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 傅适野

编辑 | 黄月

“男性不需要讨论父职和写作的关系。男性不需要考虑他们出席会议的时候是穿裙子还是裤子。男性不需要回答作为男性作家的问题。”当被问到与性别相关的问题时，出生于墨西哥的女作家瓦莱里娅·路易塞利（Valeria Luiselli）这样回答到。与此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当来自美国的男性作家迈克尔·夏邦（Michael Chabon）被问到作为一个男性写作者的优势和劣势时，他认为，做一个男作家的优势，和做一个男性的优势并无太大差别；而至于劣势，“现在作为一个白人男性可能会是一种劣势了，这种身份属性可能会让我的书更难出版。”

以上这些有趣又发人深思的答案，来自于美国反性骚扰运动开始之后，我们在采访外国作家时附加的一份性别同题问卷。随着这份问卷在不同国别、不同年龄以及不同性别的作家之间流转，我们逐渐勾勒出了文学世界中既已存在的一些不可撼动的性别结构或刻板印象。

在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女性作家的出版机会、文学奖提名和得奖机会以及申请写作基金的机会，均少于男性。与此同时，女性作家时常处于被检阅、被凝视的状态中。正如澳大利亚作家、诗人菲奥娜·赖特（Fiona Wright）的日常观察，男性作家和读者对于居高临下、指点江山有种异乎寻常的狂热。“我预想中你的作品是这样的，但它其实不是。”“我不想读你的书是因为……，但实际上你的书也不算太坏。”这种男性霸权审视的结果是，作为占有世界人口52%的群体，女性作者却吊诡地要孜孜不倦证明自身书写的正当性，就像西班牙记者、作家罗莎·蒙特罗（Rosa Montero）所言那般，“当一个女性写了一本主角是女性的小说，人们会认为她是在写女性。而如果一个男性写了一本主角是男性的小说，人们则会认为他写的是整个人类种族。”

在又一年的“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将为读者呈现这份同题问卷的全貌。基于自身性别的独特体验对于创作有何种影响？作为男性和女性作家的优势和劣势何在？从文风和书写推断一个作家的性别具有合理性吗？在刻画相反性别的角色时，作家会遇到何种困难？在对于上述种种问题的回答中，我们既能看到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同程度固化的性别结构，也可以看到女性在这一结构下或挑战或逃离的路径与感受。与此相对的，从问卷中，我们也看到了男性作家的某种反思和谨慎。

界面文化：作为一个女性/男性，自身性别的一些独特体验（比如女性的生育）对你的写作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我在当妈妈之后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作家。但我不确定是因为我当了妈妈，或者只是因为我年纪变大、更加有阅历了。

菲奥娜·赖特：我的写作在很大程度是关于这种性别体验的，我对女性如何在世界上争取空间很感兴趣。我最近时常在想，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微小事件，单独来看它们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们发生过很多次，让人有流离失所之感。

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两年前我去了一个电影节，我当时正与一个电影导演交往。电影节的一位组织者在聊天时询问我的职业，我回答说是一名作家。他又问我是写什么的，我说不是电影，我写书。他说，“噢，这太可惜了，你可以为他工作啊。”他说着就指向我当时的男朋友。我心想，谢谢，但是我可以为自己写作，而不是为他工作。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女性身上，因为没有人会这么跟一个男的说，“你可以为她工作。”

罗莎·蒙特罗：我没有孩子，所以这一点对我的职业道路完全没有影响。但作为一个女性，在性别歧视盛行的西班牙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是非常困难的。尽管现在我们算是欧盟国家中性别歧视没那么严重的国家，但女性仍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迈克尔·夏邦：毫无疑问，从我写作第一本书开始，就有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或者模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直存在着一个男性对子——不管是父子关系，还是爷孙关系，又或者是极具艺术效果的拍档或者合作关系，比如警察和探长，或是伴侣、朋友，我时常在写作中处理一对男性的关系。这两个人可能在很多方面截然不同，但总有一些非常基础的联结或者关系。因此在我所在的文化中，男性之间的联结的被许可或者被禁止，遵循着一定的文化规范。我不知道中国怎样，但是在美国，男性彼此表达情感的社会文化结构是非常狭窄、非常局限的。

在今天的欧洲，在意大利、西班牙或者是法国，我们不难看到高中男孩勾肩搭背地走在街上。而在美国，你看不到这样的场景，美国不允许男孩们有这样的举止。如果你在街上和一个男孩勾肩搭背，这意味着你们是情侣关系。这是一件很伤感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男性，那么似乎只有愤怒和幽默是你在公共场所可以公开展示的情感，而其他一些更加微妙的情绪和情感则是被禁止的，比如男儿有泪不轻弹。但即便如此，我仍然对男性与男性如何在夹缝中形成情感联结、形成友谊、形成爱情的方式和途径感兴趣。

界面文化：根据你的个人经验，女性/男性作家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作为读者，女性作家有广阔的背景去通过男性声音和男性凝视的观点来体验世界。男性作家的作品数量在经典中占绝对优势，所以我们（所有女性和男性）对于男性意识有更广阔的了解，因此女性用男性声音写作会更容易。我曾经是拉斯科利尼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主人公）、奥雷良诺上校（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亨伯特·亨伯特（纳博科夫《洛丽塔》主人公）以及其他很多男性。

菲奥娜·赖特：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很多男作家或男读者会对我说：“我预想中你的作品是这样的，但它其实不是。”或者“我不想读你的书是因为……，但实际上你的书也不算太坏。”这让我觉得很奇怪。他们常常会评价，我以为你的书会非常情绪化，但其实不是，或者我以为你的作品不会很幽默等等。我心想，随便吧，我自认为是个有趣的人。

这个现象很有意思。我不觉得女性读者会像上面那些男性读者一样，因为拿起一本相反性别的作家写的书而感到焦虑。所以，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你的书如何被读者接受，读者如何理解、感知你的作品，这一点和男作家面临的处境完全迥异。

而作为女性作家的优势是，我必须得说，我清楚地知道我身边有一个非常棒的女性作家群体，尤其是女性诗人。我们很好地照顾彼此，我们阅读彼此的作品，我们一起出游一起做事，有这样一个群体让我感到很幸运。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点。

罗莎·蒙特罗：男性和女性，在写作上都会面临困难，没有太大差别。但像我刚刚说的那样，作为女性你仍然需要忍受很多歧视。比如说，当一个女性写了一本主角是女性的小说，人们会认为她是在写女性。而如果一个男性写了一本主角是男性的小说，人们则会认为他写的是整个人类种族。我不写男性，我写人类，只是碰巧52%的人类是女性。

迈克尔·夏邦：做一个男作家的优势，和做一个男性的优势并无太大差别。在美国文化中，男性在方方面面都享有多得不成比例的资源——比如金钱、关注、声望和权力。而我对此是十分清楚的，我很幸运，从统计数据上来看，我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为幸运的群体中的一员。因为我是一名出生在二战之后的美国的、说英语的、来自中产家庭的白人男性——这真的是一种纯粹的幸运，和我本人毫无关系。我时常提醒自己我很幸运这一点，我不能让自己将这种单纯的好运和我的个人的特质与才能混为一谈，这两者毫不相关。

至于劣势，现在作为一个白人男性可能会是一种劣势了，这种身份属性可能会让我的书更难出版。但这是对于长久以来存在的不公正的纠正，是非常公平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白人男性都过得太好了，享受到太多红利了。

界面文化：谈到性别问题，你是否会介意别人评价你的作品“十分女性化/男性化”，或者别人试图通过文字来辨别你是一位女性/男性作家？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如果有人能从我的作品、我的写作方式辨别出我是女性，我十分开心，就像他们能够通过我的外貌辨别出我是女性一样。但当然了，这个世界也充满了愚蠢的混蛋，这些人认为“女性的”（feminine）就是贬义的，或者是一种贬低作品的方式。一位保守的墨西哥评论家曾经说我的文学是女性化的，“因为它倾向于被喜欢”（because it liked to be liked）——问题出在句子里的“因为”上——当然我的作品（至少有时候）是女性化的，当然我喜欢被人喜欢，但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联。

菲奥娜·赖特：不介意，我很高兴人们可以辨识出我的性别。可能是因为我对身体以及身体进入的空间格外感兴趣，因此女性经验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觉得人们能通过文字辨认出我是女性是一件好事，毕竟男性统治文学的时间已经太久了，能够与这种风气对抗非常棒。

罗莎·蒙特罗：我讨厌这种评论。我认为它们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性别歧视和男性沙文主义倾向。

界面文化：从写作风格或者感觉上，你能否分辨出一部作品是出于男作家还是女作家之手？

罗莎·蒙特罗：绝对不能。

迈克尔·夏邦：我十分怀疑。我也从来没尝试过这样判断。在美国科幻文学中有个很著名的例子，有一位作者名叫James Tiptree Jr.，他在196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在科幻小说界声名鹊起，风靡一时，广受好评。他写的故事很多涉及军事基地的冲突，许多角色都是士兵，他所有故事的主角都是男性，使用的语言也非常粗粝和强势，他展示的观点非常男性化、非常愤世嫉俗。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是化名，因此一时间流言四起，坊间传闻这个作者其实是一位女性。一个著名的科幻作家写了篇文章，在文中他用James Tiptree Jr.作品中的例子来佐证，一个女性不可能对这类题材感兴趣，也不可能有小说所呈现的这些思路和想法。而在一年之后，答案揭晓，James确实是一位女性。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个女性作者是在尝试像男性一样写作。

让我们这么说，对于一个成熟的、具有天赋的作家而言，去塑造和写作与自己性别相反的角色和处境，都是小菜一碟。一个作者可以轻易地用自己的语言迷惑读者，说服他们自己是相反性别的存在。

界面文化：你擅长刻画相反性别的角色吗？

迈克尔·夏邦：这对我来说并非易事。我不能百分百确定原因，但从写作生涯的早期开始，我就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在打磨和塑造男性角色上。这是从《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开始的，之后一点一滴地，我开始有意让女性角色承担更多的功能，在情节和篇幅上都给予女性角色更多空间。我以前有一部小说，里面设置了两个男主角和两个女主角，女性主角的篇幅基本与男性主角齐平。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是的，事实上我很擅长。在写男性勃起和男性中年危机的时候，我创造过自己的最佳片段。

罗莎·蒙特罗：擅长。塑造一个角色确实是通往一个全新个体的旅程，不管是对于男性还是女性来说都很困难。我的作品里有两部小说的主角是男性。

界面文化：在你的国家，男性和女性作家在出版、版税和文学奖方面享有同等机会吗？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不会。在美国不会，在墨西哥不会。这里不会，那里不会，哪里都不会。男性一般会获得更好的价钱。男性不需要强调，尽管是女性，但自己还是很棒。男性不需要讨论父职和写作的关系。男性不需要考虑他们出席会议的时候是穿裙子还是裤子。男性不需要回答作为男性作家的问题。

罗莎·蒙特罗：不能。在西班牙，你会得到更少的同行审议，更少的机构资金，更少的作品集出版机会。

迈克尔·夏邦：不平等。在美国，现在这种不平衡还是很严重。直到去年，如果你去看文学奖的提名名单、写作基金的入选名单、图书合约或者重要文学杂志的目录，你就会发现男女比例的极度失衡。

菲奥娜·赖特：在澳大利亚，女性和男性在这些方面不是那么平等，但目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在过去几年，澳大利亚有很多关于男性和女性各有多少作品被审读及获奖的调查。大概五年之前，关于男性作品通过审读、男性作品获奖结果以及有多少男性审读者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我认为很多机构都对调查结果感觉震惊，因此开始努力尝试改变。努力之一是我们有了一个名叫“斯特拉奖”（The Stella Prize）的文学奖项，从2013年开始设立，旨在奖励澳大利亚的女性写作。组委会所做的工作是现象级的，她们真正改变了整个文学对话以及媒体风向。她们还有一点做得很棒，就是很认真对待短名单上的每个人，以及最终的获奖者，并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中为她们提供足够多的机会。她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某一个作家，而是为了通常意义上的女性作家群体。

如今的情况是，在一个艺术节上组织一个研讨会，如果讨论者都是男性的话，是没有人会同意的。这太棒了，要是在五年前，没人会想到注意这个问题。

界面文化：反性骚扰运动先是在影视界掀起了高潮，之后波及了社会各界，也包括文学圈，美国、韩国现在已有多位男作家面临着类似的指控。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我完全支持反性骚扰运动的目标，到目前为止它希望达到的是：第一，在工作空间中获得性别平等的标准和实践；第二，如果女性曾在工作场所遭受来自男性的性骚扰和性歧视时，需要追责；第三，为将来女性无须再忍受性暴力以及施害者不能逍遥法外打下基础。

但我不认为社交媒体和公开羞辱应该成为唯一的方式，或者这个运动最后的终点。也就是说，在一个人被指控有罪之前，性暴力和性骚扰的指控需要调查来跟进；同时我也认为，在一个人被发现有罪之后，规范的法庭审判程序应该跟进。公众审判决不能替代法律，而法律必须对施害者进行裁决。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至少是美国的反性骚扰运动，是被白人——通常是上流社会的美国盎格鲁人主导和策划的，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尚未取得成功。它并没有扩散效应，如果仅仅停留在大众媒体和社交网络的层面——在这里，只有有特权的阶层和占统治地位的种族享有可见的安全平台——它也并不会有扩散效应。只有法律层面的推进才能确保每一个人的权益——一直到最不可见的少数群体——受到尊重。

菲奥娜·赖特：澳大利亚的出版行业和表演艺术行业也已经有一些相关调查在进行了。我自己非常幸运，我在出版行业从来没有过这种遭遇。在成为一位作家之前，我曾经是一个记者，记者行业的情况完全不同，那基本上是一个男性俱乐部，我曾经遭受特别不好的对待。当然，我没有类似的经历，只意味着我真的非常幸运，而不代表这类事情就不存在。

澳大利亚出版行业的奇怪之处在于，这一行业有70-80%的工作者都是女性，但决策层80%是男性。很多出版营销人员都是女性，我相信她们肯定有过一些十分糟糕可怕的经历。因此反性骚扰运动的爆发让我感到欣慰——我们越是开始谈论一些从前缄口不言的话题，对我们而言越有好处。

我认为很有趣的一点是，很多人对于类似的事件视而不见。很多女性在得知这种情况之后会说：“是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有什么好揭露的？”我们有很多类似的对话。我觉得，这事关每一个人，就像我刚才讲过的——很多事情看上去十分微小、十分日常，可能每天都在发生，但这不代表它们无足轻重。

罗莎·蒙特罗：我认为我们在迈出历史上的重要一步。我们正在朝着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公正和更有尊严的社会努力，并且我们正在一起努力。我的意思是，有很多男性也希望和我们女性一起改变世界。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并且充满希望的时刻。

迈克尔·夏邦：如果我们聊的是犯罪，那当然这些人应该被绳之以法。正如我之前所说，长期以来这些性别不公平、不平等的现象一直存在，对这种不公平和不平等的沉默也一直存在。因此，是时候把这些事情拿到台面上来公开讨论了。总体而言，也许会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讨论和难以厘清的状况，但当下能够公开谈论总是一件好事。

作家简介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1983年出生于墨西哥，现居纽约。入选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评选的5名35岁以下年轻作家之一，入选“波哥大39”青年作家名单。著有《我牙齿的故事》和《假证件》。

菲奥娜·赖特，生于1983年，澳大利亚作家，现居悉尼，诗人、作家、编辑、评论家，著有散文集《小小的消失》、诗集《揉揉眼睛》和《家居与室内》，其中《揉揉眼睛》获得2012年戴姆·玛丽·吉尔摩奖。

罗莎·蒙特罗，生于1951年，西班牙记者、作家，著有《女性小传》《地狱中心》和《吃人生番的女儿》，1997年获得西班牙全国春季文学奖。

迈克尔·夏邦，生于1963年，作家、编剧，著有《匹兹堡的秘密》《犹太警察工会》《月光狂想曲》，曾凭借小说《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获得普利策小说奖，成为三十年来最年轻的普利策长篇小说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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