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林

《拯救不列颠》从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如何走到历史舞台的正中央，扮演一个拯救英国的战争英雄为开端；又以1945年丘吉尔和他的保守党败选，为祖国赢得胜利的英雄如何被人民所抛弃这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故事为结束。在这本介于《至暗时刻》和莎士比亚之间的书里，作者真正讲述的却是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丘吉尔为什么会被他拯救的人民所抛弃。

战时内阁

“如果没有战争丘吉尔可能只是一个二流政治家”这句话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会激怒不少人——尤其是丘吉尔凭借不朽的《战争回忆录》，把自己塑造成英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伟人和英雄的今天。但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被内维尔·张伯伦总理邀请加入内阁，成为海军大臣以前，在持续了将近十年的政治边缘人物的年代里，他却更多的是一个形单影只、忿忿不平的老人，抓住每一个机会向议会警告即将到来的战争。大多数人都不喜欢丘吉尔，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警告的威胁真的渐渐浮出水面，人们反而更加不喜欢他。

《至暗时刻》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昂然登上历史舞台的英雄，却没有更多地表现此前那个孤独的丘吉尔。二战前的英国社会受到种种冲击，前一次世界大战把几百万男性送上战场，为了维持社会和生产，政府只能动员女性来填补劳动力空缺。动员的结果在政治上导致战后女性选举权问题变得刻不容缓；在经济上则导致战争结束后男性从战场回归社会时出现的严重就业危机。就业危机和战后经济的不景气，让整个英国社会陷入普遍的贫困和焦虑状态。英国就在这样的危机中迎来了1929年的大萧条。这种社会气氛，通过战后英国进一步扩大的选举（1929年英国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男女平权的选举），让济贫和社会保障成了三十年代英国政坛上的支配性主题。

在这样的年代里，丘吉尔在政治上明显水土不服，从个人气质、到处事方式、到政治见解，他身上都充满了传统的辉格党贵族气派，但自由党此时已经分崩离析。当他转会到保守党，保守党也已经今非昔比，随着民意的变化成了一个忙于应付经济萧条和普遍贫困的政党。从出生在加拿大的金属商人博纳·劳，到钢铁商人鲍尔温，再到伯明翰的五金商人内维尔·张伯伦，连续三代市民出身的党魁和首相支配着保守党。跟1937年继任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相比，此时的丘吉尔在保守党同僚们看来像是上一个时代的人，一个“老古董”。虽然他比张伯伦首相还要小六岁，但年龄又能说明什么呢？贵族总是老的那个！1886年，当张伯伦首相的父亲，查尔斯·张伯伦率领自由党统一派和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时，日后的首相亚瑟·巴尔弗勋爵就对别人说“张伯伦和我的区别就是年轻人和老人的区别，”考虑到在年龄上他比约瑟夫·张伯伦整整小十二岁，他又补充了一句“而我是老的那个！”

多数保守党人视张伯伦首相为时代的救星，为他的财政政策、尤其是这些财政政策所许诺的就业岗位和公租房大声喝彩，当然也就不得不为从属于这一财政政策的“绥靖外交”辩解。保守党内确实存在着反对张伯伦的集团，这些反对派甚至有些还和丘吉尔一样充满了贵族气，但他们要么围绕在更老的贵族索尔斯伯里身边，要么就追随时尚男模般的明日之星安东尼·艾登，组成“看守委员会”和所谓的“花花公子”的艾登集团。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也许他们对丘吉尔的态度要比保守党主流好一些，但肯定也不愿意无条件地追随丘吉尔。

工党更不会喜欢丘吉尔，虽然一战前，丘吉尔作为阿斯奎斯自由党内阁的大臣参与了英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的制定。但1926年的大罢工当中，丘吉尔公然主张对工人使用机关枪，这件事让他在工会成员眼中的形象一落千丈，成了“毫不掩饰的极右翼分子”。即使抛开所有的党派之见和立场纷争，所有人都明白只要战争还在“山的那一边”，只要相对纳粹的威胁，选民更关心失业救济金和公租房，丘吉尔就不会是一个合适的首相人选。丘吉尔唯一的机会就是战争，他只可能、也只适合领导一个“战时内阁”。

战争中的内阁

战争把丘吉尔推到了属于他的舞台上，但丘吉尔领导的绝不是一个团结一致、和衷共济的内阁。正如本书的英文原名所暗示的那样，战时内阁从头到尾一直都是个战争中的内阁。这个内阁在对外为英国争取胜利的同时，内部的战火也从未停歇。这一点刚好也是本书另一个精彩之处，因为有丘吉尔名垂青史《战争回忆录》的存在，也因为这个内阁里形形色色的人都纷纷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唐宁街十号配楼地下的会议室，是一个从多重角度描述过的舞台。即使在中文领域，读者也可以透过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的描述去观察这个承担了惊人历史重担的小团体。但本书却是第一本关于这些人的历史群像。

丘吉尔在1940年的保守党中是一个边缘人物，即使他成为首相之后又接任党魁，很多人依然对他不以为然。张伯伦在辞职的时候依然希望东山再起，而战时内阁里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事实上只把丘吉尔看作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安东尼·艾登支持丘吉尔的前提是丘吉尔许诺说一旦战事趋于顺利就把职位留给艾登。战争改变了丘吉尔的命运，也把英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如何在纳粹的入侵面前免遭灭顶之灾上，丘吉尔抓住了这个机会站稳脚跟。从1940年组成战时内阁到1942年底，丘吉尔的威望与日俱增。但此时的战争已经是毁灭性的总体战，随着战争的加剧，尤其是法国的战败和德国对英国发动猛烈的轰炸，英国人民被迫承担了越来越重的负担，蒙受了越来越多的损失。

战前的英国人民被经济萧条和贫困所折磨，战争又带来了新一轮的征兵和动员，轰炸和海上封锁造成了惊人的破坏和食品短缺。议会授权内阁为了赢得战争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征用一切对战争有必要的财产和物资。为了争取生存，尤其为了生产保卫英国急需的飞机和武器，战时内阁把手伸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英国政府开始干预和管制生产的全过程，从原材料到加工，从劳动力到工资，当然还有战争时期企业的利润。为了从还在严守中立的美国购买军火，英国政府甚至开始管制外汇和有价证券。为了躲避轰炸，政府出面组织疏散，尤其是儿童被送到安全的乡下；在伦敦被狂轰滥炸的日子里，来自各个阶层的人们被迫在公共防空洞的“集体宿舍”里共度难关。

整个英国正在变成一个整体，随着调控和管制的加强，越来越多的选民开始向左转，战争期间的配给和管制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痛苦，相反这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感受让他们相信：战争中凝结而成的友谊可以成为未来一个更加美好光明的英国的预演。越来越多的人期待着当和平重新降临时，英国不会简单地回到三十年代萧条和贫困的老路上去，相反通过战时行之有效的调控和管制，能够让英国成为一个更加人道、公平的社会。

与这种民众情绪的普遍左转相对应的是战时内阁里工党影响力的提高，尤其是卡车司机出身的工会干部欧内斯特·贝文，先是作为工党议员出任劳工大臣，之后被提升为战时内阁成员。在德国入侵迫在眉睫的日子里，丘吉尔曾经表示一旦德军占领泰晤士河以南的伦敦，那么能够视为左膀右臂与德国人战斗到底的两个人里有一个就是贝文。

虽然工党的影响力随着干预的加强而稳步上升，但最先跳出来挑战丘吉尔的权威甚至觊觎首相宝座的两个人却都不是战时内阁里的工党成员。这两个人中丘吉尔任命的驻苏联大使斯塔福·克里普斯是被开除的前工党议员，另一个比弗布鲁克勋爵则是内阁的保守党大臣兼丘吉尔的密友。两人都是这个阶段英国人民强烈的亲苏情绪的代表，从1940年法国投降，到1941年纳粹入侵苏联之间，英国孤独地坚持着对德战争。纳粹入侵苏联之后，英国得到了珍贵的盟友，虽然此时的英国人并不相信苏联能够抵挡住德国的进攻。但正是这种担忧促使英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尽一切可能去救援苏联。而丘吉尔和战时内阁在这个问题上的迟缓，让议会越来越感到不满。而心怀不满的议员背靠着日益左转的民意，向丘吉尔发动进攻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战时内阁始终不愿就英国的战争目标作出明确的表达，也就是说战时内阁要求人民在前线流血牺牲、在后方加班加点，忍受越来越多的牺牲，承担越来越重的负担，却不愿意向全体民众指明，他们付出如此之多究竟能够换来什么。

战争目标的争论一直都是丘吉尔的软肋，他对这类问题从来不愿意正面回答，之所以不愿正面回答的原因也很简单。战争让英国政府对全体民众背负上了沉重的道义责任，一旦战争胜利英国政府不可能让一切都回到1939年的原状。而丘吉尔作为一个传统的贵族政治家，刚好希望英国能够回到战前的老路上去。只不过在1942年英国赢得战争的可能性还微乎其微，对丘吉尔发动进攻的两个人都蒙受了失败。丘吉尔只对他们当中的一个耍了一点小手腕就取得了胜利。而另一个则因为隆美尔占领托布鲁克而迅速意识到局势不利立刻偃旗息鼓了。但所有飓风都在慢慢聚集，最终将汇聚成一场吞没丘吉尔的滔天巨浪。

胜利日的暴风

丘吉尔在战争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牢牢地抓着战时内阁，随着战局逐渐向对英国有利的方向转化，他的声望与日俱增，他的内阁却正在走向分裂，他依靠战争带来的声望终于牢牢地把保守党抓在手里，但保守党却正在走向1945年戏剧性的选举失败。对这个矛盾的现实，丘吉尔更愿意从悲剧英雄的角度来解释，当他领导整个英国走向胜利的时候，人民却已经抛弃了他和他的保守党。而本书对这个问题提出的是一个更客观，当然也就不那么莎士比亚味道的解释。

民意的转变无疑是丘吉尔最大的软肋，战争中的英国人民期待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但丘吉尔却不愿意接受民众中间普遍存在的对社会公平和公共福利的要求，在这方面他甚至比1914年德意志帝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还要谨慎。1914年宣战时，这位帝国宰相就明确宣布“无论胜败，战争都将成为帝国根本性改革的契机。”而丘吉尔却对战争期间的民意调查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呼声置若罔闻。当1942年12月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书》在整个英国引起强烈轰动的时候，这位战时首相却视之为空想家的夸夸其谈。

如果说之前两位挑战者失败原因是英国人民还没有看到战争胜利的希望，整个英国还徘徊在战败的边缘。那么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这两位挑战者都没有得到战时内阁里最有能力对丘吉尔的权威和地位发起挑战的工党的支持。丘吉尔领导的战时内阁并不是一个保守党内阁，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1937年到1939年之间的张伯伦内阁也不是一个保守党内阁，虽然人们已经普遍把它看作是一个保守党内阁。但至少在名义上，张伯伦领导的和丘吉尔一样是一个大联合内阁。

在英国历史上大联合内阁是一个异类，但在20世纪的前五十年里，它反而成了英国内阁的主流形式，从1915年到1945年之间的三十年中，有二十一年领导英国的都是一个或多或少的大联合内阁。

在战前，英国1929年的大选让工党以微弱多数得以组阁，但工党内阁却因为大萧条的降临而在1931年陷入财政破产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拉姆齐·麦克唐纳不愿意选择不负责任的辞职，而是邀请各主要政党一起组成了大联合的“国民内阁”。1931年国民内阁举行了选举，让全体选民在支持或者反对国民内阁的问题上二选一，并且赢得了470席的绝对多数。1935年的大选依然是国民内阁的选举，但是工党的席位已经恢复到154席。如果没有意外，那么1939年的大选就将是保守党和工党的正面交锋。在过去的八年间，虽然保守党通过行之有效的国内政策赢得了选民的支持，但是1938年和1939年张伯伦的外交失败，已经让保守党的优势大打折扣。幸好战争的爆发避免了这次选举，但所有人的都知道1935年选举所产生的议席分布已经和1940年的民意脱节了。这也是张伯伦在不信任投票中虽然还保持着八十票的优势，却依然选择辞职而让丘吉尔联合工党组成新一届大联合内阁的原因。1940年的张伯伦不愿意冒险解散议会重新大选，而1945年的丘吉尔却相信凭借战争期间所作出的贡献和积累的威望，单凭他的名声就足以赢得1945年的大选。

《贝弗里奇报告书》是战时内阁走向分裂和1945年大选的关键节点，此时的丘吉尔敢于对报告书激起的汹涌民意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虽然他也不得不在社会福利的问题上做出许诺，甚至提出了一个《四年计划》，但基调依然是把一切留到战争胜利之后再说。但战时内阁里的工党大臣，尤其是曾经代表战时内阁在议会为丘吉尔的政策辩护的赫伯特·莫里森，在对报告书的争论中看到了英国民意的转变，并且由此预见到工党赢得大选的可能。

1945年的选举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选举，保守党志在必得且充满自信。丘吉尔把敞篷车都搬上了专列游走在全国各地。而工党的首脑们却满怀恐惧不情不愿，仅仅为了避免工党分裂，和民意倒向极左翼才勉为其难的投入竞选。丘吉尔所到之处都被欢呼的人群包围，但当人民真的投下自己的一票的时候，计票结果是工党赢得了393席的绝对多数。

一个人即使是丘吉尔这样的英雄也不能无视未来，如果这位英雄为他的人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却拒绝回应人民对未来的呼声。那么人民固然会在他出现的时候报以欢呼和掌声，但当他们真的投下自己的一票的时候，他们会选择更愿意展望未来的人。对这一点丘吉尔自己的评价是“这就是民主，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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