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豪斯的创始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对各个艺术流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人们对他的印象却是一个自大、缺乏魅力、沉迷于自我形象，甚至有点虚伪的人。他十分古板，严守纪律，却是一位不会绘图的建筑师。我花了五年的时间记述格罗皮乌斯的生平，别人总不能理解我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无法获得同情的人物。建筑历史学家约瑟夫·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这样描述格罗皮乌斯：“和其他同类人相比，他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特征，他缺乏幽默感的自大自负无法得到释放。”但这些固有的看法需要被挑战。为什么人们对他的理解出现了这么大的偏差？

例如，为什么他被认为是一个毫无浪漫细胞的人物？在肯·罗素（Ken Russell）1974年的电影《马勒传》（Mahler）中，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这样的名声来源于他第一任妻子阿尔玛·马勒（Alma Mahler）自私的传记《桥即爱情》（And the Bridge Is Love）。在这本传记中，她认为格罗皮乌斯和她另几任丈夫相比毫无是处，在她的笔下，包豪斯运动似乎是一个乏味的事件。事实上，格罗皮乌斯是一位颇具魅力的人物，例如，他后来和艺术家莉莉·希尔德布兰特（Lily Hildebrandt ）和诗人玛利亚·伯纳曼（Maria Benemann）这两位格外有趣的女性保持着感情关系。对那些认为他缺乏激情的人来说，他情书中灼热的情欲一定会让他们感到惊讶。

另一个需要澄清的迷思是，格罗皮乌斯并不是一个持有功能主义看法的、毫无幽默细胞的德国人。这种看法来源于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小说《衰落与瓦解》（Decline and Fall）中的人物奥托·弗里德里希·西勒诺斯（Otto Friedrich Silenus）教授，他被招募为时髦的马格特·比斯特切温德女士设计“一个干净简洁的地方”。对许多英国读者来说，西勒诺斯就是格罗皮乌斯的化身。对格罗皮乌斯的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公平的。

格罗皮乌斯1883年生于柏林。小时候被问到最喜欢的颜色时，他的回答是“五彩缤纷”。他拥护多样性，认可生命中的各种可能性。他的大部分空闲时间都花在广泛的阅读上，他的音乐品味包括斯特拉文斯基和披头士。他是一个深受建筑历史吸引的现代主义者，1930年代在伦敦居住时，城市里的18世纪露台建筑的装饰让他着迷。

包豪斯运动来自于他自己在一战中在西部前线作战的悲剧经历。他后来将其描述为在一个“电闪雷鸣的瞬间”，他意识到“旧事物已经消失了”，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开始。他把中世纪“建筑工人和石匠行会”（Bauhütte，专业艺术家和工匠为了一个共同的原因一起工作）的理想概念作为模板。他的民主化工艺概念也受到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影响。格罗皮乌斯最初起草的《包豪斯宣言》语言颇具野心：“让我们一同期待、构思并且创造出未来的新结构，有朝一日，它将会靠百万工匠的手冉冉地升上天堂，像一块象征着未来新信念的水晶。”

专业建筑师和学生们一起合作的Sommerfeld House（1920-1922）项目，其染色棱镜窗和锯齿形的木质雕刻，与包豪斯更著名的简洁线条和工业化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了魏玛包豪斯学校雏形中非常特殊的表现主义热情。

格罗皮乌斯把包豪斯学校视为一个可以进行创意争论和辩论的地方。几年间，他成功招募了包括保罗·克利（Paul Klee）、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约翰·伊登（Johannes Itten）、奥斯卡·希勒姆尔（Oskar Schlemmer）、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f Albers）、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等人担任教授。虽然他有着强烈的艺术自尊，但创意上的艺术争论是他非常看重的东西。争论是艺术的核心，而争论所带来的紧张氛围很容易通过戏服派对和展览策划来解决，这也是包豪斯开始闻名的原因。当时欧洲也有其他进步主义的艺术院校，但没有一所学校能与包豪斯所承诺的创意自由相提并论。艺术学校作为叛逆场所的概念就源于此。

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反对女性吗？这个说法最近引起了不少关注，也是我最为反对的。包豪斯的招生数据显示，女生的数量往往高于男性。不过，学校的女性员工中，只有岗塔·斯托尔策尔（Gunta Stölzl）最终成为了纺织业的大师。但其他女性老师也备受尊重，在包豪斯严格但宽容的气氛中，格罗皮乌斯创造了一个让每个人都有发挥余地的环境。玛丽安娜·勃兰特（Marianne Brandt）、玛格丽特·威登汉（Marguerite Friedlaender-Wildenhain）、安妮·阿尔伯斯（Anni Albers）都是很好的例子。阿尔伯斯最近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展览，给许多人带来了启示。她说，在包豪斯接受的训练给她提供了目的和方向感。奥斯卡·希勒姆尔的名作《包豪斯楼梯上》（Bauhaustreppe）就展示了学校楼梯上熙熙攘攘的短发学生，展现了包豪斯的女性友谊。

1923年，格罗皮乌斯遇到了他即将与之平等共度余生的女性。他从来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傲慢。他们在魏玛结婚，克利和康定斯基是他们的见证人，那年格罗皮乌斯40岁，艾斯·弗兰克（Ilse Frank）只有26岁。和阿尔玛·马勒不一样，她很快理解了包豪斯的意义，并受其启发，积极参与到学校的事务中，后来甚至被称为是“包豪斯女士”（Frau Bauhaus）。因为和格罗皮乌斯的年龄差距很大，所以她能够在资历高的教授和资历低的教员、学生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她的社交天赋帮助她组织起了“包豪斯交际圈”（Friends of the Bauhau），成员之间的性格冲突和频繁发生的危机值得单独出一本书了。

格罗皮乌斯与他唯一的孩子马农（Manon，他和阿尔玛的女儿）之间的关系，足以击破他性格冷酷且自负的传言。离婚后，阿尔玛获得了马农的监护权，格罗皮乌斯只被允许偶尔探望。与女儿长久的分离，让他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他把女儿称为“小马”（Mutzi），给她写的信中充满了幽默和宠爱。马农于1934年患上小儿麻痹症，第二年因病去世，年仅18岁。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小提琴协奏曲》中的《纪念一位天使》（To the Memory of an Angel）就是为马农而作。对格罗皮乌斯来说，女儿的死是他永远无法克服的打击。

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愤怒的谩骂之作《从包豪斯到我们的豪斯》，对格罗皮乌斯的名誉造成了最具毁灭性的打击。书中，格罗皮乌斯被诽谤为高楼大厦的背后推手，应该为城市的灭亡负责。该书写作的时候，后现代主义建筑还处在上升时期，对这位最著名的建筑现代主义者的攻击，让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和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名声也一同受损。格罗皮乌斯确实清晰地表明，高层建筑可以解决城市过度拥挤的问题，但他也是一位热爱自然环境的人道主义者，他对高楼大厦的看法从来不是绝对教条的。

1925年，在当地右翼分子的压力下，包豪斯学校迁址到魏玛北部的工业城市德绍（Dessau）。格罗皮乌斯得以在这里专门修建一栋学校建筑（现在被认为是他的建筑巅峰），也为校长和其他大师在松树林里修建了住所。格罗皮乌斯开始强调技术和艺术的融合，复兴了艺术的活力和目的。但即使是在德绍，包豪斯也面临着当地政府的恶意和资金不够等问题。这些争执让他感到疲惫，再加上对学校的未来失去了信心，格罗皮乌斯最终辞去了自己的职位。1928年，他搬到柏林，计划重新开始他的建筑事业。接下来的几年，他面对的是年龄带来的困境。

1933年希特勒上任后，格罗皮乌斯和纳粹党的密谋程度也被广泛讨论。他确实为纳粹完成了不少建筑项目，为德意志帝国银行的柏林分部提供了设计（但被否决了），参与了宣传性质的展览《德国人，德国工作》（Deutsches Volk, deutsche Arbeit）。诱惑显然很大，而格罗皮乌斯还有一办公室的员工要养活。他不是犹太人，也没有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但纳粹政权否定了他信任的一切，包括他一直奋斗的艺术自由。他的先锋思想，加上他与纳粹称之为“堕落艺术家”的紧密联系，让他不得不离开德国。艾斯后来评论道，如果格罗皮乌斯留在德国，很可能会被送到集中营。1934年，他匆忙途径罗马来到英国。接下来的30年，他的生活一直没有稳定下来。另一方面，包豪斯学校最后一次迁址到柏林，在纳粹的压力下，学校不得不关闭。现在还能找到当时包豪斯的学生被突击兵带走审讯的可怕照片。

格罗皮乌斯在伦敦北部开始了他人生三段生活中的第二段。那时他几乎不会说英文，他和艾斯只被允许带少量津贴离开德国，因此几乎身无分文。英国不同的重量和长度单位也让他感到害怕。他把英国描述为一个“没有艺术氛围的国家，蔬菜里不放盐，女人都瘦骨如柴，天气永远是又干又冷”，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格罗皮乌斯是幸运的。他们在汉普斯特德刚完成的劳恩路公寓为他们赚得了一处免费住所，这是那个时代伦敦少有的几栋现代主义建筑。格罗皮乌斯和年轻激进的马克斯韦尔·弗莱（Maxwell Fry）建立了建筑合作关系。和许多从欧洲大陆逃亡出来的人一样，他们在那个无助的时期不停地为还没有逃出来的家人同僚感到担心。因为和德国保持着官方的联系，并谨慎地选择不批评纳粹政治，格罗皮乌斯因此收到了很多批评。他仍然被监控着。

英国的生活也有让他感到愉悦的几个方面：许多欧洲移民都居住在汉普斯特德，他有许多朋友；劳恩路公寓也成为了北伦敦先锋派聚会的地方。住在伦敦时，他也设计了几栋不错的建筑：一栋在切尔西旧教堂路、一栋为工党议员巴恩·莱维（Benn Levy）和他的演员妻子康斯坦斯·卡明斯（Constance Cummings）设计、一栋为剑桥郡平顿乡村学校（Impington Village College）设计。但30年代中期的英国并不适合格罗皮乌斯，正如安东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为杂志《旁观者》（Spectator）撰文时所写：“英国人总体来说并不喜欢功能主义建筑（如勒·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的设计），因为这样的建筑并没有家的感觉。”格罗皮乌斯一次又一次失望地失去工作机会。1937年，在接受一份教职后，格罗皮乌斯抵达美国。他充分展现了自己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理论学家和设计哲学家的适应能力。他一直自称更能和年轻人而非同龄人合作，他在包豪斯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格罗皮乌斯坚信发展儿童艺术创意的重要性，当时的美国已经完全接受了这种想法，但当时英国学院的艺术教育经历了残忍的资金削减，仍然在思考这种想法的可行性。

格罗皮乌斯在哈佛大学创造了一个建筑帝国，他的学生包括贝聿铭（IM Pei）、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菲力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亨利·施得拿（Harry Seidler）、槙文彦（Fumihiko Maki）和工业设计师埃利奥特·诺耶斯（Eliot Noyes）。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和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两位年轻的英国建筑师后来在耶鲁大学与保罗·鲁道夫一同接受了教育。在英国，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格罗皮乌斯在包豪斯孕育的某些思想，特伦斯·康伦（Terence Conran）与国际仁人家园（Habitat）合作的项目旨在把好的设计放在商业街上售卖，其中就暗藏着真正的民主理想主义。更近的例子是，全世界已经见证了宜家家居推广平价现代主义设计的成功。格罗皮乌斯的影响仍然渗透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

（翻译：李思璟）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