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养狗的发展可追溯至数万年前，但如今我们所见的对于狗的品种分类仅有150余年的历史——始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此以前，狗的种类虽有不同，但也并不多，且绝大部分是依照其功能来定义的。它们就好比是彩虹的七色：在每一类型的内部又有变数，各自的边际界限也不是特别分明。用来形容狗之不同的词有很多，常见的就有七个（原文在此列举了breed、kind、race、sort、strain、type和variety七个词，大意都是指品类——译注）。

在维多利亚时代末期，这些词里面还只有一个处于使用中——品种（breed）。这不只是语言的变化。以狗的形态而非功能来划分其品类，乃是一个全新的现象。随着品种的发明，不同的类型也变得与色卡上的一个个小块类似——被拆散、重组和标准化。这样的细分令狗的类型也有增多。1840年代，梗类犬还只有两个类型得到公开认可；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末期，这个数字变成了10，且进一步的划分仍在继续——如今已经有27种。

犬类表演的兴起也驱使了品种的发明。主办这些活动并推动了相应变迁的群体被称为“狗迷”（dog fancy），而各种新型狗的粉丝则得到了“爱狗者”（doggy people）的名号。品种划分的标准是偶然而又充满矛盾的，根据比赛在每一类别里选出的最佳狗狗而定。主人可以获得名声和一定的收入，后者来自票房所得和配种费。演出和市场上的竞争又推动了理想形态认定上的进一步细化；促进了外形契合度设计上的标准化；视狗的身体为各部分的组合，从而将其物化；将狗当作可交易的货品来推介，使其商品化；在品类划分上追求差异化；鉴于能力和品格成为了次于形态的东西，它们也遭到了异化。

将各个品种对号入座的标准模板来自历史、艺术、自然史、生理学、解剖学以及美学等多个领域。在品种划分中，赢获性（earned）和先天性（inherited）价值之间有一定的张力，也即，在比赛中胜出的“品种内最佳”（best in breed）的赢家以及表现出较优遗传的血统的“纯种”（pure blood）狗之间的张力。

此张力指向身为绅士和业余人士的爱狗者和卖狗的专业人士间的分裂。前者绝大部分属于上层阶级，以“狗的爱人”自居。他们是男人（1890年代以前狗粉圈子里基本没有女性），自身就有发言权来规定何谓正确的品种划分。他们声称自己唯独关心全国狗狗们的长期发展，视自己为商家的对立面，后者被他们斥为“狗贩子”（dog dealer），只关心短期的利润和社会上的成功。

狗的品种划分还涉及到阶级和性别。运动犬是上层阶级的最爱，虽然并没有几个人真的会把观赏用犬带进运动场。中产阶级狗主人则青睐较为时尚的品种，藉此彰显其地位和财富。女士喜欢玩具犬，同时也比较心仪诸如波索尔犬之类的时尚象征。工人阶级也有其钟爱的品种，尤其是斗牛犬、梗和惠比特犬。国族认同在其中也十分突出。例如，在是否要将匐犬区分于别的梗类犬这一问题上就曾发生过争执，另外也有诸如纽芬兰犬、大丹犬和巴吉度犬等“移民”是否已被改良到足以配得上英国狗的名头等问题。

新生狗迷的目标，是将每一只狗都纳入标准、创造出统一的品类群体并以此对全国的狗实行改良。就每一品种而言，目标则是基于品味和审美的理由来调整狗的某一特征，更激进的做法还有透过增加或删减某些生理属性来创造一个全新的品种。当时争议最大的新品种就是爱尔兰猎狼犬，因狩猎频繁，狼已于18世纪中叶在爱尔兰灭绝了。但有人企图复兴这个失落的品种，其人其事体现出新品种的发明兼有文化和物质的维度。

乔治·奥古斯都·葛瑞汉（George Augustus Graham，1833-1909）是个英国人，曾在印度当过军官，住在格洛斯特郡。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而言，爱尔兰猎狼犬乃是一种传说中的野兽，根据古罗马学者普林尼（Pliny）的说法，它大到足以击败一只狮子，18世纪的法国博物学者孔德·德·布封（Comte de Buffon）说它有五英尺高。葛瑞汉认定爱尔兰的狗应当继承着它的血脉，并着手筹划其复兴事宜。他先在图书馆里收集相关的描述和图样，并很快就碰上了一个问题：就其生理样式而言并无统一的说法。一种观点是它们跟灰狗差不多，速度快到可以追上狼；另有说法称它们体积很大，类似于大丹犬，足以放倒和杀死其猎物。

在品种划分广为接受之前，这种现象其实是常态：打狼用的猎犬在外形和体格上极为多样化，关键在于它们完成任务的能力。然而，在1860年代至1870年代间，葛瑞汉却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本质主义的、对号入座式的品种概念，它必须落定在某一生理的样式上——他选中了灰狗。接着他又把自己的设计画下来，启动了品种分类计划，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葛瑞汉在爱尔兰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买入了一些据称仍有真正血脉的狗。但买来的狗却没有一只能培养成功的，于是他又让这些狗与苏格兰猎鹿犬杂交。他相信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因为两个品种不无关联。确实，有一种推测是苏格兰猎鹿犬是爱尔兰猎狼犬的后代，因此二者具有共同的血脉。在多年的培育和选种之后，他带着一只由自己全新设计的狗参加了1879年在都柏林举行的爱尔兰狗屋俱乐部选秀（Irish Kennel Club Show）。

此举引发了极大争议。都柏林资格最老、持民族主义立场的报纸《弗雷曼日报》（Freeman's Journal）的记者指责葛瑞汉的狗是杂种，配不上“我们心目中的品种”。这名记者可能受了史蒂芬·奥多诺霍（Stephen O' Donohoe）墓碑上的爱尔兰猎狼犬形象的启发，奥多诺霍是个民族主义者，于1867年在一场针对都柏林附近的塔拉特（Tallaght）的某座警察营地的袭击中丧生。

葛瑞汉版本的爱尔兰猎狼犬在英格兰也遭到了抨击。该品种健康状况不佳，繁殖较为困难，导致近亲交配极为严重。在伯明翰饲养猎鹿犬的G.W.希克曼（G W Hickman）更是对葛瑞汉的整个事业不屑一顾。他表示“鉴于这种动物已经灭绝，任何使之复生的企图都或多或少是主观臆测的产物”。他坚信，所谓的老爱尔兰狗就是大丹犬的样子，而葛瑞汉的狗不过是“推测、假想和臆断”的产物。他总结称：“我毫不怀疑，如果培育得当，是可以养出那种巨大的、类似于猎鹿犬的粗毛狗的，但还必须持续地为其添加大量的外国血统。”确实也有传言称，葛瑞汉为强化其体格、毛发长度和美观程度，使之分别与大丹犬、藏獒和灰狗进行了杂交。葛瑞汉有一妙语回击：“我认为，比起如今那些被视为所谓‘纯种’的狗而言，我这条狗的捏造程度并没有比它们高到哪里去。”狗迷虽然有一套颂扬纯粹血统的说辞，但现实却是，杂交本身就是件稀松平常的事，且对于避免近亲繁殖所导致的健康问题而言有其必要性。

维多利亚时代对狗的精细包装乃是革命性的。它令人们接受了品种的概念，并将之作为思考和培育多种多样的狗的唯一渠道。这从物质上对狗的身体及其基因进行了重造。为因应眼下对“纯种狗”的诸多批评，全世界范围内的狗屋俱乐部已开始调整某些品种的符合度标准，并鼓励基因的多样性。这些变革究竟有多激进还有待观察，但形塑了现代狗之发明的一系列历史偶然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开启了一个契机，它不仅关乎单个品种的再造，也关乎重新想象品种范畴本身。

作者Michael Worboys系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技术与医药史中心荣休教授，著有《现代狗的发明：维多利亚时代的品种与血统》一书。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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