情感上的失落最令人痛心。脑退化症就像一个人的死亡，但死去的，只是记忆，而不是身体。那个人的身体还健在，但伤口却永远敞开，无法愈合。”
多年后，黄美芸在高锟慈善基金的宣传材料上如是写道。高锟患病，对妻子黄美芸带来莫大的痛苦。黄美芸是英籍华人，电脑工程师，他们相识于1957年的英国标准电报电话公司，1959年喜结连理，从此相濡以沫，不离不弃，携手走过50余年风雨，仍是恩爱如初。
高锟退休后，他们一起打网球，跳社交舞，打麻将，享受平静舒适的晚年。但大约在2003年，高锟70岁时，黄美芸和麻友们发现他的反应变得迟缓。脑退化症的幽灵已在不知不觉间来了。
脑退化症，又称老年痴呆症/失智症/认知障碍症，是因脑部功能不正常衰退引致的病症。香港中文大学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教授郭志锐曾在接受中大联合书院院刊《联合迈进》采访时称，脑退化症可分三大类型，约有六成患者是患上阿兹海默症，病症成因未明，衰退是渐进式的，高锟教授就是患上阿兹海默症；另有三成病症，是因病人脑中风或患上血管疾病，对脑部造成损坏引致，余下的一成病症，可由柏金逊症、艾滋病、脑积水、脑肿瘤等引起。
随着香港高龄人口高速增长，脑退化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高锟慈善基金提供的2010年材料显示，65岁以上的香港人中估计有5%患有脑退化症，80岁以上更高达30%。
2014年出版的《高锟自传》(增订版 高锟著 许迪锵译)，以高夫人的语气记录了脑退化症袭来的情况：
高锟常忘记这忘记那，大家都拿他开玩笑，他忘了车钥匙放在什么地方，大家就说，“老人失忆又来了”。高锟回家时会迷路，幸好懂得用手机，会打电话说他迷了路，只是到了后来，他连打电话的能力也失去。
2003年，家庭医生建议他们去看神经科和老人科医生。神经科医生为高锟做了简短智能测验和医学测试，神经学家为他做了进一步检查，“磁力共振显示，高锟的海马体严重萎缩，海马体在脑的底部，专责处理和储存记忆。医生第一句就说，他会逐渐忘记许多词语。这是个退化症，而且会愈来愈严重……唯一的希望，是有新的药物能减慢脑退化的速度。我们开始了一连串药物疗程，以求改善他的脑功能”。
据《联合迈进》记录，高锟确诊后，黄美芸初时很愤怒，向天质问，这事为何会发生在至爱的人身上，继之感到忧伤，“因为你知道这个人以前是怎样，这个病将他改变，以前那个人已经走了，不再在这里，哭也哭过一段日子，现在习惯了，知道这个人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
慢慢地，黄美芸开始接受这一切，肩负起24小时照顾高锟的任务。以往信心十足的高锟变得失去自信，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愈来愈短。在家中，黄美芸不去开电视，高锟就不会去开，只会呆坐厅中。黄美芸需要事事关心，时时刻刻看顾高锟。
唐世煌是香港超智能控股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2002年和高锟夫妇在跑马地网球场认识，后来一起打球，一起出游，成为密友，对高锟发病的过程感触颇深。
在唐世煌印象中，起初，校长精神还好，只是有一点点健忘，比如说忘记了拿钥匙，谈事情时会重复一下，但并不严重。到了2006年左右，校长打球时，时常忘记了发球。
据《高锟自传》(增订版）介绍，那时，高锟仍然每天打网球，但球友们发现他的状态日差，他们给他让分，鼓励他打下去，打完球又帮他收拾东西，在更衣室里为他打点一切。球友们誓言保护高锟，每天开车接送他到球场。
高锟辞去了多家公司的非执行董事职务，留在家里，仍能读书。夫妇俩跟朋友到处旅行，也外出吃饭和参加其它活动。高锟每天打网球，在家里也做运动，体能调理得很好，只是到健身室的次数减少并最终停止。黄美芸放弃了网球，留在家里照顾他。
《高锟自传》(增订版）进一步记录： “高锟的理解能力开始减慢，从外表看来，他还是往日模样，但内里判若两人。他在我们面前日渐枯萎。我们给他做了正电子造影，脑部不同部位因应葡萄糖代谢速度以不同颜色显示，他的额叶上明显有斑块，是脑退化的明确迹象。
“2008年11月，在一个神经科专家的建议下，高锟开始接受每月两次的静脉注射，所用的药物主要用于治疗免疫力失调，副作用和毒性都经过研究验证，并于多年前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但用于脑退化治疗的第三期研究仍在进行，治疗效果未完全明确。
“药物注射很贵，且需时四至六小时。起初高锟很合作，另外加上针灸，生活仿佛回到常轨。但他慢慢变得易怒，有时更固执和神不守舍。他常想外出，又一定要有人陪伴，不理会别人有没有时间陪他。他很易觉累，白天也常要睡觉。
“我觉得还是回到美国。住得接近子女较好。病无法治愈，病况只会愈来愈差，我初则以怒，继之以忧，以痛———就像目睹至爱的人步向人生尽头，虽然那身躯仍健在。亲密感和心灵交流一概没有了，只是无时无刻的起居照顾。先前的药物注射在美国显然更为昂贵，甚至根本没有。家人决定，回到加州就停止注射，让病症自然发展。”
2009年，在唐世煌印象中，校长的网球不能打了，精神状况很差，而且开始发脾气。这年5月，校长夫妇赴美，唐世煌到校长住处，帮忙将行李装上车，开车为他们送行。
6
2009年10月6日下午五点四十五，一个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打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的院长办公室。
这一天，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9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高锟和两名美国科学家博伊尔和乔治·E·史密斯。颁奖词称，高锟因为“在光纤领域的开创性成就”，博伊尔和乔治·E·史密斯因“发明了成像半导体电路”，这些成就帮助奠定了当今网络社会的基础。
这一年，高锟76岁，距他首次发表光纤应用于通讯的论文，已过去了43年。43年间，光纤通信已经完全改变了世界。
据后来高锟教授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介绍，自1976年第一代45 Mb/s光纤通信系统建成以来，单根光纤的传输容量已经增长到原来的一百万倍，达到几十Tb/s。与此同时，光纤放大器和波分复用技术的发明，使数据得以在百万公里计的光纤中传输。时至今日，亿万公里长的玻璃光纤光缆铺设在地下和海底，构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连接网络，而这个网络正是互联网世界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光纤，1990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便不可能发生。
而自1990年代以来，高锟会不会得诺贝尔奖，就颇费公众猜测。2002年，高锟在接受《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访问时说，诺贝尔奖是以基础性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应用科学可能较难归入该奖。能得诺贝尔奖固然很开心，得不到也不用太失望。事实上，他的科研成果曾得到不少奖项，已感到十分荣幸。得奖与否，的确不是最重要的考虑，最重要的还是去做自己有兴趣的研究。
10月6日，喜报突然从天而降，震动了中大乃至香港。人们到处寻找高校长，才知道他已在美国。
这一天，金耀基在火车上收到了喜讯，余济美在办公室里收到了电邮，“哇，居然是我们的老校长得到诺贝尔奖！”；杨纲凯和马临前校长、杨振宁教授等人，在邵逸夫奖理事会上讨论事情，杨振宁教授还问及有没有特别的消息，杨纲凯手机上突然收到佳音……
当天晚上，中大就沸腾了。刘遵义校长发出公开信，向大学 同仁传达喜讯，并代表大学向高锟教授致以诚挚贺忱，“这是香港中文大学、全香港、全国，以至所有华人的天大喜讯......现代人日常运用的高速网络通信，正是高教授对科技的伟大贡献！”
第二天下午，中文大学在工程大楼举行“高锟教授荣获诺贝尔奖庆祝会”, 多位大学成员和嘉宾致词，忆述与高教授共事的情谊轶趣。中大前校长金耀基在会上把高锟的光纤发明比作中国人继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之后的第四大发明（内地更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另一为造纸术）。近百名中大师生或举杯，或挥舞诺贝奖牌图样的扇子，簇拥在印着高锟大头像的展板前，齐声恭贺高锟教授。
这时，在美国的高锟正陷入困顿中。据《高锟自传》(增订版）记载：
“回到美国，我们立即调查住宅附近可有任何照顾设施，以防在我们独木难支时可以找到援手。我们找到一家日间老人护理中心，受照顾的老人都有各种不同病症，约有1/4患脑退化。高锟起初参加了中心的活动，带回家里好些在课堂上做的手工和绘画。每天早上，他都兴致勃勃地到中心去。
“可是中止注射的后果开始浮现，几个月后，连简单拼图游戏中最容易辨认的边缘拼块，他也拼不上。此外，还有其他的认知缺损，连自己穿衣脱衣也有困难。”
在唐世煌印象中，2009年诺贝尔奖之前，高夫人的心理压力达到极点。教授已不是以前的教授了，家里一切事情，财务、打扫、烧饭、医疗、外出活动，都需要高夫人打理。
喜讯就在这时传到美国。金耀基和高锟通电话贺喜，感觉他很平静，但语调愉快。金耀基问，“电视你看了吗？在播你得奖”。他说，“哦哦，很好很好……”
据金耀基2009年文章《高锟的笑容——科学与教育的卓越贡献》记录，黄美芸说，Charles讲话支离破碎，对诺奖事一时清楚，一时又不清楚；当她在电视里看到瑞典皇家科学委员会宣布诺贝尔物理学奖时，Charles在身边，她说诺贝尔奖是一个很大荣誉，Charles只是漫然应之，她提高声调说：“这是颁给你的！”Charles就说：“哦，很好呀”。黄美芸说：“诺奖早颁一两年就好了。”
按惯例，历年诺贝尔奖得主都要在领奖前夕，在瑞典发表获奖演讲，综述生平最重要的研究成就和学术思想。
陈亮光回忆称，那时，高校长已经没办法发表获奖演讲了，一直在家相夫教子、长做贤内助的黄美芸挺身而出。她学计算机科学出身，在伦敦受过严格的文法课堂训练，多年伉俪情深，参与了甚多高锟的学术活动，高锟的演讲辞很多都经她修订，由她来做演讲，大家都觉得非常好。
四名中大教授被选出，参与演讲的文稿撰写及投影片整理。团队包含了中大副校长、物理学家杨纲凯教授，中大研究生院院长、信息通讯专家黄永成教授，信息工程系研究光通信的教授张国伟和陈亮光。他们执笔完成后，黄美芸亲自点题为“Sand from centuries past; Send future voices fast”，中文名字译作《古沙递捷音》——被高锟证明可作为长距离光传输介质的高温石英玻璃，亘古以来是由既廉价又用之不竭的沙粒做成。
2009年12月8日，诺贝尔物理学奖讲座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礼堂举行，黄美芸代替高锟发表演讲，回顾了光纤理论的基础和对世界的影响，展示了高锟对科研的创见、自信与坚持：
“60年代，我们的孩子还很小。高锟常常很晚回家，以致子女经常都要在餐桌前等着吃晚饭。我对他每天晚归感到很生气，我依稀记得他是这么对我说的：‘别生气，我们现在做的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有一天它会震惊全世界的。’我略带讽刺地说：‘是吗？那你会因此而得诺贝尔奖的，是吗？’ 他是对的，他的成果给通信界带来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
在数千公里外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特别安排于校内和网上直播讲座，校长刘遵义教授、副校长杨纲凯教授以及约三百名中大师生及公众，聚集在何善衡工程学大楼王统元堂，一同观看直播。
师生们看见久别的高锟校长，坐在前排，对黄美芸的演讲，微笑点头表示赞赏。“校长近乎傻气的天真笑脸在电视上出现，昔日天才横溢的校长逐渐忘事”，也让大家“惊觉时间的残酷”(《中大校友》2009年12月60期)。
12月8日起，为让公众进一步了解高锟教授对开发光纤通讯科技的贡献，中大联同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在香港科学馆合办为期三个月的“向光纤之父──高锟教授致敬”展览，介绍高锟教授过去四十年的学术研究生涯及重要成就。
12月10日，诺贝尔奖正式颁奖。中文大学同样进行转播，数百师生聚集在王统元堂的电视机前，唐世煌作为高家邀请出席的14位客人之一，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里，共同见证了高锟领奖的瞬间:
高锟站起来，有点犹豫地向前走出几步，瑞典国王特意迎了上去，微笑着向高锟握手，高锟也绽放笑容，握手回礼，并从国王手上接过金章和系着红丝带的奖状。
次日，香港中文大学再次举行庆祝会，百余师生及重量级学者出席。一时，高锟成了中大的英雄、香港之光、全球华人的骄傲。黄美芸后来在《高锟自传》（增订版）中称：“在香港，公众立即把高锟‘据为己有’，街头巷尾喜气洋洋，筵席聚会议论纷纷。”
2010年1月29日，应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特区政府邀请，高锟夫妇衣锦还乡，与香港市民分享获诺贝尔奖的喜悦。
2月5日，高锟夫妇在中大出席“桂冠学人返故园——中大前校长兼诺贝尔奖得主高锟教授成就展”开幕典礼，主礼嘉宾大牌云集，包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兼大学监督、中大校董会主席郑海泉博士、中大署理校长华云生教授，以及两位诺奖得主杨振宁教授和莫理斯爵士，二百多位大学成员及嘉宾应邀出席。
“桂冠学人返故园”展览，自2月6日起至3月20日举行，展出高锟惠赠中大的诺贝尔奖牌和奖状及其他多项珍贵奖牌，并以多媒体形式呈现高锟的生平及卓越成就等。展览盛况空前，短短一个多月，已吸引逾两万名访客参观。由于反应热烈，又于5月重展，延期至10月。
3月1日，为表彰高锟在光纤科技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科学园举行“高锟会议中心”命名仪式。
3月14日，为发扬高锟教授重视科研和关爱社会的精神，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与高锟教授同行”中大步行筹款日活动。正当阳春三月，中大漫山遍野杜鹃花怒放，高锟夫妇神采奕奕，带领步行队伍出发，近三千位中大师生及公众人士，行走在山路上，频频展示彩旗，向高锟夫妇致意。
各种庆祝活动纷至沓来，热情洋溢，竞相表达着人们对于诺贝尔奖得主的热爱。本来就有病的高锟被累坏了。
据港媒报道，当联合书院教授们为高锟获诺贝尔奖安排宴会之时，车子到达宴会现场前，高锟突感不安，下车要回家。参与宴会的童元方教授，刚巧在路上遇到他，告诉他大家都来要见他了。高锟却一边走，一边说：“我知道啦，我知道啦。”黄美芸只能跟在后面，跟客人说对不起。
2010年3月20日，高锟夫妇又回到美国。据《高锟自传》（增订版）记载：
“回香港小住六星期，高锟的情况又恶化了。淀粉斑块和神经纤维结的形成，令大脑萎缩，仍能正常运作的部分的工作承担因而日渐沉重，超乎负荷，病人也因而很易疲倦，不是来自肉体，而是来自精神的压力。
“我们要参加的公开活动委实太多了，过劳的高锟变得很不合作，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更抛到九霄云外。我们觉察到这情况，决定预为之计，以防失控。比方，在活动前先让他好好睡一会，每天尽量只出席一个活动，但有时还是不能如愿，高锟就会变得焦躁不安。
“后来，我在圣何塞发现了一个专为亚洲脑退化病人而设的护理中心。亚洲人中心离家很远，要坐长时间的巴士才到，过了好几个星期，我才能争取到外展服务，给高锟管接管送。
“在此之前，我每周三次陪高锟坐巴士到圣何塞，车程来回各需一个小时。几位来自台湾的教授每星期两次接高锟去参加一些聚会和适合他的活动。
“每周两个早上到护理中心，每月两个早上接受注射治疗，逢周五下午在本地老人中心午餐和打乒乓球，一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高锟都有外间活动，由我或护理人员陪伴。即使如此，一天里的剩余时间还是令人透不过气来，眼睛愈来愈难以离开他一刻。
“伴随诺奖而来的许多邀请我们都推却了，高锟实在无法应付那些研讨会或演说，这奖项来得稍晚，他已不大能分沾那光荣了。”
—— 待续——
题图为2018年10月8日上午，告别仪式结束后，高锟的子女持遗像走出殡仪馆。来自视觉中国。
鸣谢：腾讯新闻、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周保松、高锟慈善基金、香港赛马会耆智园、《明报》庞皎明、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研究系本科生林静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