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领域，要看是谁获得了某项重要工作的功劳，看论文上写的是谁的名字便知——每个领域都是如此。在科学论文中占据作者身份，对声誉和职业生涯都有助益；而那些被埋藏在少有人阅读的“致谢”部分的科学家，则没有这种待遇。

过去几年中，由布朗大学的艾米莉亚·胡尔塔-桑切斯（Emilia Huerta-Sánchez）和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罗里·罗尔夫斯（Rori Rohlfs）领导的一个学生团队，检索了遗传学领域近20年来较有价值的论文，他们发现，女性从未得到过今天的研究人员所期望的荣誉。他们确定了数十位女性，她们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却没有受到重视。有的人在好几篇论文的“致谢”部分反复被人感谢，但却从来没有被署名成作者。尽管她们在创造历史时也有功劳，但她们却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注脚”。

“当艾米莉亚和我检视我们在人口遗传学领域的前辈时，我们发现，女性在其中非常、非常少，”罗尔夫斯说，“但是确实有女性科学家在从事这项工作。即便仅仅知道她们的存在，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大事。”

这个项目是因2016年上映的电影《隐藏人物》（Hidden Figures）而起。电影讲述的是三个曾在1960年代帮助NASA赢得太空竞赛的黑人女数学家的故事。看过这部电影之后，胡尔塔-桑切斯和罗尔夫斯惊异于自己对三位主人公的闻所未闻。她们想，历史上究竟还有多少女科学家像她们一样不为人知？

一个名字迅速跃入了胡尔塔-桑切斯的脑海：詹妮弗·史密斯（Jennifer Smith）。她记得自己在阅读一篇有着几十年历史的经典论文时，发现史密斯在致谢部分因“高效地编程和执行所有计算”而被感谢。这看着很怪异。在今天，编程被看作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如果一个科学家负责了一项研究所有的编程，她就应该被列为作者之一。“但史密斯并不在那篇论文的作者之列，这让我感到奇怪，”胡尔塔-桑切斯说，“（罗里和我）想看看是不是还有更多女性像她一样。”

两人招募了五名本科生，查阅1970至1990年间发表的每一期《人口生物学理论》（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他们仔细阅读了将近900篇论文，将致谢中提到过的每一个名字列出，研究他们是否参与过编程，并推断他们的性别。罗谢尔·雷耶斯（Rochelle Reyes）是参与此项目的学生之一，他说自己做这项工作“极度积极”，因为他是听着那些被低估的女性科学先锋的故事长大的。比如在破译DNA结构中起关键作用的罗莎琳·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以及用自身细胞为医学研究带来革命的海莉耶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能在一个对科学与社会正义保持热情的多元环境中成长，我很幸运。” 雷耶斯说。

他和同事们发现，在1970年代，在致谢中提到的编程者中，女性占了59%，但最终成为作者的只有7%。那十年是人口遗传学领域的关键时期，奠定了许多现代研究的基础。“从那时的作者署名来看，研究就好像是由一小撮独立的个体科学家领导的，而他们几乎全都是男性。”但事实并非如此。

“很难知道过去的人们在幕后究竟做了什么样的贡献。”隆德大学的遗传学家杰西卡·阿伯特（Jessica Abbott）说。但这个研究说明，“如果发挥创意，得到正确的数据还是有可能的。”

例如，玛格丽特·吴（Margaret Wu）在1975年的一篇论文中这样被致谢：“她帮助进行了数学工作，尤其是计算了表1。”而事实是，她帮助创建了一种统计工具，像胡尔塔-桑切斯这样的科学家，今天仍然经常使用这种工具，来估计在给定规模的种群中遗传多样性的程度。这个工具被称为“沃特森估值法”，以1975年那篇论文唯一的作者G·A·沃特森（G. A. Watterson）命名。这篇论文至今已被引用了3400次。

质疑者可能会说，在那些旧论文中列名的编程者，只是做了一些低端工作，不值得成为作者。罗尔夫斯认为并不是这样，特别是在吴女士、詹妮弗·史密斯以及芭芭拉·麦肯（Barbara McCann）的例子中，她们在其他的论文里反复地被提到。“她们的工作太出色了，因此才会一次次地被人提起。”她说。团队甚至还与史密斯在爱丁堡大学时的指导者威廉·希尔（William Hill）谈过话，他形容她“技术又好，又有创意”。不幸的是，他也不知道史密斯最后的归宿，团队也就没能追踪下去。

但研究玛格丽特·吴的时候就幸运多了，几次邮件和电话联系她都有回应。她告诉团队，她为沃特森估值法那篇论文工作时，身份是研究助理，并且在工作中自学了编程。“我觉得，那时候的人们都认为女人就是秘书，只会输输代码，穿穿卡片，不从事智力工作，”胡尔塔-桑切斯说，“但是当吴女士描述她的工作时，那就是今天的博士和博士后做的事情。”

那次之后，吴女士没有考虑继续读博，尽管她告诉团队“如果有人建议我这么做，我可能会发现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想法”。她在四十多岁时才获得博士学位，那时她做统计员和数学老师已经二十年了。如今，她是墨尔本大学的教职员之一，她在那里发展了分析教育数据的统计方法。胡尔塔-桑切斯告诉我，吴女士没有回应我的访谈请求，但她显然对那篇1975年的论文没有署上她的名字抱有遗憾。她甚至都不知道那篇论文后来会被引用得那么广泛。“她笑了起来，”胡尔塔-桑切斯说，“笑意不时闪现。我感觉自己比那时的她还要沮丧。”

1980年代，把编程者放在致谢部分的做法减少了。部分原因是，这种工作越来越多地落在博士和博士后身上，而他们可以得到作者署名作为回报。此外，编程工作也逐渐由低收入女性从事的“粉领”职业，转变成了今天这样由男性从事的专业工作。本质上说，只有到了男性开始从事时，编程者才获得了作者署名权。

“这是一个让我们反思运用在作者署名中的规范，以及其他学术成功衡量指标的机会。”罗尔夫斯说。即便在今天，一个人需要做多少工作才能成为作者，依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一个教授可以用邮件给同事发些数据，然后就成了作者。一个实验室技术员做了大量劳动——如果没有这些，实验就可能永远完不成——但他却可能被忽视。“没有标准，因此我们处理作者署名问题的方式，就肯定会将特定人群排除在外，”罗尔夫斯说道，“要是我去实验室看一圈技术员，我会看到很多女性及少数族裔的人，他们都无法因创造性工作得到作者署名。”

即便女性真的成为了作者，弥漫在现代科学中的系统性偏见，也可能会对她们产生不利影响。首先，男女作者数量悬殊：一项最近的研究显示，按照目前的趋势，需要花费16年的时间，整个科学界的男女性作者的数量才会相等，而在物理性学这样的领域甚至需要花费258年。这种差距在最高端的那些期刊上更是明显，在人人艳羡的第一作者身份中，女性只占25-35%。并且，至少在某些领域中，由女性作者做出的研究，被引用的频率也会比男性作者的少。

除了上述原因以及其他一些缘故——相比男性，女性得到的训练更少，薪资更低，获得的指导更少，发言机会更稀缺，刻板印象更负面，骚扰和虐待更频繁——很多女性早早就离开了科研生涯。留下的人会被更加严格地审视，比起同等资质的男性同龄人来，发展会更加不顺。有一些人很快就被遗忘了。

但是人们正更多地意识到这些问题，最近的一些畅销书也挖掘出了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领域中曾被人遗忘的女性的故事。《隐藏人物》（原作玛格特·谢特丽[Margot Shetterly]，同名电影即由它启发而来）和娜塔莉亚·霍特（NathaliaHolt）的《火箭女孩的崛起》（Rise of the Rocket Girls）都描写了NASA历史上的数学精英。克莱尔·L·伊万斯（Claire L. Evans）的《宽带》（Broad Band）揭开了凭借计算机和工程技术，帮助创建互联网的女性们的故事。丽扎·蒙迪（Liza Mundy）的《代码女孩》（Code Girl）则是关于二战期间破译德军和日军密码的女性们。

罗尔夫斯希望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也会做类似的工作，以发现那些长期被遮蔽的（女性）贡献。“女性一直在对科学产生影响，但她们的成就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伊泽基尔·洛佩兹补充说，她是参与项目的五名学生之一，“这一切会改变的。”

（翻译：马元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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