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在日本公布新年号“令和”一周后，日本银行于4月9日公布了新版纸币的设计：女性教育家津田梅子的形象将出现在5000日元新纸币上面。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女性教育家”“津田塾大学创始人”等光环之下的津田梅子，原本只是幕末时期一个武士的女儿。

1864年，津田梅子出生于江户（今东京）的一个武士家庭，是家中的次女。1871年，6岁的梅子同另外四位年龄稍大的女孩一起跟随“岩仓使节团”赴美，成为日本首批女留学生中的一员。最终完成留美十年任务、拿到学位归国的只有三位女孩：津田梅子、山川舍松与永井繁子——她们是日本的首批女留学生，也是日本首批在“睁眼看世界”后被唤醒女性意识的现代女性。

在美国作家贾尼斯·宝莫伦斯·二村（Janice P. Nimura）的笔下，这三个性格迥异的女孩犹如契诃夫的《三姐妹》，懵懂地被卷入日本现代转型的洪流，离开故土，成长为有独立意志的现代女性，继而成为连接日本和美国的桥梁。“一百年前，早在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每一家公司、每一所学校的目标之前，三个日本女孩跨海跨州，同时精通两个世界的语言，成为惺惺相惜的挚友。她们的故事深深烙在了我的脑海里。”在《武士的女儿》前言中，二村写道。

在日本和西方的文化冲突不断、“贤妻良母”依旧是人们对理想女性最高期待的时代，梅子在踏上美国之旅的那一刻应该未曾预料过，年龄最小的自己竟会在女性教育事业上走得比她的同伴们都远。1882年，梅子学成归国，曾在日本贵族女校任教。在舍松和繁子陷入繁重的婚姻生活时，她坚持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目标，并于1900年创立私塾“女子英学塾”。她曾在《日本邮报》发表文章道：

“我们需要榜样来告诉这个对女性感到不屑的世界，教育会败坏她们。我们需要能够成为榜样的女性，为她的同胞辩护。我们需要清醒的头脑和伶牙俐齿来告诉男性，女性正在遭遇怎样的不公。我们的学校需要更优秀的教师，我们也需要更有力的领导者为女性权益发声。”

如果梅子还健在，她应该会失望地发现当下的日本女性仍未享有与男性对等的教育权利。4月12日，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在东大开学典礼上的致辞引起了强烈反响。她在演讲中援引的数据触目惊心：日本文部科学省在全国81所医科大学、医学部进行调查，发现相较于女生的考试合格率，男生的合格率平均高出1.2倍；东京大学入学者中的女性比例长期徘徊于20%左右，今年18.1%的数值更是低于去年。鉴于统计数据显示男女学生的考试成绩并不存在明显差别，入学率上的显著差异只有“性别歧视”这一种解释。

“接下来你们即将生活的校园，是一个原则上平等的社会。在偏差值竞争中没有男女差别。但在进入大学时已经开始了隐性的性别歧视。进入社会后，更为明目张胆的性别歧视将横行无忌。”上野千鹤子历数了女性面对的教育不公，也谈及了女性在社会中遭遇的种种不公，这些问题，中国女性也同样有切身体会。在演讲中，上野千鹤子也提及，“只要努力就有回报”的环境是过去一代代女性通过努力开创的。而今，女性依然会面临“即便努力也无法得到回报”的处境，或许，了解过去的女性曾经是如何从无到有地开创天地，能够让后人更有勇气，踏入无法预测的、没有先例的、崭新的未来。

送女孩出国留学：明治维新与“岩仓使节团”

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率领四艘军舰驶入江户湾，他将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签署的国书递交给江户幕府，其军舰发射了几轮炮弹以示威慑。这一日后被称为“黑船来航”的事件以摧拉枯朽之势给予本就危机重重的江户幕府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

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正在孕育。外样大名和下层武士联合起来，打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宣布放弃对德川将军的忠诚，要求数个世纪以来没有实权隐居京都的天皇重新掌权。1868年1月，尊皇派的势力占领江户城，推倒了将军政权（此前德川家最后一代大将军德川庆喜已经请辞），宣布时年15岁的天皇睦仁复辟，明治时代就此拉开帷幕。

“明治”这一年号寓意“文明的治理”，本身就说明了新政府的施政纲领。在亲眼目睹西方国家的强大实力后，改革派政治家立誓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日本，一个先进的国家。明治天皇即位时颁布了《五条誓文》，称要彻底改革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将日本发展为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国家，“破除旧来之陋习，秉持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首先要做的，就是彻底摧毁江户时代封建社会的种种残余，引入现代政治制度。1871年8月，天皇召集各藩大名领主到东京，宣布废除藩地，设置府县行政系统，由东京任命的府县官僚掌管县级事务。原大名领主的家禄和华族身份得到保留，各藩的年贡移交政府，债务也由政府承担。在这一安排下，低级别的武士——甚至是在王政复古运动中支持天皇一派的——失去了家禄、军衔及尊贵的社会地位。

1871年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则彻底地改变了三位日本女孩的命运。王政复古运动的核心人物、右大臣岩仓具视计划于当年秋天率领一支由年轻政治家组成的使节团访问与日本签订过条约的所有国家，实践《五条誓文》，求知识于世界。使节团的第一站就是美国，同去的还有几十名学生，这其中也会包括女生。

送女孩出国留学是黑田清隆的主张。这位前萨摩藩武士曾访问过美国，看到美国女性与日本女性相比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深受触动。在他看来，美国男性能够在各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成为与之比肩的智力伙伴，提供情感和精神支持。如果日本不让女性接受教育，西方人很难将日本看作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家。此前日本已经有了送男孩出国读书的先例，现在是送女孩走出国门的时候了。在黑田清隆看来，她们回国之后，能够在女子学校教书，教化更多女孩，还能成为日本新一代政治家的贤妻，辅佐丈夫登上国际舞台。

黑田的倡议得到了明治政府的支持，于是他开始着手招募女学生。使节团的招募计划提供了非常优厚的条件：在美国学习和生活十年，期间所有费用由政府承担，学生每年还能得到800美元的补贴。然而招募令发布后应者寥寥，大多数日本上流社会家庭都不愿意，也无法想象把女儿送到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随着岩仓使节团出发的日子越来越临近，黑田不得不再次发布招募令，这次他收到了几个申请，并立刻接受了所有申请。

申请赴美的共有五个女孩：14岁的上田悌子和吉益亮子，11岁的山川舍松，10岁的永井繁子和6岁的津田梅子。五个女孩都是在王政复古运动中落败一方的武士家的女儿。梅子的父亲津田森懂英文，曾做过将军的翻译官，并于1860年随日本首个使节团访问过美国。幕府政府倒台后，津田家也随之衰落。梅子的父亲认为，送女儿出国接受美国教育，不仅能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还能给他带来荣誉——如果女儿能讲流利的英文，懂得西方礼仪，就能帮助父亲提升在新政府中的地位。

在懵懂和忐忑间，五个女孩踏上了美国求学之旅。岩仓使节团临行前，天皇特设国宴送行。宴会间，天皇发表讲话，鼓励使节团的各位成为“合格而务实的观察者”，在外国尽力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以求回国后改造积弊重重的日本社会。他说的另外一番话则在无意中流露出当时的明治政府在女性教育问题上的真实态度：

“我国缺乏培养精英女性文化的高等机构。我国女性不应该对关系到生活康乐的重大原则如此无知。虽然我们正致力于发展一套针对民众的文明开化体系，但是，对后代教育起到早期培养关键作用的依旧是母亲的教育！”

也就是说，送女孩出国留学，是为了让接受教育的她们日后成为更好的“贤妻良母”，以母亲和妻子的身份为国家的文明开化效力，而不是真的要求她们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体。日后，几位女孩就会体会到这重期待带有多么沉重的分量。

要结婚还是要事业：三个女孩的抉择

抵达美国后不久，亮子患上了雪盲症，不得不中止学业；与亮子年龄相近性格相仿的悌子也因太过思念家乡无心学习，两人一起回到了日本。在初期的混乱过去后，梅子、舍松和繁子开始融入寄宿家庭，并在校园生活中崭露头角。

1878年9月，舍松和繁子成为瓦萨女子学院的首批非白人学生。繁子作为一名特殊录取的学生进入音乐系学习，舍松攻读四年制本科学位。即使是在美国，她们也是当时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少数幸运女孩。舍松学习刻苦，给人一种优雅、内敛又野心勃勃的知识分子印象，她的英文写作极佳，经常给《瓦萨杂记》供稿，是老师眼中的明星学生，同学眼中的“日本公主”。繁子在学业上不是特别出色，但她活泼有趣，和所有人都能打成一片，她特别擅长弹奏舒伯特、门德尔松和莫扎特的作品。

1881年6月，繁子完成了三年的大学课程。当年也是日本政府规定的女孩们留美期限的最后一年，舍松和梅子申请了一年延期，用以完成她们各自的大学和高中学业。繁子拿到瓦萨学院音乐学位的同时，她在几年前相知相交的日本留学生瓜生外吉也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即将归国就职。十年后再度回到日本，繁子的心情有激动也有不安，但至少有一件事让她松一口气：她将成为瓜生外吉的妻子。

一年后，舍松从瓦萨毕业，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女性。17岁的梅子也从阿彻学院获得了高中学位。梅子在校期间表现优异，她的学历证书上显示，“津田小姐在拉丁文、数学、物理、天文学和法语上的进步在班里遥遥领先，她投入于这些学科，对这些知识有清晰的见解。”

“不论繁子是否可以在日本从事女性教育方面有意义的工作，至少她在日本社会的地位是稳定的。可是，一个一心想要投入工作的未婚女性将如何重新踏入日本社会呢？”二村在书中写道。这也是另外两位女孩回到日本时频频自问的问题。繁子回国后很快在教育部音乐调查委员会谋得一职，成为一名钢琴老师，但舍松和梅子的梦想是创办一所学校。她们找到了最初招募她们赴美留学的黑田清隆寻求帮助，但他并没有把这两个年轻女孩的梦想当回事。

寻找工作而不得的焦灼心情之外，繁子的婚姻也让两位女孩，特别是年纪更大的舍松焦虑不已。梅子坚持认为不应该结婚，因为日本丈夫对妻子的要求是恭顺体贴，这不是这个在美国接受了西式教育的女孩的行事风格。但舍松却渐渐开始动摇了。眼看着婚后的繁子过得那么快乐，而教育部一直没有回应自己的雄心，她感到备受打击。在归国两个月后，这个骄傲的女孩就在心底承认：日本女子只要未婚，无论取得多么大的成就都是一个失败者。

1883年1月底，繁子的哥哥益田孝举办了一场派对，邀请了归国三人组、其他留学归国人士以及许多政界名流。年轻人决定在派对上表演莎剧《威尼斯商人》的最后两场戏，舍松和梅子得以从种种烦恼中暂时抽身，仿佛回到了美国校园一般全情投入到戏剧排演中。演出非常顺利，扮演女主角波西娅的舍松收获了许多关注，她美丽、沉着、智慧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并意外地让她得到了一位身份高贵的男士的青睐。

演出过后不久，舍松的哥哥收到了陆军大臣大山岩向他们的小妹提亲的请求。大山是明治政府中最有权势的男性之一。他40岁，妻子刚刚过世，有三个小女儿。大山曾旅居海外三年，思想和生活做派颇为欧化。他非常明白，一位现代日本政治家需要一位在社交场合游刃有余，又熟悉当今时事的伴侣。另外，他的妻子也应该能够以西式教育教导他的女儿们。在益田孝的派对上，大山见到了舞台上光彩照人的舍松，意识到在全日本范围内，不会有比舍松更合适的结婚对象了，何况她还那么年轻漂亮。

这一求婚发生在23岁的舍松对人生最迷茫的时刻。有意义且收入不错的工作似乎遥不可及，结婚会不会也是一条出路呢？她不爱大山岩，但这个男人有智慧，有权势，有海外经历，应该能够理解自己。也许与他在一起，她能够“曲线救国”，做一个有用的人。“现在日本需要的，是社会状态的改变，而只有已婚的女性才可以辅助实现这一目标。”舍松下定了决心。

1883年11月8日，舍松与大山岩完婚，一跃成为日本身份最高的女性之一。繁子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去参加她的婚礼，四天后，她就生下了一个女孩。归国三人组中，只剩下梅子，没有结婚，也没有工作。

“我必须适应，只剩我一个人了，但我不能太在意这一点。”

从英语老师到女子英学塾创始人：梅子的野心与奋斗

很大程度上来说，女孩们归国的时机并不算好——原本出于向西方取经目的送她们出国的明治政府此时又对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警惕起来，保守力量占据了上风。1878年，明治天皇在私人顾问元田永孚的陪同下前往日本诸县视察。在看到西方思想占据课堂教育后，天皇感到恐慌，担心这会动摇统治根基。回到东京后，元田在天皇的授意下改写了之前颁布的教育法，颁布“教育大旨”，明确指出不加辨别地模仿西方会使人民遗忘规范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的重要原则，因此“儒学是最好的导引”。西方热于是开始退烧，日本社会又开始时兴传统复兴和儒家教育，然而在儒家思想中，并没有女性进步的空间。

在这样的环境下，梅子举步维艰。幸运的是，她得到了“岩仓使节团”成员、时任皇室大臣伊藤博文的帮助。1883年年底，伊藤将梅子介绍给了精英女校“桃夭女塾”的创始人下田歌子，梅子获得了在女塾教英语，并住在伊藤家中担任家庭教师的机会。在伊藤的帮助下，梅子踏入了上流社交圈，她一方面出于某种虚荣感而沾沾自喜，另一方面也对日本男权社会对女性意见的压制感到不满。

伊藤是少数愿意与梅子平等交流的男性，也是少数真诚重视女性教育问题的掌权派人士。1884年2月末，伊藤邀请梅子、舍松、下田歌子、外务大臣井上馨以及多位有学识的女性来家中开会，参会者提出一个方案，为家世良好的女孩建立一所由皇后资助的学校。学校建立后，上流阶级男性将以送自家女儿去这所学校为骄傲，女孩们也能够学习西方思想，开拓视野。很快，伊藤就任命下田歌子和舍松二人为学校的规划委员会成员。

1885年，华族女校成立。政府雇佣梅子担任英语老师，年薪420日元，官阶为奏任官。当年10月5日，学校开学，皇后亲自出席典礼并发表讲话，再度重申了明治政府对女性教育的态度：“我们认为，女性的美德即顺从，女性需要服侍父母、公婆和丈夫，正确处理家庭事务，成为母亲后，女性需要给予她们的孩子良好的家庭教育……为了成为这样的女性，你们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识。”往大里说，当时整个社会其实都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梅子在当年11月皇后生日庆典上的遭遇就是一例：虽然与梅子官阶相同的人都要在那一天进宫向皇后道贺，但因为与她同级的官员都是男性，而女性无法单独出现在男性群体中，梅子被迫放弃了进宫的机会。

梅子的学生都是家境良好的贵族女孩，然而受制于阶层及性别传统，梅子对这些学生的学习能力印象平平。与此同时，华族女校的保守风气也令梅子不满。她再度萌发了赴美留学的念头——她一直为自己没有接受大学教育感到遗憾，“虽然现有的教育程度足以支持我在这条平凡之路上继续走下去，但是我想要的不只是这些。”

1889年9月，梅子在华族女校校长的支持下进入布林茅尔学院学习两年。她激动地发现，周围尽是她在东京时渴望而不可得的——女性的独立和智慧。正如该校校长玛莎·凯里·托马斯（Martha Carey Thomas）所说：“我们之中，除了婚姻外一无所有的女性将是失败者。”梅子选择主修生物学，决心与出国留学选择理工科的的大部分日本男生一较高下，证明女性也能在这些领域取得佳绩。她的确做到了——她与一位教授合著一篇题为《论青蛙卵的排列方向》的论文，发表在《显微科学季刊》上。

1892年，梅子以优异成绩毕业归国。此时，她已经非常明确自己毕生的目标：让更多的日本女孩接受教育。然而让她烦恼的是，舍松和繁子还在试图为她做媒，她们二人也在家庭生活的束缚下渐渐对女性公共事务力不从心起来。她写信给美国好友、女性教育家爱丽丝·梅布尔·培根（Alice Mabel Bacon）抱怨此事，后者这样安慰她：

“对此我也感到伤感，你和她们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而她们只是随波逐流，变得保守。可是，女性一旦结婚，就会被丈夫的需要和孩子的未来绑架，只有你我这样独立的老处女才有为自己做选择的自由，而如果有谁被我们伤害，那只有我们自己，至少我们的热情、错误甚至失败不会伤及他人。”

回到华族女校，梅子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忍受与下田歌子共事——后者所倡导的“贤妻良母”植根于儒家顺从之道，而非西方自由人文思想，两人的教育理念渐行渐远。1897年，梅子产生了独立开办女校的想法。对于女性教育，梅子一直采取的是折中主义的态度，她认为，女性接受教育不是为了挑战男性，而是为了更好地辅佐男性。她鼓励所有女性掌握一技之长，一旦为形势所迫，就可以此养活自己。乍看之下，这与“贤妻良母”论也没有太大区别，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较为温和的态度让梅子得以在保守的社会氛围下自保。

1900年，梅子从华族女校辞职，创办女子英学塾（女子英文私立学校），旨在培养出深受西方思想滋养，深谙女性教育重要性的学生。首批入学的有14名学生。梅子希望培养出懂得独立思考的个体，而非只会死记硬背的玩偶，但同时她也狡黠地教导学生懂得隐藏锋芒，“我希望你们的行为举止不要引人注意，不要显得超前，你们要时刻表现得温柔、顺从、有礼貌，就像过去的女性那样。”

开学6个月后，学生数量就翻倍了，入学要求也随之提高。学塾创立第二年春天，因为校舍不够，梅子将学校搬去了距离皇居不远的元园町。在给美国养母兰曼女士写信告知新地址时，她骄傲地表示，即使地址栏只写东京，自己也能收到信。的确，“东京教育家”的头衔已被梅子牢牢地握在手中，终于，她找到了属于自己、也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1929年8月，梅子逝世，享年64岁。为了向梅子致敬，女子英学塾改名为“津田英学塾”，即津田塾大学的前身。津田梅子的名字，遂永远地镌刻在了日本现代史上，激励着无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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