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美食博主王刚“红烧娃娃鱼”引起的争议和废除歧视非婚生育政策的话题。

美食博主王刚做红烧娃娃鱼遭质疑：吃肉但拒绝观看宰杀有道理吗？

3月4日，美食博主王刚发布了一个“红烧娃娃鱼”的教学视频。视频中他如往常一样从处理食材开始：抓起仍在摇头摆尾的娃娃鱼，用刀将它敲晕，划破它的肚子，扔到煮沸的锅里……然而这一本质上与杀鸡宰羊没有区别的动作在社交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网友们对此感到难以忍受，纷纷表示：王刚对待动物机械化的冷血，完全没有对动物的敬畏之心。此外，他们也提出：整个产业链条没有问题吗？娃娃鱼这样的国家保护动物怎么能允许人工养殖而不是放生？有网友更是气愤填膺地表示：“王刚，你这是在杀菜！”

3月5日，王刚发布道歉视频，称“分享娃娃鱼做法存在失误，希望得到大家谅解”。他还说：“有热心的朋友指出来，娃娃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烹饪或者食用野生娃娃鱼，确实是属于违法行为……我们的娃娃鱼是在菜市场买的，就是人工养殖的娃娃鱼，它在价格上面不是特别贵，大概在50块到130块钱（一斤），娃娃鱼在市场上还没有普遍，所以，我只是想把这个家常的做法……跟大家分享。”

根据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王副秘书长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披露的消息，目前市场上的娃娃鱼基本上都是人工养殖，是合法可食用的，但抓捕和食用野生娃娃鱼是违法的。王刚在视频中标注了“视频中是人工养殖娃娃鱼”，也就是说在食材合法性上他无可指摘。

王刚是拥有187万微博粉丝的美食大V，西瓜视频签约作者，凭借硬核烧菜技巧和朴实接地气的拍摄风格于2017年在社交网络上迅速走红。公众号“下厨房”于2018年6月发布了一篇关于王刚的人物特写报道，还原了这个当时只有29岁的四川小伙的成名之路。15岁初中毕业后，王刚就进入了餐饮行业，从洗碗拖地择菜传菜开始一步步学起，积累经验。从18岁到25岁，他辗转了大大小小的餐厅，与各地厨师交流学习。2017年，短视频的风潮席卷中国，王刚出于好奇注册了“美食作家王刚”的头条号，于当年3月8日用哥哥的手机制作了一道家常菜“盘龙茄子”的视频上传网络。这道极为考验刀工的菜式让王刚一炮而红，上传10小时后，他拿到了20多万的推荐数，几百个互动。这一次触网体验让王刚下定决心深耕短视频领域。

“下厨房”报道指出，王刚走红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他明显区分于当时普遍流行的美食博主玩法，即选择柔美布景、精致餐具和清新音乐营造出温馨的视频氛围，王刚的视频习惯从挑选和处理食材开始，用不锈钢铁盆和塑料水瓢，再加上他略带口音的普通话配音，视频效果在“朴实至极”的同时对烹饪生手们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让王刚真正大范围打响知名度的的一道菜是“永州血鸭”，这个从杀鸭子放血开始的教学视频被网友们戏称为“硬核”风格的代表作。王刚在谈到为何要从杀鸭开始拍摄（教程）时表示，因为永州血鸭这道菜只有用新鲜的血才能做出正宗的风味。

当王刚只在小圈子里流行时，他与其他美食博主相较独树一帜的“朴实”让他成为网友心中的“一道清流”，但当他突破圈层，在更广的范围内为人所知时，他的风格就势必会面临更多人的审视和更多元化的解读。微博网友@纳博小烤麸就对王刚的“红烧娃娃鱼”视频表示难以接受，甚至认为这代表了农业文明的饥荒后遗症，是人们对生命价值缺乏尊重和思考的结果。

公众号“刺猬公社”认为，王刚以及有着类似崛起路径的底层网红实际上在获得不同圈层用户时都会遇到瓶颈，其中一个瓶颈是商业化，另一个瓶颈就是不同圈层对意义的不同阐释。对于王刚来说，商业化不是他的瓶颈，“同一行为在不同圈层中遇到的应激性反抗”才是。使用人工养殖的娃娃鱼作为食材这件事本身并不是违法行为，在不少饭店餐厅里红烧娃娃鱼也是一道招牌菜，但当王刚式的美食制作视频突破圈层被更多人看到时，原本正常的美食制作方式就会被放到新的话语体系中进行再批判。

与此同时，娃娃鱼的特殊形态也击中了人们在面对“杀生”问题时的永恒争论。娃娃鱼有手有腿，有类似小孩哭声的叫声，这让很多人在直面处理娃娃鱼的过程时觉得“残忍”。正如微博大V衣锦夜行的燕公子所说：“我觉得王刚的问题不在于对食物的尊重不尊重，也不是娃娃鱼是野生还是养殖。而是现场屠宰这种让人看了心里不适应的东西，应不应该直接呈现在视频里。如果端上来是处理好的鱼块直接下锅，可能观众反应就不会那么大了。”

“刺猬公社”指出，同样在2018年崛起的另外两位农村网红“华农兄弟”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就“机智”得多：他们一直没有把宰杀竹鼠的画面放到视频里，“这个保密，这个太残忍了，不告诉你们”。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维持住了一个搞笑、神秘、诙谐的反差萌人设，虽然他们的视频只呈现了关于竹鼠生存状态的部分真相。

然而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在面对“杀生”问题时态度暧昧并不能回避我们占据食肉动物链条顶端的事实。公众号“日刻”一篇题为《美食作家王刚被黑：吃肉但拒绝观看宰杀，现代人好虚伪》的文章指出，从人类学角度，自狩猎时代起，人类通过猎杀并分享动物来彰显战斗力、人类支配性和族群认同。随着现代社会伦理的发展，人类开始注意动物的权利保护问题，但这并不能消除现代人的食肉本能，于是肉食者们转向探讨如何在养殖、屠宰中减轻动物的痛苦。全球各地都有不少屠宰福利的条例，然而，为了满足人类的食肉欲望，屠宰终归是无可避免的，对王刚“屠宰过程机械化、缺乏敬畏心”的指责并无道理，毕竟他的本职工作就是站在食材处理第一线的厨师，且他娴熟的屠宰技术很大程度上比普通人更能减轻动物的痛苦。

文章揭示了那位批评王刚“机械式的冷血”的微博网友自己也曾在知名西餐厅吃过在食材处理上异常残忍的鹅肝，且说过“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应包括出刃划过鱼骨”的话语，文章犀利指出，批判者以为自己足够善良，能够感知动物的痛苦，实则是故意把超市里包装好的食材和屠宰场区隔开来，选择性地参与前者，展示一种现代城市文明才有的“优越感”。然而这种希望将屠宰过程隐藏起来的行为，本质上来说和住酒店时不希望看见清洁人员、点外卖时不想和外卖小哥礼貌接触是同一种心理，即片面地强调现代生活的美好舒适，选择性地忽视为这种舒适生活提供服务的人与事。

人大代表提议“废除歧视非婚生育政策”：生育自由能提振人口出生率吗？

“两会”期间，一个提案获得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黄细花呼吁，“废除歧视非婚生育的政策，保障非婚生孩子的合法权益，包括无条件为其上户口。”

黄细花认为，目前有较多女性不想或不能结婚，但又希望有孩子。而目前各地对非婚生育行为征收社会抚养费且限制未婚女性使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实际上是要求生育子女必须以婚姻为前提，变相剥夺了非婚者的生育权。因此她认为，现代化国家要提升生育率，除了降低女性生育成本、出台公共措施之外，还需要给予女性更充分的生育自主权，打破传统男权结构，承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

无独有偶，今年2月，有媒体报道北京已经允许非婚生子女随母报户口，亦引起了舆论热议。消息显示，海淀区某派出所户籍科贴出关于“办理新生儿户口须知”的规定：“非婚生子女现只能随母报户口，还需提交亲子鉴定。”经记者查证，北京自2016年起就开始允许非婚生子女随母亲或父亲办理落户手续。但目前这一规定还未在全国普及。

“腾讯·大家”作者张丰认为，“允许非婚生子女上户口“的消息连续两个月成为热点消息并得到公众好评，反映了当下中国人对能够更自主更自由地行使生育权的呼声。虽然非婚生育符合世界潮流，但长久以来中国非婚生育者面对户口审查、缴纳社会抚养费等种种限制，这除了是一种经济惩罚之外，也是一种“道德惩罚”，且往往是针对女性的道德惩罚——自古以来，就只有女性会在“性”的问题上面临种种严苛的审视。对于女性来说，非婚生育是“不正常”“不道德”的，女性想要拥有自己的孩子，只能依附于男性，取得婚姻的庇护。

“允许非婚生子女无条件上户口，也就是承认婴儿是一个真正的平等意义上的人，从根本上来说，这是把生育和婚姻松绑。合理的推论是，既然一对情侣在不结婚的状态下可以生育并为孩子办理户口，那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可以为自己生下的孩子办理户口，也应该可以为自己收养的孩子办理户口。”张丰说。

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的采访时，长期关注性别平等议题的律师罗爱萍指出，我国的计划生育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但实际上，生育权应该完全归属于女方。“《计划生育法》里面说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实际上应该提倡一名女性生育两个孩子，这样更加符合事情的本质。但是现在规定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很明显，这种制度安排意味着，就是要使孩子在家庭里面出生。”

对于废除歧视非婚生育政策，乃至从国家制度的层面把婚姻和繁衍分开可能会对婚姻制度带来挑战的担忧，上海市社科院学者陈亚亚告诉《新京报》，婚姻制度的确会面临一定程度上的挑战，然而婚姻本来就是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改变也会有相应变化，这是正常的现象。另外她指出，虽然法律上国家可以做到将婚姻和生育解绑，但文化对人的影响往往比法律更大，“即使把繁衍的相关制度与婚姻剥离，婚姻的主流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会存在，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也仍然有很多不平等。”

从一个更功利的角度来看，废除歧视非婚生育政策在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当下也有缓解“人口危机”的作用。然而《三联生活周刊》评论认为，虽然中国单身人口高达2亿，但单身人群中愿意生育的只是少数，对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真正决定中国人口出生率的还是婚内生育。

而当下中国人生育意愿下降的最主要原因还是育儿成本高企不下，也就是说人们的相对收入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生育的意愿和能力——所谓相对收入指的是预期收入和未来生活开支的比例，比例越高，育儿能力就越强，生育意愿就越高，反之则降。

《三联生活周刊》评论指出，当前处于生育状态的主力人群刚好处于相对收入很低的水平。他们是成长于改革开放黄金年代的90后，家庭条件普遍改善，有花钱及时行乐的消费习惯，生活开支处于较高的水平。然而从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90后直接面临未来的收入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增大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90后的生育意愿下降不可避免。未来00后也将延续同样的趋势。

因此该评论认为，给予单身人士生育自由固然是一个进步，但为了阻止生育率下降过快，还需要政府付出更多努力，“既要持续提升民众的收入，还要降低民众抚养小孩的成本，某种程度上，后者的重要性可能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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