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上海已经是中国最能花钱的城市了。

我特别喜欢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的一个规定：如果你丢了一双袜子中的一只，你能另外买一只替代。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是绝对的用户体验。

第一百货所售商品琳琅满目，从毛笔到消防水管，这里销售16种尺寸的保温瓶，提供水龙头和各种尺寸的垫片，80年代不是一个用完即扔的社会。

在戏曲道具柜台，用3美元就可以买一把Colt.45，不是真枪——只是一把文革时期唱戏用的木质舞台道具，营业员并没有介绍这是美军备用枪械，而仅仅说是国民党的武器。

星期天的时候，第一百货的五层大楼拥挤了约20万人。那个时候都是六天自愿工作制，但是对于大多数人，第七天才是用来购物的，星期天的南京路拥挤到巴士几乎无法通行。

1980年这里售出14766辆自行车，11424辆缝纫机和12509台电视机，本来电视机能卖出更多（一台9英寸电视机售价150美元），但是供货受限制，需求也受限制。买一台电视机，缝纫机或者自行车需要有票，当然也得有钱。票由工厂和居民区发行——数量不多，经常是作为奖励发放。

在以前，配给券同样用于购买粮食、猪肉、鸡蛋等日常用品。

但是上海看起来并非粮食紧缺，做的衣服比另一个口岸城市广州看起来漂亮的多。无论如何，中国的大米可能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而第一百货出售的耐穿的棉夹克也只售5美元。

一个普通上海工人每月能挣40美元，可以衣食无忧。

满心欢喜的副经理陈国梁向后梳的头发已经变得花白，呷一口茶，他略有所思地谈到了一千万元的年终利润，因为帮助商场超额完成销售目标，一千名员工将分享29万美元的奖金，收入将因此提高60%。

资本主义手段？不，陈先生说，奖金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上海的历史并不悠久。这个城市并不因为旧朝代王公贵族的豪华宫殿而闻名，而是因为其发达的工业和贸易。

1980年，上海有8000座工厂，从女工手工粘贴纸袋的小作坊到巨型钢铁厂各种各样：上海生产的春雷牌收音机；飞人牌缝纫机；白猫洗洁剂和大白兔奶糖；金象巴士和白象电池；这个城市还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鞋油，汽车和电梯。那一年上海生产了价值390亿美元的商品，占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工业产值的八分之一。

黄浦江上汇集了货轮、油轮、渡船、驳船，偶然出现的潜艇、导弹艇、和鞋状的小船。上海当时每年处理八千万吨货物，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但是大多的货物来自中国国内：比如来自大连的石油。国际贸易的货物只有一千六百万吨。

十号码头正在处理运往卡萨布兰卡的茶叶和运往伦敦的纺织品，一艘日本货轮运来了旧轮胎，用做一个橡胶工厂的“原材料”。

在一堆堆铜猪中间，一些人弯着腰在使劲戳。“我们是冶金局的办公室职员，”当中的一个人说，“我们规定每个星期四办公室职员需要做一次体力劳动。”这个小组的任务是：收集从铜猪身上敲下来的每一片铜片，“铜很贵，”这位职员说。

周凤英看起来像18岁但其实已经24岁，她上了一所职业学校，然后去了码头工作，有人问她是不是更喜欢别的工作。“我想做什么并没有用，”她回答，“选择权不在我，这是分配给我的工作。”

当时的上海人很诚实。至少对于相同的问题，其他城市工人的回答更像是爱国口号。

十一年的工作经验让王美娟在15吨大卡车的车盖下面操作得心应手，她用电线将发电机、车灯、喇叭连接起来，不一会儿，排气管就冒出了烟，又一辆交通牌卡车从市郊工业区的载重卡车厂下线。

你可以任意定制卡车的颜色，现在是军绿色。“我们以后可以提供淡绿色，桔红色和黄色。”上海的街道将变得多彩。

上海船厂里，工人正在组装一台9000马力的柴油发动机框架，有四层楼高。

那里的工人似乎比实际需要的多，许多人站着聊天无所事事，这在中国当时的国有厂子里并不典型。

上海的工厂与当时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就是对额外人力的培训，上海每年向中国的其他地区输出了很多技术人员。

“我们工厂的年人均产值约为8000美元，”一位工程师说，“这在中国是比较高的，但是比起美国或者日本就非常低了，我们自知技术落后。”

“我们落后，但我们不会永远落后。”

我说过了，上海人很诚实。

其实在当时，上海的工业并不落后，甚至在中国是顶尖的。带来必然效应就是年轻人对消费观念的崇尚，就像现在中国年轻人整体的消费思维一样。

年轻人喜欢上了电影，在电影院门口买瓶塑料瓶的荔枝水成为了时尚，他们称之为幸福。

摇滚乐和迪斯科音乐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外来物，一切新鲜的活动都被一股脑接受，这些热潮比中国其他的城市早了至少5年。

随着消费观的刷新，高档餐厅也应运而生。比起现在自我标榜的吃货，毫不逊色。

年轻人开始想要买五颜六色的新衣服，自由恋爱，外面世界的气息首先从人们对美和潮流的认识上开始。

上海的意思是“海的上面”，或者“到海上去”，就像鸦片战争之后，二战之前那样：从国外进口的物品都需要从上海运往内陆。上海因此变成了亚洲的巴黎。

但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的残余在1949“解放”后都被清扫一空——新政权的社会主义“转变了”外国企业，“改造”了3万名娼妓，断绝了20万吸毒者的鸦片来源，上海变得像婴儿一样纯洁。

因此当消费上海再次兴起的时候，上海并不安宁。

市政府的墙上刷满了抗议的标语，一群人聚集在那里。他们在抗议什么？上百人挤在一起，一个瘦削脸的青年男子倾诉着他和他的家庭遭受的不幸，他的父亲被贴上“资本主义走狗”的标签，他被流放到农村，受到辱骂和殴打，他不喜欢他的工作，而他的房子也被付之一炬。故事一个接着一个，最后，一个旁观者叫道“直说吧，你们想要从政府得到什么？”

“雪耻！”他回答。

一个崇尚消费的社会对失业者的压力是巨大的。

比如说上海毛巾厂生产的高档、柔软的毛巾——这些毛巾是出口的，年轻人根本买不起，"对于失业者来说太贵了。"

抗议者中的大部分都是在“待业”——失去了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中国没有帮助失业青年的社会救济系统，失业者只能依附于自己的亲属。1980年上海努力为40万人找到了工作，而成千仍然赋闲的人只能走上街头示威以期受到关注。

但这都是消费社会必经的过程。

“我们知道我们得等，”一个学生说“我们还不能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在城北的复旦大学学生宿舍，这里挤满了铺位，晾着的衣服装点着这个很小的房间，搪瓷脸盆堆在一角。

愿意等多久？他淡然一笑，“这将是长期的艰苦奋斗。”

长期被世界孤立，中国学生对其他国家缺乏了解，尽管如此还是知道关于其他资本主义一些八卦，尽管不太全面，比如：“如果牛奶不能获得高利润，美国的资本家情愿把它们倒进大海。”

复旦的另一名学生很认真的补充道：“重要的不是人人都有电视机，而是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他用笔标出了这个似乎每个人都铭记的国家目标：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的四个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就能过上幸福生活，我坚信！”

1980年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Bruce Dale对当时上海的消费革命专门拍了一个专题摄影。本文所用的大部分照片，均来自这位摄影师。它充分反映了上海在那个消费时代所产生出来的某种萌芽。尽管时过境迁，但显然这些低清照片依然能让你感到和1980年的上海，和我们现在这个消费时代之间微妙的关联。

***

更多内容，可关注公路商店网站：www.ontheroadstor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