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刘芳

编辑 | 曾宇

在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遭遇过去五周后，布兰登·麦克多诺（Brendan McDonough）仍然无法挥去脑海中不断响起的手机铃声。

“只要（那天）有人出任务时没随身带手机，我就会听到（消防车）后排有手机响，我知道那是他们的妻子，家人打来的，”2013年8月，21岁的麦克多诺对ABC新闻回忆说，“我陷进了我的座位，我陷进了自己的身体。我问了自己不下一百万次，‘为什么是我坐在这，而不是别人？为什么他们没和我在一起？’”

2013年6月28日，19名来自普雷斯科特市“花岗岩山消防队”（Granite Mountain Hotshots）的消防员在亚利桑那州与亚内尔山火（Yarnell Hill Fire）的搏斗中被大火吞噬。行动中，正在远离队友的另一处起火点做观察哨的麦克多诺，是消防队唯一的幸存者。

亚内尔山火是1933年格里菲斯公园火灾（Griffith Park Fire）以来，美国损失消防员最多的一次山火事件；也是自2001年9·11袭击事件以来，美国牺牲消防员最多的一次应急任务。这次惨痛经历被拍成了传记电影《勇往直前》，在2017年搬上银幕。

对于消防员来说，在火灾和应急任务现场面临的生命危险和生理健康风险只是工作风险的一部分，而他们的心理健康同样需要社会的关注。

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应急管理机构（FEMA）2018年9月发表的《消防员牺牲情况调查》显示，2017年美国共有87名消防员殉职。而来自心理健康研究机构鲁德曼家庭基金会（Ruderman Family Foundation）的一份白皮书则指出，2017年至少有103名消防员因抑郁症或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自杀，人数甚至超过了在一线牺牲的消防员。

亚内尔山火中，花岗岩山消防队这些大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留下了10个失去父亲的孩子。另外三个即将降生的孩子，则再也见不到未曾谋面的父亲了。

“我的脑海里还能浮现他们和孩子玩耍的场景，”麦克多诺在2013年时说，这些人坚强、聪明，总是一头冲向其他人避而远之的危险，“我们做这行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这能支撑我们的家庭，做我们热爱的事。”

他当时表示，离开消防队“不是一个选项，你不能退出，你只能扛过去”。他说，不能让19位队友的家属失望，他参加了所有消防队弟兄的葬礼。“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我觉得他们还在看着我，因为我是唯一活下来的人。”

鲁德曼家庭基金会主席杰伊·鲁德曼（Jay Ruderman）指出：“灾难救援人员是英雄，他们每天都奔向危险以拯救他人的生命。但他们也是人，工作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影响。我们有义务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他们，确保他们可以获得精神健康方面的支持。”

这家基金会的白皮书综合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中心等机构的数据指出，与普通民众相比，消防员患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比例更高，有将近一半的消防员在一生中有过自杀的念头。

报告称，所有人在压力下都会产生皮质醇等应激激素。虽然中等水平的压力激素是正常和健康的，但当压力程度导致激素水平变得过高而“有毒”时，便会对身体产生生理上的损害。

来自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和健康研究中心（NIOSH）的报告印证了这一观点。这份2017年11月出具的报告称，消防员的压力仅次于军人，高居所有职业的第二位。在2017年进行的抽样调查中，该研究中心发现，有13%的消防员有创伤后应激障碍，53%的消防员抑郁测试呈阳性，同样53%的消防员焦虑测试呈阳性。

曾在消防和急救部门工作26年的资深消防队长罗伯特·阿夫塞克（Robert Avsec）在急救培训网站Action Training上介绍说，消防队员在工作中至少面临六种基本焦虑：

• 在信息有限、极度混乱且巨大压力的情况下被期望迅速提供事故的解决方案；
• 虽然技术培训提供了高度专业化的技能，但绝不能在行动中失败；
• 对事故本身和结果都要负责的强烈责任感。听听我们会怎么说话吧：“我们把那座房子烧了”，“我失去了那个心脏骤停的儿科病人”；
• 强烈的友谊和团队合作精神，在危急情况下不能让自己的团队成员失望的巨大压力；
• 一种奖励冒险和快速决策的文化，对怀疑自我能力持负面看法；
• 不知道下一个紧急电话会在什么时候打来，不知道事故在哪里以及可能涉及什么，也叫“预期焦虑”。

对此，阿夫塞克借用加拿大国防部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使用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连续模型做了阐述。在模型中，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程度被分成四个颜色，从绿色到红色分别代表健康、应激、损伤、病态四个等级。随着心理问题加重，消防队指挥官应尽快引进专业医学人士进行干预，使消防员早日恢复到健康状态。

在连续模型中，消防员对创伤反应的正常表现可能为：不耐烦、悲伤、讽刺、拖延、健忘、失眠、头痛、社交和行动减少等等。虽然这个阶段消防员离最终的“病态”还有很远的距离，但阿夫塞克指出，尽早进行干预是预防出现严重心理疾病的最好方法。

由美国国会成立的国家牺牲消防员基金会（NAFF）在2004年发起了“让每个消防员都回家”项目。其中，《第13号倡议：消防员和家属必须有渠道获得心理帮助的渠道》提供了对消防员创伤后应激障碍进行救助的标准流程，包括：

确定潜在创伤事件（PTE）、行动后回顾（AAR，消防员通常可以在该机制中将自己抽离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自行选择重返岗位）、创伤筛查调查问卷（TSQ，在确定潜在创伤事件3到4周后使用，包括10个关于近期症状的简单问题）、行为健康支援项目（BHAP，帮助处理日常生活中与工作无关的压力源，如婚姻、个人经济问题等），以及专业心理医生的治疗。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苦恼同样伴随着麦克多诺。亚内尔山火后，他参加过追思、做过演讲，也曾为抗击山火募捐。然而，不停的回忆折磨着他，在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后，他开始减少公开露面。

“我在不停地重新经历、重新经历这件事…… 当我刚去做理疗时，我甚至不知道我仍然活着是件对的事，”麦克多诺2016年对《洛杉矶时报》说，“祝福的人们会说，‘我对你的失去感到遗憾’，人们不明白这时我就要重新再经历一次这事，但我又不能对他们说，‘别和我说话’。”

2015年，麦克多诺因创伤后应激障碍取消了两次由亚利桑那林业部门为事故调查和家属赔偿事宜安排的作证，而在他决定出书并为电影《勇往直前》担任顾问后，他也引来了人们的争议。

“有人说布兰登在隐藏什么，他在撒谎，不诚实，”麦克多诺说，“（有人说）他还在写一本书，要在书里写一些作证时不想说的话。”

在他最终准备好在2015年5月下旬进行第三次作证“让这些人闭嘴”后，林业部门在作证前一天晚上取消了这次安排。麦克多诺认为，这是因为官方调查发现他的队友在应对火灾时没有犯错。几天后，州政府与殉职消防员家属在6月1日达成了解决纠纷的协议。

“这些人本该是照顾我们的，但我并没有感到被呵护。”麦克多诺说。

“我学会了如何去谈话和倾听，倾听人们的悲痛，这是我出名的原因，”这位消防员在聊到经常被家乡的人认出来时说，“我出名不是因为得了奥运金牌，不是因为发明了治愈癌症的良药什么的。我出名是因为我失去了我的弟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