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萨义德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且极大地改变了知识图景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出版的书有十七本之多，也对巴勒斯坦事业有坚定的认同，被学界公认为后殖民理论的开山鼻祖。他的工作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文学批评，也对历史学家、音乐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有广泛贡献。

一般认为，《东方学》是萨义德的成名作，它率先拷问了西方如何建构关于东方的神话并将这些神话变作服务于帝国主义控制的知识体系和辩护说辞。后续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在前作基础上进一步追踪了维多利亚时代及早期现代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帝国边界、帝国主义野心及情结。

萨义德还广泛涉猎与当代事务有关的诸多主题，包括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以色列的占领乃至于音乐理论，这体现了他惊人的广博学识和表达能力。《流离失所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和自传性质的《格格不入》则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兼并政策下的流离失所与流亡状态有独到的洞察。作为一个成功的钢琴家，萨义德还在音乐方面发表过不少论著——《音乐阐释》（Musical Elaborations）和《论晚期风格》——其中通常利用音乐技术来强化他的后殖民批判。

除了积极地反对西方种族主义以及人所共知的对巴勒斯坦自决权的颂扬之外，萨义德的文化研究总体上不跟政治经济学及诸如阶级这类重要的分析范畴打交道。他强调的是文化和民族的冲突，而这又可以上溯到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多年以来倡导的激进思想和实践——在此只提其中一小部分，马克思本人、罗莎·卢森堡、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C.L.R.詹姆斯（C.L.R. James）——他们主张资本积累乃是帝国主义活动的推动力。

自后殖民理论问世以来，几乎每隔十年都会有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对他将文化和民族置于资本主义和社会阶级之上的做法提出批判。巴希尔·阿卜-曼涅（Bashir Abu-Manneh）主编的《萨义德之后：21世纪的后殖民文学研究》（After Said: Postcolonial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或可视为此类论著当中的第一部，该书经过专业的编选，在同一面旗帜下汇聚了新一代文化唯物主义者（cultural materialist）对萨义德工作的回应和批评。书中的一系列观点对后殖民研究、维多利亚时代与现代主义研究、世界主义与难民研究等领域的学生、研究生和高级研究者当可有一定的吸引力，政治理论家也不例外。

这本文集内容丰富，涉及到萨义德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并概述了他所取得的成就。另外，在某些时候，它也以21世纪的历史学研究成果以及“接地气的”（on the ground）的现实为参照，展示了对萨义德的部分观点加以改进或拒斥的一系列契机。围绕萨义德对资本主义及其在晚期现代和当代的影响之根源所提出的历史性解释，尤其有较大的研究空缺。

基于此目的，一些论述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色彩更加鲜明的进路；一些论述则与其它某些激进异议形式展开对话；另有一些论述则强调称，萨义德的一些概念如何可能与社会科学的经验主义要求接榫。阿卜-曼涅把握到了此类介入背后的逻辑：“萨义德之后的批判思想需要激进地重新定向。”

阿卜-曼涅、劳伦·M.E.古德莱德（Lauren M.E. Goodlad）和威维克·奇伯（Vivek Chibber）的论文则挑战了萨义德对19世纪帝国主义历史的处理方式。阿卜-曼涅和古德莱德对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当中使用整体化的（monolithic）术语来解读殖民化社会、简单地将帝国主义干预的不同层级间差异乃至于时空邻近性（proximity）等方面的复杂性一笔带过等问题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批评。两人都敏锐地注意到，萨义德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阶级的角色。古德莱德提出，萨义德经常靠自己对某些19世纪文本的解读来做出推断，这些文本很大程度上出自并服务于社会精英的娱乐用途，但萨义德却据此假定帝国主义核心地带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殖民抱有相同的态度。

奇伯指出，萨义德对西方的东方观与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构想也潜藏着“激进地重新定向”的契机。依照奇伯的见解，萨义德坚信东方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有因果联系，但这是成问题的，不能只诉诸话语本身来解释欧洲帝国主义的掠夺行径。相反，一种更有益的思路是，东方主义所扮演的角色乃是一种“合理化的意识形态（rationalizing ideology）”，用以保护诸殖民强权的经济利益。奇伯强调称，萨义德未能充分洞察到19世纪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野心。

杜加尔·麦克奈尔（Dougal McNeill）、乔伊·克利尔瑞（Joe Cleary）和罗伯特·斯宾塞（Robert Spencer）的论文则接连挑战了萨义德对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强权之化身（incarnations）的刻画。麦克奈尔指出，萨义德认为流亡必然涉及到跨境（border crossing），“新领土”也就此成为探查对象。在麦克奈尔看来，这一等式无法解释难民被强迫“不移动（immobility）、永远静止以及受限”之类的情况。在此，他引用的例证是：150万名巴勒斯坦难民在黎凡特地区（Levant）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营地“被困、受伤或无法迁徙”，许多身处太平洋上的澳大利亚国家“离岸拘留设施”中的难民们也面临类似处境。

比较而言，克利尔瑞透过文学分析，考察了世界上一些区域的新近发展能否证明萨义德有关欧洲文化霸权的一系列论断。克利尔瑞观察到萨义德对“第三世界”语境下的文学生产基本没有什么依赖，并进一步展望了21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要如何与欧洲与美国之外的诸文化对全球“强权政治”和“文化交流”的一系列回应打交道。例如，苏联和晚期现代中国的文化重镇便企图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西方文学史，催生出一系列对帝国的反动或进步的观感。用克利尔瑞的话来说，这些文学中心的存在，本身就凸显出“一种多中心的、交叉性的、相互竞争的文学格局”，可以对萨义德的理论形成补充。

《萨义德之后》以斯宾塞明快而犀利的论文结束，此文讨论了萨义德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萨义德虽然很少提到殖民扩张高峰时期诸帝国主义势力追逐利润和原材料的竞赛，但他却高度关注经济利益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战争的语境里的核心位置，这代表着一种转机。斯宾塞进而提出，在他看来，萨义德对资本主义动机的承认是值得肯定的，即便这种承认表达得还不够强有力。

同时，斯宾塞还作出了重要的示范，强调视野里要始终保有对政治和国家运作机制的关注。资本主义也许是领土征服的最重要推手，但就其最臭名昭著的行事套路而言，尚需政治阴谋及恐惧权势衰落这两大因素的协同作用。在援引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ghi）的政治经济学洞见的基础上，斯宾塞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伊拉克战争何以本质上标志着美国权力的衰落。

在我看来，《萨义德之后》一书里的论述，无论是肯定还是修正萨义德的主张，都是喜人的理论推进，有助于让未来的帝国研究更为严肃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并不止在于邀请研究者重新将资本主义放到帝国主义分析的核心当中。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曾郑重提醒过我们，马克思主义很难说是一套“固定的”著作体系，它其实包含着许多“变量”且具有极强的“与其它思想形式互动”的潜能。

若要着手提出一项对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那就有必要重点关注威廉斯所称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中物质文化与文学生产的特别性（specificity）”。简单来说，但凡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殖民主义和帝国，就必须坚持经济、历史、政治和生活经验的核心地位。以此观之，《萨义德之后》一书相当漂亮地涵括了上述物质维度，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称之为向雷蒙德·威廉斯与爱德华·萨义德二人的献礼。

（翻译：林达）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