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潘金花

编辑 | 陈升龙 崔宇

纳伦德拉·莫迪在印度“无处不在”。从街头兜售的报刊、马路伫立的公告牌，到各家各户的电视荧幕、每个人手中的智能手机，这位第15任印度总理总是会出现。

五年前，“莫迪旋风”让选民看到了“新印度”的可能，五年后，“强人”莫迪的个人光芒渐渐难以盖过硬币的反面。

救世主

2014年5月，莫迪率领印度人民党取得超过一半人民院议席，创造了30年来成功组建单一政党多数政府的政治奇迹。印度人民党将这位出身自普通家庭的“茶农之子”打造成有望催化变革的“救世主”，“古吉拉特模式”的崛起让印度人看到了一个实干、善治、果断的未来领导人。

相比之下，顶着“世袭继承人”头衔的国民大会党候选人拉胡尔·甘地当年的底气要弱上许多。拉胡尔·甘地出身自尼赫鲁-甘地这一显赫的政治家族，他是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和国民大会党主席索尼娅·甘地之子，但在国民大会党执政的十年里，拉胡尔·甘地几乎没有主动参政，也很少在政府核心工作会议上发言。

而同样是这十年，莫迪已将古吉拉特邦建设成一个高效且极具活力的经济引擎。2001年至2013年，在莫迪治下，古吉拉特邦的年均实际GDP增速几乎达到了10%，不仅高于全印度7.4%的增速，且该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接近8%。

2000年至2012年，古吉拉特邦共完成了约3000项乡村公路项目，人均可用电量在2004-05年至2013-14年也实现了41%的飞跃，对于许多生活在落后地区的印度人而言，此等规模的基建改造实在让他们难以想象，也点燃了他们内心的渴望。

其实在2004年上台之初，国民大会党也承载着同样的期望，当时印度人对国内经济的突飞猛进充满了信心。但从2010年起，印度经济增长开始走向疲软，GDP增速一度跌至5%，通货膨胀率也攀升至9%，处于第二任期的国民大会党不仅未能有效制定应对策略，还被曝出多起中饱私囊的腐败丑闻，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就在这个时候，“莫迪旋风”席卷而至。

通过上百场集会、上千条推文、还有3D投影与大屏播映技术，莫迪将“做蛋糕”而非“分蛋糕”的“古吉拉特模式”植入了无数印度人的脑海里，同时也告诉他们，这个国家并不贫穷，这个富裕国家的人民只是因为政治而被迫贫穷。

人民党联盟随即发起声势浩大的舆论攻击，直指拉胡尔·甘地是含着银汤匙出生的王子，从政经验与经济发展理念薄弱，国民大会党政府的权力分散与举棋不定，让印度与莫迪治下的古吉拉特邦拉开了巨大的差距。通过巧妙地将大选转化成贤能治国与封建家族统治之间的较量，莫迪凭借一己魅力为印度人民党的在野十年画上了句号。

总统式竞选

一转眼五年过去了，4月11日，印度将启动新一轮大选，近9亿选民将在六周的时间里再次决定人民院议席的归属。印度人民院为议会下院，共有545席，其中543席经直选产生，2席由总统委任，在选举中赢得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有权组建内阁，推选总理。

2014年，莫迪用突出个人、淡化党派的“总统式竞选”招数为人民党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2019年，同样的招数还能为人民党争得过半议席吗？

“对于印度人民党来说，总统式竞选的确有帮助，因为放大莫迪的个人形象将强化人民党的既有优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南亚部学者库格尔曼（Michael Kugelman）向彭博社表示，“不过，国民大会党近来的崛起，以及甘地本人因此受到的关注，都意味着人民党的大选策略有可能适得其反。”

在2月4日《印度日报》与卡维洞察（Karvy Insights）的民调中，只有46%的受访者认为莫迪是下任印度总理的最佳人选，较2017年1月的65%缩水了近三分之一，尽管他的支持率仍高于拉胡尔·甘地的34%，但两人的差距已经从55个百分点的高位缩小到12个点。

虽然印度《经济时报》也指出，印度大选前后的民调结果与实际数据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出入，选民常常不会吐露内心的真实想法，但数据的浮动仍能说明部分选民对莫迪的信任感出现了动摇，这与2014年大选前截然不同。

皮尤研究中心在2014年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有63%的印度人希望人民党领导下届政府，哪怕是在东部、南部等地方党派盘踞的区域，人民党的支持率也能达到57%-59%。超过一半人认为，人民党在打击贪腐、创造就业、控制物价上涨、减少恐怖主义、帮助贫困群体等方面会比国民大会党做得更好。

莫迪本人的支持率尤其高，当时78%的印度人对他表示认可，反对的声音只占16%，相比之下，拉胡尔·甘地虽然也拥有50%的支持率，但基本已与反对的比例（43%）持平，而莫迪在男女、老幼、城市与农村、不同收入与文化水平的选民中的支持率最低也能达到72%。或许用一位选民的话来形容尤为贴切：“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我只对莫迪感兴趣。”

尽管也有观点认为，人民党在赢得大选后应该将党派特征与莫迪光环独立开来，因为选民在投票过后不只是会关注莫迪，还会评估人民党的整体执政表现，但在很多场合中，莫迪仍是人民党的金字招牌，而莫迪本人似乎也不吝于向民众传达这一点。

莫迪拥有自己的电台节目《内心的声音》（Mann Ki Baat），由于电视在印度偏远贫穷地区的普及率不高，莫迪选择用无线电广播与国民对话。莫迪也拥有自己的YouTube频道，订阅量达209万，总播放量已突破2.2亿。

在脸书上，莫迪拥有4300多万关注者，在推特上，莫迪的粉丝已突破4680万，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呼吁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并在自己的推特用户名前加上了“守望者”（Chowkidar）的前缀。

莫迪还拥有一款以他名字命名的手机应用，用户可以在上面看到莫迪政府的动向、表态、经济成就，可以购买写有“我也是守望者（Main Bhi Chowkidar）”、“纳莫连任（NAMO AGAIN）”标语的T恤、徽章、腕带，还可以为印度人民党捐钱，甚至直接与总理对话。

4月11日，印度还将上映一部纪录片《总理莫迪》（PM Narendra Modi），国民大会党曾请求选举委员会推迟纪录片档期，以免选民临阵倒戈，但最终未能扭转局面。

风光背后

论感召力，莫迪在印度政坛的地位的确难以撼动。“莫迪经济学”的数字指标表现，“印度制造”、“数字印度”、“废钞令”、统一税制等大刀阔斧的改革的确正在让印度变得“自立、强大”起来。

2014至2018年，印度GDP年均增速达7.3%，通货膨胀率低至4.6%，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从4.5%降至3.5%，与前几任总理相比，莫迪的执政成绩单的确很亮眼。在四年的时间里，印度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中前进了65位，从2014-15财年到2017-18财年，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也从309亿美元增加到了449亿美元。

然而在经济指标的风光背后，就业岗位不足，农业农村凋敝、财政压力庞大等问题开始逐渐显现。

在去年12月结束的印度五邦地方议会选举中，印度人民党在中央邦、拉贾斯坦邦、恰蒂斯加尔邦接连失利，痛失北部恒河流域腹地票仓。在这场大选“半决赛”中，人民党的表现与2014年大选时的碾压优势截然相反，未竟的承诺与政策的短板正在动摇选民对莫迪、乃至对人民党的态度。

在印度，35岁以下的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65%，每年有1000万至1200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此前，莫迪曾承诺每年创造1000万个工作岗位，但一份泄露的政府就业报告显示，2017年印度的失业率为6.1%，是自1972至1973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15-29岁年龄段人口的失业率尤其高。在城市，这个年龄段中有18.7%的男性和27.2%的女性正在寻找工作，农村的数据也分别达到了17.4%和13.6%。

哪怕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印度年轻人也一职难求。印度经济监控中心（Centre for Monitoring Indian Economy）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持有本科及以上学位的印度年轻人，在2018年9月至12月的失业率已达到13.2%，一年之内上升了1.1个百分点。印度全国的劳动参与率（就业人口占16-64岁人口的比重）仅为43%，就算是学历在本科及以上的群体，劳动参与率也只有61%。

虽然“印度制造”、“数字印度”带动了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这些改革举措创造岗位的速度难以跟上劳动力人口的增幅。“其实印度不是失业，是没有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姜景奎对界面新闻说，印度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并非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无工作可找，有限的劳动力市场限制了他们的就业。

这五年，莫迪推行的许多改革举措往往着眼于城市，很少照顾到土地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在印度，有超过55%的人口以务农为生，农村地区的比例更是高达70%，然而粮食价格走低、肥料价格上涨、灌溉设施不力等问题已让不少农民背上了难以负担的债务。2018年10月至12月，按现行价格计算，印度的农业收入增幅仅为2.04%，为14年来的最低值。而人民党折戟的中央邦、拉贾斯坦邦、恰蒂斯加尔邦均为农业人口居多的地带。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陈金英向界面新闻指出，莫迪的“古吉拉特模式”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优先发展基础设施、吸引投资、扩大就业的增长模式，二是总理办公室直接与政府、机构各部门的中低级官员合作，直接介入所有重大政策议题的执政风格。但也由于人民党高层过于自信、其命令未能充分尊重基层党组织、印度选民反现任投票倾向等因素，地方议会选举的结果出现了一定波动。

由于印度国内权力分化明显，执政党调动资源与实施政策的能力相对有限，任期成就往往难以对冲民众的不满情绪，因此他们拥有较为强烈的反现任倾向，认为执政党应该为各种不足担责。南亚观察者毛克疾也向界面新闻指出，莫迪在2014年初上任时改革信心很足，但后来发现他所掌握的政治与社会资源离理想的改革状态仍有些距离，因此在农业发展与就业提升等方面，莫迪没能实现自己一开始定下的目标和承诺。

“莫迪的胜选诀窍是两条腿，一是经济发展，二是宗教动员，”毛克疾向界面新闻说，“后者原本应该帮助他撬动社会资源，克服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成本，但现在的问题是，改革走到了一个瓶颈，此时仅凭宗教动员不仅作用有限，还可能因为敌我矛盾扰乱社会治安。”

根据印度政府2015年发布的人口数据，该国印度教人口的占比接近五分之四，人民党也一直通过展示其印度教特性或发扬印度教民族主义来推动各项政治与社会事务。“但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与改革动力作为前提，仅强调宗教容易走向极端化，反而会失去中间派选民的信任，哪怕是印度教选民也会动摇，”毛克疾说，“如果两条腿不能一起动，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反过来，假如莫迪的经济发展得很好，但他不强调宗教特性，那么经济增长造成的贫富分化与社会割裂也会很快将他吞没。一旦国内爆发矛盾，改革就更无从谈起。”

这五年，莫迪的确为印度民众做了不少实事。以电力为例，从2017年9月提出“全民通电”计划至2018年12月底，莫迪政府宣布已将2390万家庭连接到电网，在25个邦实现了100％的家庭能够用上电。在道路建设、城市改造、卫生改善等方面，莫迪政府也出力不少，但在短期利好与长期改革的过渡期间，印度民众难免会感受到一股落差。

以就业为例，陈金英向界面新闻表示，印度未来就业的增长将更多依赖制造业的发展，吸收更多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多余劳动力，但制造业的发展受到土地制度、外商投资制度、劳动力制度等一系列因素影响。莫迪过去五年正是在这些方面启动了改革，但其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越是重大的改革，其影响就越为长远。

为了弥合落差感，莫迪政府在今年年初至今已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福利计划，包括为穷人提供厕所、电力与厨房燃气，为农民提供7500亿卢比（约合108亿美元）的年度补助计划，为小企业提供贷款，为中产阶级减税等。在印巴冲突、美国拟撤“零关税”待遇、反卫星导弹实验等事件中，莫迪展现出来的强硬立场也为他加分不少。

说到底，这场造价5000亿卢比（约合72亿美元）的最贵大选，“还是得看各方的组织力、募资能力与新媒体动员能力，”毛克疾说，为民众做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自己做了哪些事。在这一点上，印度人民党似乎比国民大会党更胜一筹。

印度大选原本就充满变量，毫无疑问，莫迪将会成为这场胶着选战的绝对主角。这是一场大选，也是一次对他的公投。

2014年大选前，莫迪曾说，“现在，我正站在人民的审判庭，等待他们发话，等待他们裁决。”五年后，9亿印度人又会在审判书上，给他留下怎样的一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