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七十年前的老照片，照片的主体是三个坐着的男人。

左边是个胖子，秃顶，脸上带着坚毅的微笑，右手食指与中指夹着一根燃着的雪茄；中间男人略廋，冷峻的长脸，左手两指间衔着烟卷；右边是个大胡子，带着大盖帽军装打扮，面孔严肃，两手交叉端坐。

没错，就是那张著名的“雅尔塔三巨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的1945年2月，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苏联大元帅斯大林，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磋商战争最后阶段的战略和战后世界格局的处置政策。

今年是二战结束整七十周年，这张老照片也就频繁地在网络世界里再现。我对这张照片印象深刻，因为此前在伦敦的登喜路之家见过。对的，是在一家跟政治没有多大关系的奢侈品店里！

起初我也感觉奇怪：一家奢侈品牌的Home，为什么挂着一幅政治色彩浓厚的战争照片？后来看到照片下面的注释我豁然明白，原来丘吉尔是登喜路的大客户，他手中的雪茄正是登喜路的产品，而丘吉尔在这次会议上送给斯大林的礼物也恰是登喜路的烟斗。

登喜路悬挂这张照片，无非是想告诉来这的新老顾客，“您看，登喜路品牌历史悠久，很早就是达官显贵的喜好，成为我们的VIP是值得荣耀的一件事，享受的可是首脑政要一般的待遇。”

邱吉尔着实是登喜路合适的“代言人”，除了大家熟知的首相身份，他本人还是贵族出身，他的全名是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邱吉尔，是斯宾塞家族的后裔。这个斯宾塞家族根系庞大，有桑德兰伯爵，马博罗公爵，斯宾塞伯爵三大爵位支脉。同样出自这个家族的近代名人还有戴安娜·弗兰茜斯·斯宾塞，著名的戴安娜王妃，可算是丘吉尔的远房亲戚。

丘吉尔除了贵族身份之外，还有非常出众的人格魅力。他年轻时当过军人，参加过大英帝国的海外属地战争；他文笔出色，当兵时即以战地记者身份写过海外战争报道并出版小说，晚年又以二战回忆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口才极佳，二战中发表过无数精彩的演讲，激励英国人民在德国狂轰滥炸中奋勇抵抗、迫使希特勒放弃了登陆英国的计划，一直坚持到最后战争胜利。

丘吉尔身上体现出浓重而典型的英国绅士精神，并且他还是个烟民，登喜路自是非常愿意告诉每个人：丘吉尔是我的大客户，雅尔塔会议时他自己抽的是登喜路雪茄，送礼送的是登喜路烟斗。

伦敦登喜路之家位处白金汉宫以北的贵族区域梅菲尔，西边毗邻皇家海德公园。这座老屋属于伦敦“大地主”威斯敏斯特公爵家族，曾经是第二代威斯敏斯特公爵休·格罗夫纳与香奈儿在伦敦的约会之所。

似乎一切都那么恰当，高档的社区环境，有着浪漫爱情故事的贵族祖屋，达官显贵的客户照片，完全是一个标准的奢侈品Home，登喜路算盘打的漂漂亮亮。

可是，这照片背后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没什么贵族，没什么浪漫，没什么精致生活。有的只是狡猾的政治家，龌龊的政治交易，还有亿万普通民众几十年被迫接受的历史命运。

斯大林，作为西方社会恐惧的赤色巨头，和丘吉尔、罗斯福本来不可能坐在一起聊天谈世界。但因为疯狂的纳粹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向全世界发起挑战，他们才被迫一起站到了法西斯的对立面，被迫一起组成盟军，与德、日作战。

在1945年2月这个时间点，英美联军早已成功登陆诺曼底，解放了法国，由西向东进入德国；苏联红军也已反攻成功，把德军赶出了苏联，并由东向西攻入德国。德国大势已去，欧洲即将迎来胜利。太平洋战场上，日本还在疯狂抵抗，美国已经被卷入泥潭三年，罗斯福还看不到从战争中解脱出来的希望。

这次雅尔塔会议，他们其实是“各怀鬼胎”。深陷亚洲的罗斯福希望地缘上和历史上都与日本有瓜葛的苏俄参加对日作战，尽早结束战争；作为赤色的苏联，战后必将恢复到被西方资本主义孤立的境地，斯大林盘算着战后需要更大的赤色势力范围，包括欧洲和亚洲；而丘吉尔自是要防范赤色在欧洲大陆的扩张，避免英国变成孤岛，他要竭力维护与英国一样颜色的欧洲。他们唯一能达成共识的，就是惩罚纳粹德国，占领德国，管制德国。

基于这样的背景和心机，再看雅尔塔会议结论，除了结束战争是正义的，其他都充满了脏污。

斯大林答应罗斯福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出兵“满洲国”，对日军作战。条件是维持外蒙的独立状态；日本兵败后，苏联取得中国东北的港口和铁路等多项权益。这些条款由罗斯福协调征得蒋介石同意。为了摆脱日本，罗斯福出卖了蒋介石，美国出卖了中国利益。

为了支持戴高乐组建的“自由法国”成为法国战后重建的法理政权，丘吉尔出卖了流亡在英国的波兰皇室政权，让整个东欧按照斯大林的意图重组，最后都组建了赤色政权，成为斯大林理想的缓冲区域。作为“回报”，斯大林承诺不支持二战中活跃在法国以及意大利的共产党参与组阁。

对待德国的处置，他们一致同意派兵进驻管制。只不过，这派兵也是要分成四个区域分别接管，甚至首都柏林也要分成四个区域。因为丘吉尔强力支持法国进入即将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法国亦获得驻兵德国的权利。最后的结果是：德国分裂了五十多年，可怜的柏林中间筑起了“柏林墙”，西柏林如一座孤立的小岛漂浮在东德境内。

这是国家层面上的分割，在这整体之下，是亿万民众被迫接受的人生。苏联侵占了波兰东部的领土，作为补偿，划了德国西部的土地给波兰，数百万的波兰人和德国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到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德国一分为二，逃离东德的人远离了自己的故乡，可能再也没回去，两边的亲人和朋友，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见面。

德国品牌朗格表的现代创始人沃尔特·朗格如今已九十多岁，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眼见自己的家乡和家族事业在战争中被毁，他在战后因德国被不同“主义”分割而背景离乡，他与故乡格拉苏蒂和留在故乡的亲朋分离五十多年。也许这是他最不愿回忆的过去。

朗格与登喜路今天同在历峰集团旗下，但我想沃尔特·朗格是不会愿意看到伦敦登喜路之家悬挂的这张“雅尔塔三巨头”的照片。这三个人对于他来说，勾起的是家业被毁的记忆，是远离故乡的伤痛，是另一个悲惨的故事。发动战争是纳粹德国的错，但是惩罚不该由无辜的民众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