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田思奇 刘芳 潘金花

编辑 | 曾宇 崔宇

“这是无谓、幼稚、可悲的行为，这件事带来的连锁效应，远比很多人能看到或理解到的要大。”对45岁的克赖斯特彻奇居民艾琳·柯克伍德（Erin Kirkwood）来说，3月15日的下午让她惊心动魄。

努尔清真寺枪声响起时，她14岁的儿子就在距离事发地不到2公里的哈格利中学（Hagley College）。儿子最终平安无事，但清真寺里的很多人没有这么幸运。3岁的穆卡德·伊布拉西姆（Mucad Ibrahim）成了袭击事件中年纪最小的遇难者。

“我深爱着我的孩子，”柯克伍德对界面新闻说，“在得知这次暴力事件夺走了许多父母抚养孩子的幸福后，我真的很心痛。”

3月15日的这起枪击案，是新西兰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事后第一时间称，“这是新西兰最黑暗的一天”。截至3月19日，事件已造成50人死亡，另有50人受伤。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枪手还利用社交媒体账号对作案过程进行了长达17分钟的直播。

枪手的“作战宣言”

在一段通过Facebook直播的视频中，配有头戴式摄像机的枪手驾驶一辆白色斯巴鲁轿车前往努尔清真寺，停在附近的狄恩斯大街。他从副驾驶座与后备厢中取出一支霰弹枪与一支AR-15半自动步枪，进入清真寺肆意开火。扫射3分钟后，他回到车上换枪，随即返回现场继续屠杀。视频以枪手驱车驶离努尔清真寺结束，而在那之后他又前往林沃德清真寺行凶。

这位枪手名为布伦顿·塔兰特（Brenton Tarrant），28岁，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塔兰特“曾环游世界，只偶尔在新西兰驻留”。虽然袭击发生在克赖斯特彻奇，但枪手此前居住在300公里外的达尼丁（Dunedin）。她说，枪手不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情报部门的监控名单上，而今后新西兰将加大对极端主义的监控。

对塔兰特家乡的人来说，枪击事件让不少人震惊不已。一些曾与他共事的人，难以相信这个昔日“有礼貌有教养的年轻人”会做出这样的事。

塔兰特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小镇格拉夫顿（Grafton）。2010年4月，塔兰特的父亲病逝，年仅49岁。在当地完成高中学业后，塔兰特没有再念大学。2009年到2011年间，他曾在当地一家名为“大河”（Big River Gym）的健身房担任私教。在那之后，塔兰特在七年时间中游历世界多地。一些当地人认为，他的思想可能是在旅行过程中变激进的。

塔兰特在自己的叙述中表示，他曾做过一段时间工作，后来通过类似比特币的加密货币Bitconnect挣了些钱，有了旅行的资金。他曾游历欧洲、东南亚，也去过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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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塔兰特在宣言中说，他为袭击策划准备了两年，而促使他下决心进行袭击的是法国的情况。他写到，2017年他在法国旅行时发现，“每一个法国城镇都有入侵者”。

在两年“准备”期间，塔兰特开始买枪、训练。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嫌犯在2017年11月获得购枪许可后，在第二个月就开始合法购买枪支。而在这次袭击中，警方从他手中缴获了五把枪。

在袭击前一天晚上，塔兰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预告”称，会在第二天杀人并进行直播。不止如此，新西兰总理办公室表示，他们在枪击案发生前不到10分钟收到了枪手发来的一份“宣言”。除了总理外，30多个收件人还包括多位高层政要以及国内外各大媒体，但邮件中并没有说即将发生什么。

在这份被称为《大替代》（The Great Replacement）的疑似“作战宣言”里，枪手对自己的描述是一名“普通白人男性，28岁，生于澳大利亚一个低收入工人家庭”，与澳大利亚警方公布的塔兰特个人信息相符。这份74页的宣言中，塔兰特分多个章节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动机。

在宣言的前三页，塔兰特开门见山地说杀人是为了“白人”的生育率问题，并称大量移民导致了“白人种族灭绝”。他自称，发动袭击是为了“告诉入侵者，只要白人还活着，我们的土地就永远不会是他们的土地”，并要“确保白人的生存以及白人孩子的未来”。

塔兰特自问自答了90个与政治倾向相关的问题，努力让人们了解他是怎样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塔兰特毫不讳言，自己进行的就是一次恐怖袭击，“种族歧视和反移民”正是其袭击的动机。

他还表示，“特朗普是白人至上主义的新代表，但作为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却很糟糕”。而对他影响最大、使他最终走向激进的人物是美国右翼黑人女性、特朗普的著名拥趸坎迪斯·欧文斯（Candace Owens）。“她的观点使我越来越多地相信暴力，而不是温顺。但我并非百分百支持她的信仰，她太极端了，即使对我来说也是如此。”

对塔兰特宣言中的话，特朗普与白宫没有给出正面回应。特朗普表示，自己没有看到这份“宣言”，并表示他不认为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正在成为全球威胁。“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是一小部分人本身就存在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

白人至上主义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第三大党绿党的工作人员艾玛·培根（Emma Bacon）对界面新闻表示，“白人至上主义”、尤其是“白人男性至上主义”是一种全球的政治现象，在美国尤其严重。在澳大利亚，“一国党”（One Nation）等极右党派也助长了这种思潮的蔓延。

一国党由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议员保琳·汉森（Pauline Hanson）于1997年成立，自成立伊始就带着浓重的排外、反移民和种族歧视的特点。汉森在议会的首次演讲中明确提出，应该大规模削减移民，尤其是来自中国等亚洲地区的移民。

在她的著作《真相：亚洲移民、原住民问题、枪支讨论和澳大利亚的未来》一书中，她曾预测2050年澳大利亚的领袖将是“一个中印混血的女同性恋者，并且还是半机械人”。不过，在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社会中，反亚裔、反原住民的一国党逐渐变成了极少数人的代表，其支持率在1999年跌到5%。

但在2001年的9·11事件后，一国党找到了可以替代亚裔接受口诛笔伐的新对象：穆斯林。2016年联邦大选中，汉森获得参议院席位，一国党也在昆士兰州获得了9%的选票。汉森在参议院的首次演说中说，“我们有被穆斯林淹没的危险，他们与我们文化和意识形态绝不相容。回到你来的地方去。”

《卫报》澳大利亚专栏作家杰森·威尔逊（Jason Wilson）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在澳大利亚，“恐伊斯兰实际上已被奉为公共政策”。他认为，在塔兰特这一代年轻人成长的二、三十年，种族歧视、仇外情绪和对穆斯林的敌视在澳大利亚公共文化中愈演愈烈。

澳大利亚白人对移民实施的群体暴力行为也有先例。2005年12月11日，由于当地救生员与黎巴嫩裔青年发生口角，在一些媒体人对事态的煽动夸大下，5000名澳大利亚白人青年聚集在克罗纳拉（Cronulla）海滩，高喊“澳洲骄傲”的口号对一切“看起来像中东后裔”的行人投掷啤酒瓶并以棍棒相击。除了黎巴嫩人，遇袭者还有意大利人、孟加拉人和希腊人。

威尔逊认为，2005年的克罗纳拉暴力事件，是澳大利亚公众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虽然相关媒体事后因煽动暴力受到了政府的惩罚，但像澳洲传媒大亨默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News Corp）这样立场偏右的媒体集团，对澳大利亚的新闻议题依然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他们经常用这些影响力来“妖魔化穆斯林”。

他举例说，2018年3月，悉尼《每日电讯报》报道了“南非白人农民的困境”，呼应了极右人士宣称的“白人被屠杀”的故事，甚至促使澳大利亚移民部长提出了一项对南非白人给予“特别关注”的建议。过去几年，新闻集团旗下媒体还大力传播“非洲黑帮”洗劫墨尔本的概念，其宣传模式和布莱尔·科特雷尔（Blair Cottrell）等当地“新纳粹”人士的言论如出一辙。

2018年8月，新闻集团旗下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右翼作者安德鲁·博尔特（Andrew Bolt）在一篇专栏中明确提出了“人口被更替”的可能性。威尔逊指出，这是白人民族主义者为之疯狂痴迷的话题，更是枪手塔兰特74页“作战宣言”的主题。

新西兰的“伊斯兰恐惧症”

隔海相望的新西兰，治安良好，大规模枪击事件罕见，每年死于谋杀案件的人数也不多。而这一次，虽然枪手来自国外，但新西兰人也开始警醒事发地“白人至上主义”的袭击历史，反思国内极端主义情绪的滋生土壤。

事发地克赖斯特彻奇（又译基督城）为新西兰第三大城市，89.8%为欧裔纽人（Pakeha），5.1%为毛利人，4.0%为亚裔，1.1%为其他人种。2013年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穆斯林占新西兰人口1%多一点，其中四分之三以上出生在海外。

根据亚洲新西兰基金会的历年民调，大多数新西兰人赞成人口多样性，并认为移民为该国带来了各种好处。但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2011年的一项调研发现，相比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来自英国和其他地方的移民更受欢迎。

在新西兰生活了四年多的奥克兰大学中国留学生宋一凡对界面新闻表示，他观察到的新西兰极右翼主义者并不多，他也没见过反穆斯林主义者，不过他听说过所谓“温和”的右翼团体，比如奥克兰大学就曾有一个隐晦宣扬“白人至上”的社团，后来被政府和学校强制解散。

但宋一凡也表示，一些新西兰网民会针对各国移民发表非常片面的观点，比如认为“中国人来了会抬高房价，抢本地人的工作；印度人不讲卫生；英国人傲慢无礼，没脑子”等等，只是这些都还没到种族歧视的程度，而极端的种族歧视言论也十分罕见。

不过，《怀旧政治：新西兰的种族主义和极右翼》一书作者保罗·斯波利（Paul Spoonley）撰文认为，被置于这次袭击事件核心讨论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政治”，长期以来已经成为新西兰社会的一部分。

斯波利指出，在1980年代，这次枪案的发生地克赖斯特彻奇至少有70个符合“极右”定义的地方团体，他们是光头党、新纳粹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混合体。当地发生过多起暴力袭击事件，例如1989年，一名光头党格伦·麦卡利斯特（Glen McAllister）枪杀了无辜的旁观者韦恩·莫茨（Wayne Motz）；此外还有韩国背包客和男性同性恋者因意识形态原因遇害的事例。

9·11事件过后，除了反犹太主义，极右翼团体又增加了仇视伊斯兰教的心理。国防政策分析师保罗·布坎南（Paul Buchanan）也对媒体表示，克赖斯特彻奇有一个非常活跃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曾在过去20年多次攻击难民和其他族裔。

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一些新西兰人也开始在网络上发表反穆斯林的言论。斯波利指出，过去几年，极右翼主义在新西兰明显抬头，而且像加拿大播客斯特凡·莫利纽克斯（Stefan MolyNeux）这样的“恐伊斯兰”评论员很受欢迎，甚至曾要在去年8月于当地发表演说。

斯波利认为，虽然“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与克赖斯特彻奇枪击案之间不一定有直接因果关系，但“这次袭击必将终结新西兰作为一个整体的清白”。布坎南则指出，“这表明我们在这个时代并没有生活在一个良性环境中，我们感染了极端主义的病毒。这起枪击案源自白人至上主义者，而不是被当作目标的穆斯林。”

柯克伍德对界面新闻说，作为白人，她对“白人至上主义”百感交集。“年轻时我也有过类似观点，但在我长大、能够形成自己的观点后，我的想法改变了，”她说，“我信仰上帝，但我不大以宗教区分人与人。每个人都应享有自由与安全的权利。”

“穆斯林、印度人、斐济人都一样，他们和我一样。我最好的朋友是犹太人，另一个是印度人。他们或是生长在这里，或是为了和平来这里生活，为什么他们的肤色要成为那么大一个问题？”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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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总理阿德恩在袭击事件一天后造访一处难民中心，重申她将与穆斯林团体团结在一起。“你们当时很快就说，这不是你们所知的那个新西兰。我今天想重申，这不是新西兰，”她说，“这起事件过后，我们在过去24到36小时看到的部分才是新西兰，你们见到的这些支持才是。”

控枪，是一个问题

除了极端主义作祟，新西兰“发许可而无需登记枪”、 较邻国澳大利亚更为宽松的控枪制度也让人们开始反思。阿德恩已表示，将重新修订控枪法规。

袭击事件后，警方从嫌犯手中缴获了五把枪，包括两支霰弹枪和两支半自动步枪。“据我所知，在目前的购枪持枪许可下，嫌犯可以合法买到他所持有的枪支，”阿德恩说，“我们曾试图在2005年、2012年和2017年修改法律。而现在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的十年里，新西兰的枪击事件每年致死人数在3至12人之间，整体谋杀率也很低，2017年总共只有35人死于谋杀案。而相比之下，在3月15日一天的袭击事件中，就有50人丧生。

新西兰上一次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还要追溯到1990年。当时，名叫大卫·格雷（David Gray）的男性枪手造成13人死亡。这场枪案后，新西兰在1993年修订了1983年初次通过的控枪法，添加了关于管制军用半自动武器的修正案。

时至今日，想买枪的新西兰人必须超过16岁，并通过警方的背景调查才能拿到拥有步枪和猎枪的许可。宋一凡对界面新闻说，即便是去靶场打枪也需要持枪许可，而由于新西兰治安情况良好，警察出勤通常也不配枪。

不过，在民间拥枪数量增加的大背景下，也有越来越多警察赞成配备枪支。新西兰警察协会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66%的成员支持警察携带武器。这一数字较2008年调查时的48%大幅增加。

根据悉尼大学主办的倡导控枪组织GunPolicy.org的数据，新西兰大约120万支枪支在私人手中。《悉尼先驱晨报》则指出，新西兰近500万人口手里拥有大约150万支枪，相当于每3到4人就有一支；而在塔兰特的家乡澳大利亚则有315万支枪，相当于每8人一支。

事实上，澳大利亚在控枪方面的进步也始于其史上最血腥的一起枪击事件。1996年4月底，发生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亚瑟港的大规模枪击案中，35人被马丁·布莱恩特（Martin Bryant）夺去生命。时年28岁的布莱恩特当时携带了一支AR-15自动步枪和另一支军用步枪。

在那之后几周内，澳大利亚政府颁布了对速射步枪和霰弹枪的禁令，而申请持有其他武器的人，也必须接受彻底的背景调查，并提出持有枪支的“正当理由”——而自卫并不算正当理由。

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开始禁止进口自动和半自动武器，并推行代价不菲的全国枪支回购计划，鼓励澳大利亚人主动放弃武器。1996年一次性加征的医疗保险费为回购计划提供了大约5亿澳元资金。通过这些措施，澳大利亚到1997年9月底时已收集并销毁了100多万件武器，大约是全国库存的三分之一。

GunPolicy.org网站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1996年，澳大利亚每年每10万人中死于枪击的平均人数在2.61至3.51之间。而从2010年到2016年，这一数字已降至0.87至1.12的区间。

对于新西兰的控枪前景，尽管阿德恩提出的直接禁止半自动武器的提议可能无法在近期纳入讨论，但她已明确表示，议员们将着手研究包括回购枪支和对半自动步枪弹匣设限的选项。

柯克伍德对阿德恩修改控枪法的决定表示欢迎。但她认为，更需要改变的是人们的观点。

“只有对那些要把自己的准则和看法强加于人的极端分子采取极端行动，才有可能带来改变，”她对界面新闻说，“一个国家可以起表率，但如果整个世界没有达成一致，就什么也不会改变。”

（肖恩、陈升龙、高恺仪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