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规划一座与世界上其他城市完全不同的城市。我设想的方式，或许无法被每一个政府所接受。我原本设计了一座理想的城市——一座满足了我对未来想象的城市。”

美国设计师沃尔特·伯里·格里芬（Walter Burley Griffin）曾经这样说。1912年，他赢得了为澳大利亚设计新首都堪培拉的比赛。理想主义的格里芬与他的人生伴侣玛丽安·马奥尼（Marion Mahony）一起，在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都与不满意他设计的政治家和官僚们牵扯不清。

1920年，格里芬辞去了这个项目中的职务。八年的时间里，他没能留下一座建筑，除了道路与湖泊的规划外，他的计划也只有极小的一部分得到了执行。但是格里芬和马奥尼还是影响了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建筑——大约70年后，罗马尔多·朱尔格拉（Romaldo Giurgola）设计的堪培拉议会大厦落成。

格里芬和马奥尼热切地相信，澳大利亚会成为一个年轻而大胆的民主政体。格里芬宣称，新首都将被建在悉尼和墨尔本之间的原始林区，象征了一座完全规划而成的城市的独特发展机会。他说：“这座城市处于统一的控制之下……它与计划完全一致，与周围的整个自然环境非常和谐。”

他们的设计，让大厦和周围的山脉、丘陵、河流形成了一个漂亮的几何图形。尽管格林芬被澳大利亚政府正式聘用为联邦首都的设计与建筑总监，但他欣然承认，马奥尼负责了这个计划“一半以上”的工作。

官僚的反对和政府不断改变的计划，并没有帮到格里芬。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将这个国家的注意力转向别处。在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的部长中，有一位将格里芬称为“大理论家和梦想家”。最终，格里芬在绝望中退出。联邦工作与住房部门之后建起了一座临时的议会大厦，但并不在格里芬事先规划的地址上。

然而，格里芬和马奥尼的理念在建筑圈中广为人知，得到了很多人的钦佩。年轻的意大利设计师朱尔格拉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罗马的一间教室里看到了堪培拉计划的图稿。

几十年后，澳大利亚终于决定要新建一座议会大厦，来纪念欧洲人定居澳大利亚二百年。朱尔格拉的Mitchell-Giurgola建筑事务所拿下了设计权。

与格里芬、马奥尼一样，朱尔格拉也相信建筑必须与自然环境保持和谐。他将堪培拉视作“一个象征性的地方，一种只有与周围环境和谐共处才能留存下来的艺术形式”。朱尔格拉设计的议会大厦并不是一座向景观和市民致敬的纪念碑，但是它融入了山脉丘陵，将人民置于议会之上。

这座建筑充斥着明显的国家身份的象征符号。巨大的前院里的马赛克负鼠和小袋鼠，是帕潘亚原住民艺术家Michael Nelson Jagamara设计的，大厦的23公顷面积中还包含了一座原生花园。大厦内部，有澳大利亚首屈一指的艺术家和工匠制作的5000多件作品。它们并不是建筑的附加部分，而是融入了建筑本身。

与格里芬、马奥尼一样，朱尔格拉对这座城市充满着乐观情绪。“我当然无法想象没有议会大厦的堪培拉是怎样。”他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这样说道，“它向我展现了简朴和秩序的概念，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堪培拉一直以这样的原则发展。”

但是，今天的堪培拉给人一种不合逻辑的感觉，建筑随意地散落在各处，缺乏了曾有的秩序。从一种更为世俗的层面上来说，有着安静的郊区街道和空荡的城市干道的堪培拉，是“无聊的”。另一方面，与经常交通堵塞的悉尼和墨尔本相比，堪培拉的道路是如此畅通。

“这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乌托邦。”生长于堪培拉的Eve告诉记者，“我住在政府建的公共住房里，去公立学校念书，学校里孩子的父母有的是清洁工，有的是外交官。不像充斥着阶级制度悉尼和墨尔本，这里的一切都平易近人。独自将我抚养长大的母亲，也能够上大学并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从10岁起，我每天都是骑车上学，不用担心交通安全，生活很容易。但是外面的人看不到这些，他们也对自己城市中的社会分层和社区封闭熟视无睹。”

至于议会大厦，Eve记得，小时候她经常和朋友们一起从那里长满草的山坡上滚下来，大厦的保安则会宽容地看着他们。世界上没有几座议会大厦，能让你在楼顶打滚。而这样的场景听上去就像是大厦的设计者所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