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潘沙

在拉丁美洲，文学与政治总是纠缠不清。智利桂冠诗人聂鲁达，曾遭政府通缉，陷入长达一年多的惊险逃亡。在不同人眼中，这段岁月有着不同的面孔。

自传：诗性反抗

二战终结之时，巴勃罗·聂鲁达加入了智利共产党。数年前，在西班牙，他目睹了内战的野蛮与残酷，耳闻了挚友兼诗人洛尔迦的死亡悲剧，将自己对动荡时局的痛恨归咎于佛朗哥。尽管身为铁路工人之子，他并不能理解，为何智利工人会为喝不到茶而罢工，在他眼里仅仅是“实验室动物”的豚鼠缘何成为他们餐桌前的珍馐，但他情愿为底层人民写诗，为他们的权益奋斗。

回归智利政坛后，聂鲁达找到了盟友。在自传《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聂鲁达的文字，译本甚多，为便于理解，本文统一了专有名词的翻译）里，他记述道：“总统候选人之一的冈萨雷斯·魏地拉发誓要伸张正义，他生动的口才使他大得人心。我被任命为他竞选活动的宣传负责人，并把这一好消息带往全国各地。人民以压倒性多数选他为总统。”孰料，冷战铁幕降下，智利也不能幸免。苏联挑起共产党人与社会党的矛盾，左派内部四分五裂，原本摇摆不定的魏地拉迅速“向右转”，趁着1947年煤矿工人大罢工之时颁布《长期维护民主法》，共产党遭到取缔，陷入长达十年的非法状态。

诗人的傲骨让聂鲁达注定不会屈服，他痛斥魏地拉是“政治投机者，顽固的浅薄之徒，故作坚强的弱者”，招来了一纸逮捕令。1948年，被撤销参议员身份的聂鲁达，不得不踏上逃亡之旅。多年后，在自传里，诗人似乎享受落魄岁月，“我走过田野、港口、城市、营地，我到过农民、工程师、律师、水手、医生和矿工的家”，总有一扇门为庇护他而敞开。

起初的几个月，聂鲁达东躲西藏，每隔几天就要变换住处，逃避追捕。有时，他置身于闹市，可谓险中求生。圣地亚哥的政治气氛愈加沉重，共产党人急于将他运出智利，就提议转移至港口瓦尔帕莱索，伺机渡海逃亡。诗人委身于港口旁边的一处小屋，观察流连于鞋店橱窗的孩子或是突然造访的客人，感慨道，“想不到近在咫尺，就在用纸板和旧报纸做的隔墙那边，躲着一个被天知道多少职业捕手追捕的诗人”，言语里竟有一丝洋洋自得之意。

等待机会降临的日子里，周围的朋友打算把他打扮成上流客商的模样。为此，配合秘密登船的水手强调，“我要像个穿着考究的旅客，嘴里抽着我从来也不会抽的雪茄，突然出现在甲板上。既然我已动身在即，这家人决定给我做一身合适的、既高雅又适合热带地区穿着的衣服，为此他们及时给我量了尺寸”，简直是一个“假克拉克·盖博”。可惜，计划一再搁浅，逃亡行动只能另起炉灶，指向安第斯山麓的阿根廷边境。

在赶往安第斯的途中，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位警察在路边拦下聂鲁达和他的司机，要求搭上百余公里的顺风车。聂鲁达已经乔装打扮了一番，戴上眼镜，又粘了胡子，仍生怕露馅，不敢做声，只得在后座装睡，幸运地躲过一劫。事后，他对装睡的回忆倒是很轻松：“我这个诗人的声音，连智利的石头都认得出来。”

抵达边境后，聂鲁达一行人在一家生产铁路枕木的工厂落脚，又一段危险的插曲上演。工厂老板罗德里格斯突然归来，让逃亡者们措手不及。这位老板，是魏地拉总统的故交，也是以直率出名的右翼保守人士。然而，喝着威士忌与自己地盘上的逃犯展开激烈辩论的那一刻，他大度地担保，会将诗人安全送出国境。罗德里格斯老板喊来部下，吩咐他们扫清昔日走私犯潜入阿根廷的道路。即便在自传里用“专横的封建主”加以形容，聂鲁达的感激之情仍溢于言表：“对我来说，佩佩·罗德里格斯是个小皇帝，他曾下令在原始大森林中打开60公里道路，为了让一个诗人获得自由。”

逃出生天的最后一程，并非畅通无阻。站在政治对立面的工厂老板网开一面，但崎岖的安第斯山路却没那么容易征服。纵使身边有出色的骑手和向导“护驾”，聂鲁达还是在一个渡口连人带马浸入河水，几乎被淹没。用他日后的文字来说，“马匹往前没走几步就打滑，竭力在高低不平的岩石上站稳脚，可还是失蹄跪下了，蹄铁上迸出火花。我不止一次从马上摔下来，仰面倒在岩石上。我的马的鼻子和腿都出血了，但是我们仍然坚定地在我们那条广阔、壮丽而又艰辛的路上迈进。”

在一间茅草屋旁，聂鲁达看到了边界，他在墙上写下：“再见，我的祖国。我走了，但我把你带在心上。”历险故事往往有一个妙趣横生的结局，聂鲁达的逃亡也不例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找到了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借用后者的外交官护照，蒙混过关，取道乌拉圭，飞往了巴黎。在那里，老朋友毕加索等人替他奔走，将他送往了苏联，为逃亡之旅画上了句点。

世人讲述这段传奇，离不开聂鲁达的自传。他对魏地拉的恨，对工人农民的爱，回忆惊险历程后喜不自胜的情绪，都毫不遮掩地流泻笔端。只是，诗人的底色在他身上过于明显，聂鲁达太喜爱在字里行间抒情，却短于叙事，伴随他前半段逃亡的妻子迪莉娅、大学生阿尔瓦罗·哈拉和冒险收留他的朋友们，在行文里都没留下明显的痕迹。在安第斯之前，自传里的聂鲁达仿佛一个孤胆英雄，他的视线能聚焦在窗外向姑娘甜言蜜语的年轻送蛋工人，却不肯在共患难的人身上做太多停留。当然，我们不能过分苛责，聂鲁达在题记里分明写道：“这部回忆录是不连贯的，有时甚至有所遗忘，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如此。”

他传：重塑现实

在聂鲁达眼里，自传是一座画廊，里面陈列着受烈火和黑暗撼动的众多幻影。他承认，自传是诗性的，他传则是理性的。众多传记里，亚当·费恩斯坦的《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被誉为“英语世界最翔实客观的聂鲁达传记”，作家用多重资料，重塑了聂鲁达在诗人之外的生活，无疑让他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

相比于自传，费恩斯坦补充了聂鲁达逃亡的大背景——墨西哥人的背弃。他原本寄希望于大使馆出手相助，但当墨西哥武官陪他驱车穿越边境时，出现了一个纰漏，聂鲁达护照和身份文件上的名字不一致，被拦阻下来。就在此时，墨西哥外交部长致电指示，没必要为诗人酿造国际纠纷，聂鲁达的脱险捷径被切断了。

语及逃亡的那一年，费恩斯坦用“盲鼠的一年”加以概括，这个词源自聂鲁达本身，若抛却乐观主义的回忆和浪漫主义的修辞，实在贴切不过了。在传记里，阿尔瓦罗·哈拉与迪莉娅两位追随诗人的重要角色，获得了应有的尊重与篇幅。前者是一个历史系大学生，肩负着联络外界与策划逃亡行程的重任；后者是聂鲁达的第二任妻子，被亲切地叫做“小蚂蚁”，其实比聂鲁达年长近二十岁。

由于安第斯的山路太艰险，迪莉娅被排斥在了最终逃亡计划之外。但在东躲西藏的日子里，她几乎是诗人的精神支柱。同为左膀右臂的哈拉对她评价颇高：“迪莉娅是如此迷人，勇敢而精致的女人，她整个时间都会陪伴着（聂鲁达），一次也不抱怨他们吉普赛人一样的冒险的，偶尔满不舒服——并且经常有潜在危险——的生活。”然而，曾收留聂鲁达的维克多·佩并不欣赏迪莉娅，她或许不是别人眼中的主妇，毕竟冒险之外，还有生活的一团乱麻：“很难想象他们在一起有适宜的、兼容的生活。她会往脸上涂满油膏。她在早上看起来像一场灾难。我从附近的东方餐馆把她的食品带到公寓，她不会做任何洗涤工作……”

至于哈拉，他与聂鲁达摩擦不断，但大多数时候诗人都是欠妥的一方。聂鲁达不甘心受一个毛头小子的支配，但他一再显露，自己的成熟度尚不及哈拉。一次，在外奔波的哈拉突然接到一个包含紧急信号的电话，他担心诗人安危，匆忙央求朋友改变行程，折回藏匿之地。慌张赶来的哈拉，发现屋子一片漆黑，迪莉娅已经熟睡。询问之下，聂鲁达方才承认，并无紧急情况，只是内心烦躁，需要有人陪他解闷。还有一次，诗人交给哈拉一份清单，里面有迪莉娅的化妆品等十八样待购物品，哈拉辗转买到其中的十五样，因汽车故障耽搁了时间，只能回来复命，谁知聂鲁达大发雷霆，以训斥无能助手的语气将怒火发泄在哈拉身上。哈拉的回忆一针见血：“众所周知，巴勃罗是个大孩子，非常任性，习惯人们响应他的命令，不加反对。”而同样曾藏匿聂鲁达的罗拉更为不客气，说道：“巴勃罗需要他的弄臣，他的追随者。”

不难想象，孩子气是很多诗人的烙印，众人回忆的细节佐证了这一点。譬如，为了与朋友相聚，聂鲁达不顾风险，举办了一场圣诞晚会。在出席的一刻，“为了掩护他自己，就像躲在战壕后面，他拼凑了一个巨大的花束，把他的脸和肥胖都掩盖起来。在巨大花束的保护下，我们走进了这栋建筑，径直上了电梯。聂鲁达很高兴并且颤抖着嘲笑自己的伎俩。”再如，在一家人的厨房里，聂鲁达迷上了美国造的“费尔科”牌冰箱，“他停在它面前，惊奇地盯着看。然后，他仔细审视它的各个侧面，甚至想要到背后去看看机械构造，但它放得太靠近墙壁了。最后，他向这台冰箱鞠躬，并称它为‘白象’。从那时起，每次他经过这台冰箱，都要发出一连串赞叹。”

在自己笔下，聂鲁达无所畏惧，但实际他在幽闭环境下非常不安，为了平复他的心绪，朋友陪他上露台散步，恰巧遇到公寓领班正在那里修东西，维克多·佩记述道：“聂鲁达顿时石化了。毕竟，他的轮廓是特别好认的。幸运的是，那个领班六七十岁了，搞不清楚他是谁。但聂鲁达被吓坏了。他是个容易害怕的人，非常胆小。”

在追捕风声不紧的时刻，聂鲁达总能找到机会溜出去欣赏自然，曾陪伴左右多时的费格罗阿谈起过聂鲁达对生活细节的热爱：“我们感激他，比如说，他教会我们发现最微小事物的价值：公园里的树木，海里的石头，旧书本，纺织品，各种气息，各种味道……”但显然，诗人不满足于此，在困顿生活里，他依然梦想着回归政坛，评论道：“不关心政治的作家是一种当代资本主义创造和鼓励的一种神话，这种物种完全不存在于但丁的时代。”实际上，聂鲁达除了在收音机里听到魏地拉政府虚虚实实的追捕消息以及对自己和伙伴的污蔑，他没有真正施展手腕的机会。

如果说有什么可以慰藉，那一定是“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老套说辞了。的确，《诗歌总集》的写作，是聂鲁达唯一有力的武器，也是他在逃亡之旅的最大收获。在自传里，诗人没太提到写作的心路，但哈拉却能追忆起很多相似的细节：“突然，诗人会站起来并慌忙地溜走，不做任何解释，就好像诗句正在逃跑或者从他身上掉下来，他待在隔壁房间。很快我们听到他那台便携式打字机键盘的敲击声，那是他在急速且无情地击键。”费格罗阿也赞同，逃亡为他的写作添了一笔色彩：“他从地理上、人类学上、历史学上重新开发了美洲。但他是在最严厉的处境下实现这个巨大进步的……他甚至不能到大街上去散步……但在藏匿中，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写诗。”

说起诗歌，还要补充一段轶事。穿越安第斯的经历，在自传里有不少详细描绘，但聂鲁达唯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首粗俗的四行诗——

空气多么芬芳

在利尔培拉通道

因为来自叛徒魏地拉屁眼的

屎尚未到达

电影：华丽追捕

2016年底，巴勃罗·聂鲁达的逃亡之旅被搬上了银幕，导演是另一个巴勃罗——智利导演巴勃罗·拉腊因。反映皮诺切特交权的《智利说不》和记录杰奎琳亲历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的《第一夫人》，让巴勃罗·拉腊因在影坛名声鹊起。他“创造”的聂鲁达，与自传和他传的文字略有不同。

电影《追捕聂鲁达》没有完全遵循真实历史的时间线，这无可厚非，毕竟艺术的创作有时需要牺牲一些严谨。但为了让拖沓漫长的逃亡有一个明确的线索，巴勃罗·拉腊因对剧情的动刀稍显大胆，他直接为聂鲁达塑造了一个敌人——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一个有着许多人的影子却并不真实存在的人物。如此一来，一直在暗处威胁着诗人的追兵，就成了一个鲜活可见的形象。电影主线，既是聂鲁达的逃亡，也是佩卢恰努的追击，绝大多数时间里，两人隔空斗智斗勇，诗人总是获胜者。

在拉腊因的设定里，奥斯卡·佩卢恰努是一个感性而执着的人，他出身卑微，母亲是一个妓女，父亲不知所踪。在奥斯卡心目里，自己的生身父亲是智利警界传奇人物奥利维尔·佩卢恰努，他毕生的追求，就是建功立业，以求不负父亲的姓氏。追捕聂鲁达，是他出人头地的最佳途径，但当他踏上追击之路，却发现自己背离了民意。在母亲栖身三十年的妓院里，旧相识们以身犯险，保护为他们念诗的聂鲁达，瞒过警察的眼睛，这对奥斯卡而言是迎头一击。他感受到的，不仅是事业挫折，还有过往的背叛。

在针锋相对的较量里，聂鲁达躲过妓院的惊悚一幕后，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似乎不是诗人，而是先知，能预料到种种危险。他不只是从容脱身，还为追击的警察留下小说，让迪莉娅传递自己南下的讯息，仿佛一场精心策划的猫鼠游戏。奥斯卡的交通工具在汽车、摩托车、马匹之间切换，走马灯般的节奏让观众置身于一部进行曲中。追击的谢幕一刻，身受重伤的警察在雪地里踉跄奔走，不断高喊着“巴勃罗”，是在追捕，抑或追星？

拉腊因的电影，显然不满足于重现历史。导演借阿尔瓦罗·哈拉之口，说出了一句犀利的质疑——“您只是想要一场盛大的逃亡”。此前的共产党人秘密聚会里，醉酒的女人西尔维娅尖锐指出：“对于政府而言，重要的是追捕他，而不是抓到他。”虚构的警察奥斯卡也喃喃自语过：“这场追捕缺乏恐惧感。”其实，在回忆录里，魏地拉宣称，智利政府一直清楚知道聂鲁达的藏身之所，追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总统不想让聂鲁达体会到成为英雄的快乐。对此，传记作家费恩斯坦写道：“我在智利交谈的每个人都觉得这个说法是荒唐可笑的。他们都认为，如果当局已经知道聂鲁达的下落，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逮捕他。”即便如此，他还是收录了这一说法，以供读者参考。而在聂鲁达的自传里，诗人声称，一直知道他在哪里吃饭或每晚在哪里睡觉的人是年轻而光彩照人的领导者——智利共产党的总书记里卡多·丰塞卡。从瓦尔帕莱索海边的鞋店橱窗和朋友面对满地狼藉询问“帮佣今天休息吗”的细节来看，拉腊因对自传与他传了然于胸，他不会对聂鲁达与费恩斯坦的说法熟视无睹。

不妨猜测，华丽大逃亡，是拉腊因借聂鲁达的视角回顾往事。一切背后，是智利撕裂的社会。诗人有敏锐的观察力，却对社会充满天真。在他身边，围绕着“宁愿去烧教堂也不工作”的同志，导演则借两度出任智利总统的阿图罗·亚历山德里之口说出了许多智利人对左翼的担忧：“愿上帝保佑，总统府将被花生壳和醉酒瓶铺满，编写的法案还会出现拼写错误。”立场上左右摇摆的智利，盛产为一己之私钻营的政客，缺少真正的领袖。聂鲁达痛恨魏地拉的背叛，那么把目光向后挪动几年，1952年赢得左翼力量支持的伊瓦涅斯总统又是如何执政的呢？在任内，他提议废止《长期维护民主法》，恢复共产党合法地位。但他不代表自由与人民，经济动荡袭来，总统宣布戒严，瓦解罢工，策划军事接管，还请来美国财政专家审查经济问题。令人惊奇的是，彼时的聂鲁达对国内的风云变幻异常迟钝，他在自传里写道：“这段时间（1952年8月至1957年4月）我几乎都在智利度过，既没有什么新奇经历，也没有遇到能吸引读者的惊险事件。”

2015年，智利政府首度发声，怀疑聂鲁达死于他杀，共产党呼吁司法调查。此事，或许是催生《追捕聂鲁达》的一大动因。与此同时，智利右翼重要政党独立民主联盟的领袖，正是埃尔南·拉腊因——导演巴勃罗·拉腊因的父亲。父子政治倾向在剧情里没有明显投射，但两个有着隐喻色彩的细节值得玩味。开场不久的共产党人聚会里，聂鲁达扮作阿拉伯的劳伦斯，为众人吟诗。某种程度上，两人命运殊途同归，为自由与人民奋不顾身，却发现那不过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一战后的劳伦斯被排斥出阿拉伯，选择了隐居。半个世纪后，同样怀揣高尚理想的聂鲁达屡败屡战，以共产党候选人身份参加了1970年总统大选，又为助好友阿连德一臂之力而放弃了资格。但他为政治梦想做出的最后牺牲，被皮诺切特政变击碎。阿连德总统身死，身染重病的聂鲁达也在几天后撒手人寰。皮诺切特在拉腊因的镜头前也露面了，一个仅有几秒钟的画面，定格在他青年时代执掌皮萨瓜集中营的岁月。在聂鲁达的自传里，皮萨瓜集中营频繁出现，那是共产党人的噩梦，假设聂鲁达被捕，可能也会被关押在遥远的沙漠炼狱。现实里，聂鲁达躲过了皮萨瓜之劫，却没有躲过自那里登上政坛的皮诺切特。

七十年后，回首聂鲁达的逃亡，三重书写提供了三种观感——自传诗性而恣意，遗漏了太多人物与细节；他传公允却略显平淡，包罗诸家之言；电影模糊了艺术与现实的边界，不甚精确但发人深思。三者不必分出高下，一千人眼里，可以有一千个聂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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