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2011年3月11日，美国东部时间凌晨两点多，大井菜绪突然惊醒了。 

当时大井与好友正一起享受复活节假期。几个日本女孩开车来到亚特兰大市，晚上喝了点酒，各自回房休息。在春寒料峭的夜里毫无征兆地醒来，大井下意识拿起手机，看到了一则新闻推送：7级以上的强震袭击日本东北地区，引发大海啸。突如其来的消息令她霎时清醒，飞快地奔去敲门唤醒朋友，脑袋里飞快地盘算：父母住在东京以南的神奈川县，理论上应该不会有危险。 

长夜结束，女孩们暂停了旅行计划，守着电视机关注灾情。祖国被强震和海啸吞噬的画面反复出现在CNN、CBS、BBC等各大电台上。地震后第二日，她们甚至在直播中目睹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爆炸。震惊之余，大井不由地回想起高中时电视上恐怖分子劫机撞向纽约世贸大楼的情形。“我当时正在家里写作业，爸爸一回到家就对我说，快点打开电视，有不得了的坏事发生了。我在3·11东日本大地震当天的心情就和在9·11当天的心情一样。新闻中出现的画面就像电影一样，说真的，也许有人应该把它拍成电影吧。” 

“我的意思是，这太不真实了。”地震发生近8年后，已经成为日本复兴厅事务官的大井菜绪仍然这么觉得。 

日本有记录以来最强震

即使是在地震当天上午，也没有人能预料到风平浪静之下，一场天灾正在酝酿。NHK纪录片《3·11东日本大地震》收录了地震亲历者们在当天拍摄下的场景。恰逢学年结束，日本东北各地中小学校正在举办毕业典礼，校园里洋溢着欢声笑语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在福岛县双叶郡富冈町，一名叫山田祥充的年轻人和朋友在海边冲浪，明媚的阳光在海浪上洒下点点金光。东京电力福岛第二核电站就在不远处，富冈町的北面，就是同样临海的福岛第一核电站。 

下午2时46分18秒，宫城县牡鹿半岛东南偏东约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海域发生震级9.0的特大地震。地震随即波及日本各地，极为猛烈的震动持续了3分钟以上。在震感最强烈的市镇之一、宫城县大崎市，一位亲历者回忆当时令人心悸的巨大恐惧，“叫人感觉日本要沉没了似的。”这是日本掌握现代观测手段以来最大规模的地震和“千年一遇”的海啸。 

地震发生100秒后，震区蔓延至关东。NHK电视台东京大楼楼顶的监控摄像显示，多幢摩天大楼剧烈摇晃。市内的紧急避难措施立刻启动，为了防止余震造成进一步人身危害，所有轨道交通暂时停运。大井菜绪说，她在东京生活的妹妹那天不得不走很远的路回家。 

2时49分，东北临海地区发布大海啸警报。有经验的人知道，从地震发生到海啸来临，大约有半小时的间隔，但对此心里有数的人只是少数。在宫城县陆前高田市，剧烈的地震停止后，几乎无人立即避难，许多人忙着善后，在一片狼藉的家中收拾散落一地的物品。在距离海岸一公里的市中心，不少人急着奔向市府大楼对面楼层较低的市民会馆——当地刊发的紧急避难手册将那里指定为市民的紧急避难所。 

3时18分，海岸边的人注意到了令人不安的变化：海水退去，露出了平日罕见的海底。然而一直到3时24分，市中心的人们都对此毫无感知。又过了一分钟，海啸袭来，滚滚洪流以不可抗拒的威势越过堤坝，冲垮所到之处的房屋，推着建筑体碎块和车辆冲向市中心，水面高度直逼四层楼高的市府大楼楼顶。到了3时43分，只有市府大楼等寥寥几处建筑尚可在航空摄像的画面中辨认出来，市民会馆及在里面避难的人们已经不见踪影。根据灾后的伤亡人数统计，陆前高田市市中心有1000人罹难。 

作为抗灾指挥前线的一把手，陆前高田市长户羽太无法放下手中事务，第一时间确认家人的安全。他拜托亲戚将两个孩子带到可以避难的地方，却与妻子失联了。几天后，妻子的遗体被发现。因难以辨认，他不得不去现场确认那是否真的是自己的妻子。这位中年男人至今仍以陆前高田市市长的身份奋斗在东北复兴的第一线。“难以想象这一切对他来说有多么艰难……地震发生后通常会有余震，你无法预料还有多少人命会因此被夺走，其中就有可能是你的亲戚或孩子。”对于这位坚强的工作伙伴，大井非常敬佩。 

海啸警报拉响后，山田祥充和朋友急忙驾车离开海岸，向高处驶去。由于地震造成多处地面塌方、建筑倒塌，他们走走停停，还不得不多次绕道。恐惧和混乱笼罩在心头，一个念头在山田的脑海中闪过，“这下核电站危险了。” 

海浪从南北两个方向夹逼，令海啸高度陡增，直击福岛第一核电站。4时15分，14米高的海啸完全淹没了核电站，摧毁了备用柴油发电机和燃油储蓄罐，致使核反应堆的紧急冷却系统失灵。在紧急备用电源耗尽时，四座核反应机组有过热爆炸的危险。 

3月12日凌晨5时32分，日本政府发布福岛第一核电站半径10公里圈内避难通报；下午3时36分，一号机组爆炸；下午6时25分，日本政府发布半径20公里圈内避难通报；3月14日上午11时01分，三号机组爆炸；3月15日上午6时14分，4号机组爆炸；4月22日，核电站半径20公里圈内被划定为警戒区域，所有人员强制疏散，富冈町全境被包括在内。 

东日本大地震中，震级达6级以上的地区共有8个县（宫城、福岛、茨城、枥木、岩手、群马、琦玉、千叶），遇难19630人，失踪2569人。受灾最严重的宫城、福岛、岩手三县约47万人离家避难，110万栋建筑物被全部摧毁或部分摧毁，道路和铁路系统都遭到重大损害。

从灾后救援到复兴

福岛第一核电站爆炸令震后救援和重建工作的复杂程度陡然上升。在人类和平利用核能的历史中，“福岛核事故”是继美国“三哩岛核事故”、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又一次重大核事故。核电站机组爆炸的恐怖画面让人联想到1980年代的切尔诺贝利事件。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位于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爆炸，8吨多强辐射物质随风飘散，产生的辐射剂量相当于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总和的100倍。直至今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边30公里以内的区域仍属于隔离区，游客需要获得许可才能进入。 

时间难以扭转核辐射对当地环境和居民造成的伤害，却能抹去掩盖在真相上的尘埃。在《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Chernobyl: History of a Tragedy）一书中，作者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指出，将近60万人从苏联各地被召集于此参与救援，帮助减少爆炸和辐射造成的破坏。然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对消息的封锁导致了救援者和辐射污染地区居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自己面临的风险一无所知。白俄罗斯记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采访中发现，白俄罗斯1/3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土地都被铯-137所污染，而污染密度常常超过15居里/平方公里，农产品吸收的辐射剂量无法估量。爆炸事故三年后，仍然有超过200万白俄罗斯人生活在污染地区。 

苏联解体后解密的各种档案资料让世人深刻认识到了核辐射的巨大危害，因此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爆炸后，日本国内外人士都立刻意识到了其严重性。而且，第一时间封锁灾情的做法在21世纪没有丝毫合法性。 

地震海啸发生后，由时任首相菅直人主持的“中央防灾会议”迅速启动，根据灾情数据制定防灾计划，审议防灾应急事项。尽管如此，赈灾行动初期日本政府依然面临许多批评。有评论认为，“福岛核事故”是一起“日本制造”的灾难，这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岛国自古以来就频频遭受地震和海啸的侵袭；第二，政企之间的密切联系意味着日本政府有帮助东京电力公司隐藏数据、瞒报准确灾情的嫌疑——无论第二条理由是否有根据，日本政府在事件发生后救援不力确是事实。 

日本复兴厅参事官山崎文夫表示，“福岛核事故”后一段时间内的混乱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政府从未想过会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很重要的问题是，核辐射物质会扩散到哪里，政府本来就没有预测过，所以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由于政府没有及时通知，部分灾民根据政府的避难指示，反而前往了核辐射最严重的地区。除了应急预案不充分外，各方信息沟通不畅也令政府方面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比如陆前高田市，各大电视台的直升机都已经在灾区现场拍摄了，（中央）政府官员们看到电视直播画面后感到很震惊，但任何电话都打不通，获取不到需要的信息。” 

如何在灾难发生后第一时间收集到正确的情报，是日本政府收获的重大教训。于是在地震后，日本政府着手成立以灾民为中心的信息收集中心——灾民、受灾地方政府和当地警察、消防队共享信息，灾民反馈的任何信息都需要得到中心的重视并汇报给“中央防灾会议”，确认无误后将根据该信息下达国家行政指令，在地方得到迅速落实。山崎称，这一机制在那之后的数次赈灾中都运行有效。 

一个与东日本大地震救援行动更直接相关的后续影响是复兴厅的成立。在那之前，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通常由地方政府自行领导组织灾后救援。然而东日本大地震受灾范围的深度与广度远超此前的任何一起灾难，许多地方政府甚至陷入瘫痪，中央政府必须牵头主持救灾行动。2011年12月9日，《复兴厅设置法》在国会成立；次年2月10日，复兴厅正式成立。遵循《东日本大地震复兴基本法》第二条，这一新成立的中央省厅和内阁官房共同协助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灾后复兴相关事务，总部位于东京，并在受灾最严重的宫城县、福岛县和岩手县设有复兴局。复兴厅预计存续时间为10年（至2021年3月31日），人员由每年从其他部门抽调出最优秀的官员组成，山崎和大井都是这样进入复兴厅的。 

在这10年里，该机构预计投入317267亿日元（约合1.96万亿人民币）用于东北复兴事务：首先是救援受灾民众、清除灾害废弃物及海啸堆积物并恢复生活管线及交通网络；其次是赔偿失去家园的民众的损失、为他们提供能稳定下来长期居住的住宅和医疗支持。一个更重要且在之前的赈灾行动中常被忽视的问题是，如何在协助避难和重建基础设施的基础上让民众得以重新安居乐业、让这片农林水产业重地恢复活力。“原来日本政府只关注灾后重建工作，现在需要让民众恢复到原来的生活状态、重建灾区的产业、促进灾区人民的彼此交流、重建社区。以前无论是在神户大地震（1995年）还是北海道西南近海地震（1993年），都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山崎说。 

对于福岛县来说，一个额外且更加艰巨的任务是处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善后事务及核辐射污染问题。在经过各种原因导致的初期混乱后，经紧急注水冷却，1-3号机组进入了冷停堆的稳定状态，周边放射性物质浓度也很快降至初期浓度的十万分之一至百万分之一水平。由东京电力公司负责的灾后处理体系被建立起来，在半径约20公里的隔离区内，近7000人的专业队伍开始实施为期40年的核电站退役处理方案。在2023年前，核电站的工作重点是移除1-3号机组内融化再凝固后的堆芯。与此同时，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分别在楢叶町和富冈町成立楢叶远程技术开发中心和废炉国际共同研究中心，推进废炉处置和机器人救灾研究项目。 

核电站爆炸后，放射性物质主要向西北方向扩散，总计面积为370平方公里的区域很快被确立为避难区域，占全县面积的2.7%。避难者分散到全国各地，福岛县在全国设立了26个交流所，与避难者保持接触沟通，提供支援服务。福岛县内的除污工作亦有条不紊地进行。受灾后，全县两年内的所有农作物收获后都进行了废弃处理，并由福岛农业综合中心主持农作物放射性物质监测，每日公布最新的监测结果。全县土地表层被削去了五厘米的厚度，建筑物表面都需经过专业人员的清洗除污。为了解除民众对核辐射造成健康问题的担忧，福岛县18岁以下的孩子均享受免费医疗服务，如果发现可能因为核辐射原因造成癌症，其治疗费用也由国家承担。所有受灾地区民众每年均能接受免费体检。

 “复兴事业”甚至在政府系统性介入之前就自发开始了——在这个历来多灾多难的国家，被生命无常之痛击倒的人们懂得报之以歌。在日本重要渔业基地宫城县气仙沼市，曾面向东京筑地市场的水产贸易公司足利本店工作人员透露，海啸摧毁了整座工厂，但受灾后仅仅三个月，他们就恢复了生产、10个月后建起临时工厂，并于2014年在政府资助下完成了工厂重建工作，“客户很支持我们，我们的报答就是尽快恢复生产。” 

大井觉得，在东北复兴事业中融入“产业复兴”这一面向未来的课题不仅是为了促进地区经济正常化，也是出于对日本人的职业伦理的尊重。“很多人如果无事可做就会失去希望，至少很大一部分人是有这种心态的，”她说，“我们希望唤醒受灾民众的使命感，而很多情况下这是和工作绑定在一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复兴事务中着重思考的问题。当然，对于在赈灾行动中应该如何排列优先级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些事（救援、重建、产业复兴）应该都被考虑进去。” 

大井曾在电视上看到一位在海啸发生次日被自卫队救起的老人。老人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她：“我在智利大地震（注：发生于1960年5月22日，震级达9.4-9.6，引发的海啸波及日本）之后也亲历过海啸，我们在那么大的破坏下也活了下来，重建了一切。这一次我们仍将如此。” 

“我超爱这句话。”说到这里，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不忘伤痛，面向未来

截至2018年10月，宫城、岩手、福岛三县受东北大地震影响的避难者人数从47万人减少至5.7万人。在住宅重建方面，高地转移住宅建设于2018年完工1.6万户，预计将于2020年全部完工；灾害公营住宅于2018年完工3万户，预计将于2019年全部完工；受灾者自主重建住宅14万栋。学校、医院、交通物流网络等公共基础设施几乎完工。除了福岛县部分避难指示地区，灾害废弃物和海啸堆积物的处理已全部完成。 

尽管有民众的决心和政府的投入，复兴事业也并非一帆风顺。地震已过去8年，重建工作仍未完成。据山崎介绍，这和土地产权问题有关。日本宪法规定，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私人财产都受到保护，除非当事人同意，任何政府机构都无权处置土地，即使是无主土地也是如此。因此在城镇重建规划过程中，政府需要在规划新城区之前与私人土地的拥有者达成协议，然而这是一个浩大艰难的工程： 

“一个现实问题是，当地政府的（户籍土地）资料被海啸卷走了，要找到所有人本就困难。还有一个问题是，即使当事人还在世，也会有不知他身在何处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土地拥有者已经去世，将遗产平均分配给了几个孙辈，但事实上很多人根本没有去办理继承手续，也就是说登记本上写的还是他们的爷爷的名字。所以一个浩大的工程是，我们必须找到所有可能有继承权的人，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征求意见。”山崎和他的同事甚至曾发现某块土地登记在册的所有者是个江户时期的人。要梳理如此复杂的产权关系的结果是，许多地区的重建工作仅在协商问题上就花了三四年时间。 

对于福岛县来说，重建和振兴工作甚至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废炉和污水处理预计要花费30至40年的时间。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曾应日本方面邀请，于2015年3月25日深入福岛第一核电站实地考察核事故灾后救援现场，根据当年刊发于《中国科学院院刊》的报道，代表团每人佩戴的核辐射计量仪显示，考察过程中人体受到的辐射剂量在10-20微西弗（μSv）之间，略小于一次胸部X光拍片的剂量。截至2017年，核电站周围的辐射剂量与事故刚发生时（2011年7月）相比降至1/4300以下，核电站内95%的区域已经能够允许让工作人员身穿普通工作服作业。 

针对污水处理问题，工作人员环绕反应堆区域设置地下人工冻土隔离墙，通过对地下管道加注冷冻液使局部土壤在零下30度温度下形成深达地下30米的冻土墙，防止地下水渗入反应堆区，同时沿着海岸线设置总长达800米的防渗钢板墙防止反应堆区的污水流入大海。然而目前仍然有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虽然核电站内产生的污水能够通过高性能多核素脱除水净化去除锶-90、铯-137等62种放射性物质，但不能去除浓度约106Bq/L的氚，过滤水仍需储水罐储存。另外，如何取出废炉中融化的燃料芯也是一个有待攻破的难题。在楢叶远程技术开发中心，工作人员已在探索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废炉炉内实况，开发各种远程操作机器人以掌握内部情况。2018年1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就福岛第一核电站退役处理方案展开第四次调研，肯定了日本“自2011年3月事故发生以来取得了显著进展，让事态从紧急变成了稳定”，不过鉴于核电站内的污水存储装置将在三到四年的时间内达到饱和状态，指出污水处理将是接下来的攻克重点。

根据复兴厅提供的数据，目前福岛县内的辐射剂量与海外主要城市几乎在同一水平——生活中所有人都无法避免会接触到辐射，日本国立放射线医学综合研究所指出，全球人均天然辐射剂量为2.4毫希沃特（mSv）/年。在进行多年去污工作的同时，福岛县当局严格遵照年累计辐射剂量在20毫希沃特以下的标准核定哪些区域可以解除避难，允许民众重返家园。截至2017年4月1日，田村市、楢叶町、川内村、葛尾村、南相马市、饭馆村、川俣町、浪江町、富冈町已解除避难指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除污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据NHK中文网3月7日报道，福岛县内清除核污染作业中产生的土壤、草木等污染物至今仍堆积在10万多处民房庭院和停车场，以及933个临时存放处。日本环境省表示，中期储存设施的建设工作进展顺利，将争取在2022年3月前基本完成污染物的运抵作业。

楢叶町是首个允许居民返回的城镇。自2015年解禁后，已有接近50%的居民（约3650人）回到了这里。围绕着新建的楢叶町商业区“笑店街”，一个多功能聚合型的“楢叶町微笑小镇”成为了当地社区的购物、休闲和交流地点。小镇中心矗立着文化交流馆，这座以日本传统建筑为灵感设计的木屋于2018年7月落成开张，当地居民给它取了一个意蕴深长的名字“楢叶CANvas LIFE”——大写的“CAN”强调“我们可以”，“canvas”（帆布）又象征着全新开始，共同创造。

文化交流馆的两位工作人员森雄一郎和西崎芽衣说，此等规模的交流馆福岛县独此一家。作为离核电站最近的町之一，楢叶町建设交流馆的初衷，是促进民众交流和社区复兴。这座四面皆有出入口、通透宽阔的建筑里洋溢着一种温馨休闲的公共休息区氛围，在这座“微笑小镇”里静候居民来此休憩放松。据介绍，傍晚时分来交流馆的居民特别多，很多老人特别喜欢来参加交流馆举办的手工课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西崎和森雄都不是本地人，事实上，两人是京都大学的前后辈，先是作为大学生志愿者来到福岛为临时避难所中的老人提供心理辅导，然后在大学毕业后再次来到楢叶町工作。当森雄于2018年10月正式在交流馆入职时，他的学姐已经来楢叶町工作两年了。从来之前对核辐射状况充满担忧到主动选择留在楢叶町工作，西崎见证了福岛县这些年的变化。这位外来援助者如此评价当地灾民目前的心理状况，衷心期待人们能恢复正常的生活：“灾后救援人员、志愿者是以免费提供服务的心态开展活动的，当地居民是以被动接受的受害者心态接受服务的。地震过去多年，希望现在大家能够以平等国民的心态对待彼此，恢复正常的生活。”

在修葺一新的JR富冈火车站，主持富冈町重建工作的渡边研也正在忙碌着。作为被地震海啸破坏最严重、受核辐射污染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富冈町在东日本大地震期间有24人遇难，6人失踪，5638栋民宅受损，总计约有1.6万居民被迫离开家乡。截至2018年4月，町内85%的土地已经解禁，成为距离核电站事故发生地最近的一个可以居住的城镇。渡边介绍称，解禁之后大约有800人返回富冈町，其中以老年人为主。

为了吸引居民返回，当地政府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比如建造一栋住宅提供300万日元补助金，每人每年可获得18万日元的子女抚养金，提供住宅清扫费等。然而由于当地产业遭到了严重破坏，就业机会有限，愿意回乡的年轻人寥寥，这也将是富冈町复兴事业的一个重要挑战。“我们尊重大家的意愿，不管愿意回来还是不愿意回来，我们都希望把回归的条件准备好。2018年4月，富冈町内一个小学重新开学了，有20名学生入学。”渡边说。明媚阳光为这座静悄悄的小镇赋予了一丝生气，那座只有20个学生、却有着巨大操场的小学附近，有一座废弃已久、看起来像是商场的大楼，犹如结了痂的伤疤。

灾难带来伤痛，亦用血和泪的教训敦促人类忌惮自然的无穷破坏力，改变与自然相处的规则。大地震受灾地区的多个沿海城镇更新了城市规划原则：提高防波堤、将住宅区移至高处。目前仍在重建的陆前高田市修建了12.5米高的防波堤，将市中心的土地整体垫高10米，确保即使像东日本大地震同等规模的海啸越过防波堤也不会对城市造成太大影响。市政府工作人员说，新的城市规划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下次海啸来临不会有任何人死亡，而是令市民有保护自己的意识，能够找到最安全的地方。” 

在宫城县牡鹿郡女川町，高达15米的海啸摧毁了住宅、工厂、商店混杂的商业区，导致827人遇难。在灾后重建工作中，政府与民众达成共识，令基础产业（水产加工）、商业区、住宅区从低向高呈阶梯状分布。2015年3月，JR女川站重建完毕，白色的流线屋顶宛若海鸥的一双翅膀。车站正面的下行斜坡坐落着2015年12月建成的商业街“地元市场”，顺着斜坡可以一直走到海边。每个晴朗的清晨，站在火车站门口就能看到一轮旭日在正前方升起。

除了重建城镇之外，另外一个重要事项是确保后人永远铭记灾难教训，在下一次灾难来临时能够救人救己。目前在气仙沼市观光协会担任赈灾复兴导游的志愿者尾衫幹男在地震发生时是东北电力公司的职员，他亲眼目睹了海水混着石油冲垮堤坝、令大半座城市陷入火海的恐怖景象，“当时我们的同事家属去世了，他们流着眼泪恢复电力，没有时间哀悼。”2012年退休后，尾衫开始担任志愿者，除了为来到气仙沼市的游客介绍这座海滨城市的前后变化，也在全国范围内巡回讲演，号召大家珍惜生命，对灾难的危害性要心存警惕之心，“智利大地震时有过海啸，当时这里没有受到影响，所以人们以为海啸没有什么可怕的，然后这次大家掉以轻心了，有1000多人遇难。”

据尾衫介绍，气仙沼市每年于11月的第一个周日举办全市防灾演习，演习包括避难和救助两个方面，住在离海岸较近的人要学会如何以最快速度逃往10公里外的高处；孩子们要学习在没有煤电的情况下生火、做饭团、用山林中的木材制作简易餐具。“老年人也会参加演习，教孩子们过去的生活方式，他们很高兴能够将这些知识传给下一代，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亲历者来说，8年前的伤痛或许将永远镌刻在心底，然而斯人已逝，生者仍需负重前行。在2017年4月至2018年10月担任复兴大臣的日本众议院议员吉野正芳是福岛县磐城市人，地震期间，他的住所损坏严重，选举事务所完全破坏，失去了许多亲人与朋友。当年4月2日，吉野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张，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第一道义责任不在东京电力公司，而应是国家。曾与吉野短暂共事过的山崎十分敬佩这位为东北复兴事业奔波多年的前上司，“他自己的信条是，一年有365天，我在364天里要好好为复兴事业努力，只有3·11那一天能放纵自己去悲伤、去怀念亲人。”

在福岛县的几乎所有公共场所，路人都能通过电子屏幕看到当地乃至全县辐射剂量的实时监测数据，绝大多数数据落在0.03-0.1微西弗/小时的安全范围内。这个随处可见的监测屏无声地将福岛和外界分裂开——被彻底改变。房屋能够重建，社区和产业能够恢复，但福岛人的生活已经永远地被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