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燕日前表示，产业政策应由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增进型，由对特定产业选择性支持的政策向功能性、普惠性产业政策转型；由对特定企业的倾斜性政策向竞争性产业政策转型，同时构建开放合作为主导，符合国际惯例的产业政策体系。

李燕在2月23日的第二期“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热点前瞻沙龙”上指出，产业政策应该坚持四大原则，也就是市场友好、普惠包容、竞争中性、开放协调。

“原来一些通过‘红头文件’的管理模式，可更多地转向‘行政法规+技术标准’的管理模式，提高产业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产业政策）能够真正的落地实施。”她说，“应该建立产业政策的统筹协调机制，协调各个部门、各个地区之间的产业政策，从而加强产业政策的合规性审查，更多地与国际接轨。”

李燕强调，产业政策不是万能的，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强深化体制机制性的改革，完善市场的制度机制环境，包括资源要素垄断行业改革、营商环境改革。此外，还要通过高水平的开放发展制度安排与产业政策形成有效的协同，并推动产业政策的法制化进程。

素来反对产业政策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指出，产业政策存在悖论。产业政策以某种共识和可预测性为前提，但不确定性意味着创新是没有共识的、不可预测的。共识本身就意味着不是创新，如果真的有共识，也不需要产业政策，因为达成共识的事情大部分人都会自觉做，不需要特地去制定一个政策。

“创新面临非常高的不确定性。”张维迎说，“没有概率分布，没有平均值，没有方差，所以不可预测。但是，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不过，这个判断没有办法在事前确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只有在事后才能知道谁对谁错。”

他认为，创新的不确定性主要集中在技术是否可行、商业价值不可确定、创新成果是否依赖于互补、体制和文化导致的不确定性。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表示，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市场主导、政府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明确反对计划经济，并不支持所有产业政策。

“政府应该怎样做才有利于产业发展，是必须思考的问题。”王勇说，“一个产业政策的成功，并不需要政府比市场更聪明，这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并不需要政府是一个雷锋式的好人政府。政府和市场是有区别的，其中一个区别是它们的政策工具是不同的。市场必须通过价值交换、资源交换，政府当然可以有强制性，如征税、补贴手段。市场的决策主体是企业家为了逐利，但政府不一定需要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