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博物馆如有殖民时期的藏品，通常是其历史污点。但透过诉诸历史久远性的洗白行为，它们主动选择了无视。眼下，面向全新的政治议程，博物馆馆长必须重新思考其作为馆藏保护人的身份：要将人民及其祖传物置于一种前殖民的、但也有过巨变的图景中来观照。

说到文化遗产，你首先就得从词源学上弄清“遗产”（heritage）和“祖传物”（patrimony）这两个词的源流。“遗产”令人想到继承（inheritance），而“祖传物”则将我们引向父权制（patriarchy）。在法语里面，patrie一词指代家园、祖国，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西非的大片地区都曾于殖民时期受到此一法语概念框架的影响。取自西非（边缘地带）并被运回中心/首都的文物，也就此被构想成殖民者之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在正式进入欧洲各大国家或私人馆藏之前，它们频频亮相于各种大型展览和博览会，用以谋求对殖民计划的支持。

一个悖论立即浮现出来：来自边缘地带的文物在中心地区固然颇受欢迎，但那里的人民就没有这种福分了。鉴于西非诸国于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早期接连独立，再要扣留这些文物并同时排斥其人民，就更难说得通了。前法国殖民地的青年未登记（undocumented）移民徘徊于巴黎雅克·希拉克-盖布朗利博物馆（Musée du quai Branly – Jacques Chirac）的门前，但却无法取回诸多馆藏的祖传物。移民所受的待遇难称体面，但来自其家园的各种文物却在博物馆里得到精心呵护并享受高规格礼遇。这些移民终将面临被驱逐的命运，但馆藏文物却并没有重归故土的机会。看来，家园不过是文物的家，而不是人民的家。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具有相当独特的人口学特征。到2050年，该地区的10个国家预计将拥有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大部分西方领导人希望西非诸国能保持强力和稳定，能够确保其公民的就业和文化自信，给他们一个留在本国并建设新未来的理由。归还馆藏文物对国家构建而言具有核心意义，可以抚平殖民活动的部分伤痛并支持方兴未艾的创意经济。

这些殖民时期掠夺自西非的文物标志着许多东西，其中大部分是成问题且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一些文物成了西方艺术家从事创作的催化剂，且就此进入了艺术经典行列，为艺术家提供激励和鼓舞（可以参考诸如毕加索等艺术家的工作室背景）。毕加索在巴黎特罗卡德罗宫（Palais du Trocadéro）接触到的文物，为其20世纪伊始的“非洲时期”（African period）这一艺术创作阶段提供了灵感，造就了他的名作之一《阿维尼翁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1907）

在非欧洲艺术对诸多西方艺术家的影响之外，诸如贝宁铜像（1897年被英国从贝宁王国夺走，其治所在现今的尼日利亚）这样的文物已经凭借其自身的优点而位列世界艺术史名品，论起它在技术与艺术上的成就，可以说鲜有能与之匹敌者。但它在取得这一承认之前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怀疑阶段，当时的艺术史家对非洲艺术家能否创造出精美至此的作品多有质疑。

以此观之，就殖民遗产以及西方与其前殖民地的暧昧关系而言，西方博物馆对非洲文物的持有以及展示可以给我们不少启示。不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年轻人目前依然无法从这座丰富的文化宝库中获益。

暂且放下归还的政治（politics of return）不谈，未来几十年里，生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们将会在一个生机勃勃的、有艺术、摄影、音乐和电影可供享用的文化氛围里成长起来。然而，殖民主义对曾受过殖民统治的人民来说，仍是一段屈辱的经历，就此不难想见的是，取回对祖传物的控制权，乃是朝向疗愈之开端的重要一步。归还文物，将能令这些年轻的民族接触到意义深远的艺术和文化知识，进而振兴其创意经济。

归还行为本身就是深刻悔过（contrition）的象征，同时也意味着就过往的错误重启对话，着眼未来谋求关系的妥善重建。在有关归还过程之复杂性质的一系列辞令背后，似乎就是这一令人略感难堪的真相。博物馆曾归还过遗骨并以富有尊严的方式将之重新安葬。我们也曾从可以信赖的收藏家手里取回纳粹掠夺来的艺术品，并将之归还给犹太家庭。鉴于祖传物象征着制造和取得它的人群之生平，其后继者也因之而卷入到当下的道德关系当中，如今正是对殖民祖传物加以清退的绝佳契机。眼下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归还，而是何时归还这些文物，以及归还过程是体面的抑或是经历了一个充满焦虑和抵触情绪的阶段。

蒂凡尼·詹金斯（Tiffany Jenkins）曾在2016年出版的《保护他们的大理石制品》（Keeping Their Marbles）一书中为博物馆提出过一套比较典型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辩护，其论点是：惟有陈列在全球的中心城市，我们才能真正地让全球的艺术以及人之为人的体验变得富有意义。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陈列行为本身是成问题的：例如位于大英博物馆地下室里的非洲馆藏。此外，博物馆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无法展出的文物就只能“金屋藏娇”了。迄今为止，博物馆的逻辑依旧不是流通和展示（access & display），而是夺占和扣留（acquisition & retention）。我们在指派负责保护馆藏祖传物的受托人时，仍然不无狭隘意味地将其职责界定为：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为后代保管藏品。也许，在殖民者之外，如果博物馆的受托人能够将被殖民者的后裔也一并纳入考量，并对其角色加以反思，那么他们就能重构出一种遗产伦理（heritage ethic），以适应全球人口特征变迁所带来的诸多挑战。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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