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埃及足球而言，过去这一周称得上是双喜临门：北京时间1月9日，利物浦球星萨拉赫连续第二年当选非洲足球先生；而就在一天之前，非洲足协正式宣布，埃及将接替喀麦隆承办2019年非洲国家杯。

喀麦隆的两座承办城市，临近动乱频发的英语区，且场馆整体建设不利，2018年11月30日，非洲足协决定取消其主办资格。随后，非洲杯承办的招标工作重新开启，埃及在同南非的直接较量中脱颖而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南非国内赛事上座率低迷。

2017年接替哈亚图担任非洲足协主席后，马达加斯加人艾哈迈德以“现代化”与“公开透明”为承诺，致力于重振低谷中的非洲足球。实现由16队至24队的非洲杯扩军，并将比赛时间调整至更契合欧洲联赛节奏的夏季，进而提高赛事竞争力与观赏性，便是改革的重要步骤。

另一方面，本届非洲杯的选址，同样体现出非洲足协变革的决心。过去五届非洲杯的主办国家，皆为加蓬和赤道几内亚等非洲足球强国。而此番非洲杯落户卫冕冠军喀麦隆，则象征着“强国办盛事”的愿景。

只是在理想之外，非洲足协仍需面对变数频仍的现实——2013至2019年，连续四届非洲杯均出现了改换主办国的情况。

尽管政治动荡和疾病难称非洲足协的管理责任，但在政治现实和基建状况整体不尽人意的非洲大陆，短时间内如此急促的欧化步伐能否顺应多数国家的需求，则是一个未知数。

至少目前看来，坐拥萨拉赫、广泛球迷基础与现代化球场的埃及，仍是值得非洲足协托付的理想主办地。

作为曾八度称王的非洲杯霸主，埃及足球一度因政治风波陷入寒冬。2012年，埃及革命余波未平，塞得港球迷骚乱致使至少79人遇难，国内联赛就此停摆。解禁后的埃及联赛则处于官方严密的管控下，球迷出入受到严格限制。

现任总统塞西上台后对穆斯林兄弟会的铁腕打击，也迫使前非洲足球先生阿布特里卡等功勋彻底淡出国家队。种种变故极大地影响了埃及足球的竞争力，2012至2015年连续三届非洲杯，埃及都未能获得参赛资格。

随着萨拉赫和奈尼等旅欧球员日渐成熟，以及阿根廷名帅库珀入主国家队，埃及足球逐渐回归正轨。2017年非洲杯，打法务实的埃及杀入决赛并收获亚军。随后，埃及又提前一轮进军俄罗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

尽管在世界杯上表现不佳，但埃及已称得上非洲的足球热土——“萨拉赫效应”带动了全民性的足球热情，而在基础设施方面，埃及也堪称非洲足球的典范。

从埃及的角度来看，承办非洲杯同样是利大于弊的机遇。在萨拉赫的带领下本土夺冠，已然成为广大埃及球迷的现实考量。埃及政府则需要这样一个地区性盛事振兴经济，同时缓和总统塞西日渐加固的独裁者形象。

当然，埃及也绝非无瑕的万全之选：夏日高温与上月发生的恐怖袭击，均对非洲杯的成功举办提出了挑战。但在俄罗斯世界杯的集体休克过后，一流球星、足球狂热以及扩军潜在的黑马故事，或许正是非洲足球需要的强心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