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年前的今天，以物种起源学说和生物进化论闻名世界的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逝世。达尔文对生物科学划时代的贡献直至今日仍被人津津乐道，但他在摄影史中曾扮演的角色却鲜为人知。
1839年，达尔文发表了自己五年环球航海之旅的成果《小猎犬号航海记》。这本单凭达尔文肉眼观察、文字叙述和手绘图样的游记，使他从一个行前对生物学与地质学所知有限的大学毕业生，成为了这些领域中的佼佼者。同样在这一年，一次对视觉文化影响深远的变革也在进行中——达盖尔和塔尔博特先后公布了银版摄影和负片技术，加上同时代其他人的实验和探索，使得摄影术正式进入历史。
年复一年，达尔文的科学研究不断深入扩展，摄影技术的发展也日益精进。正如两棵相邻生长的树，在茂盛之时枝杈必会相交：达尔文最终发现了摄影无可比拟的优点，并决定将它用于自己在1872年出版的科学著作《人类和动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中。
但这一切开始得并不容易。
在1860年代末，达尔文开始研究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许多和他同时期的学者认为“情感源于灵魂；表情是上帝的礼物”，而达尔文将表情的产生看作是一种进化现象，他想要探索在生物进化理论视野下人类情绪表达方式的改变。
与之前他所研究的动植物或化石不同，表情是转瞬即逝的复杂动作，即使是可被辨别的微笑或皱眉，也是由数十条肌肉的牵动收缩组成。这使得表情本身可以被观察，但无法被收集，自然也无法以传统的方式进行采样。
最初，达尔文从油画、涂鸦、雕像等艺术品中研究人物表情。他或许抱着这样的希望：现代艺术能够更好地反映现代人的情感，而更古老的作品则可以作为证实表情跨时代变化的存在。然而，手工生产的图像极易出现各类“错误”：艺术家的技法和想法使得对同一客体的描绘千差万别；并且，艺术作品的创造通常是为了思想的传达，而不是事实的准确呈现。在达尔文看来，这些作品并不具有足够的科学分析意义，他需要的是对现实完整的复制品。
于是，达尔文开始收集照片。
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成书的前两年里，伦敦成为了生物学家达尔文的“大自然”，而一张张带有研究意义的表情照片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蝴蝶。当时的达尔文身体虚弱需尽量避免外出，但对这些照片的渴望让他一次次振作起来。从维多利亚公园到贝克街，再从斯特兰德到南肯辛顿，伦敦每个角落都曾留下达尔文搜寻的身影。
无论一张照片产生于何种原因和方法，只要它足够从生理学和行为学方面解析表情，都会得到达尔文的青睐。他也同时收集相关的画作或印刷品，但照片仍是他最珍视的样本。即便当时的技术还做不到真正的瞬时摄影，达尔文也会尽他所能从中找到更多的线索和证据。在他看来，这些照片为“表情如何被描绘和理解”提供了概述，虽然其中的大多数并不适合被收录进书，但在它们的帮助下，整本书的立意和想法也渐渐成型。
在达尔文开始其照片搜集之旅时，伦敦大大小小的摄影工作室里随处可见廉价的肖像照和风俗照，伦敦摄影产业也在那时达到一个顶峰。根据英国邮局的记载，1860年时伦敦有大概150个摄影工作室，而到1867年，这个数字增加了275个，并且直到1870年代中期才略有下降。
对达尔文而言，有如此大量可供挑选的照片无疑值得兴奋。然而照片虽反映现实，是否就代表其内容真实呢？当时，法国神经学家杜兴·德·布伦（Duchenne de Boulogne）利用电击刺激一位因为肌营养不良导致面部表情丧失的病人，发现其面部相关肌肉收缩会产生特定的表情：比如刺激眼角与颧骨附近的肌肉运动组合会产生真正的微笑表情，也就是说，假笑只牵动颧骨附近的肌肉，使嘴角上翘。这个结论使大部分达尔文从四处搜集的人像照片很难满足他研究的需要——照片中人们的表情有时并非自发产生；且照片在拍摄时的目的也一定是五花八门。达尔文希望能亲自控制这个过程，他需要一个摄影师。
茱莉亚·卡梅隆(Julia Cameron)是达尔文的朋友，也是他最熟悉的摄影师之一。在当时，卡梅隆以浅景深柔焦拍摄人像而颇负盛名，她照片中的人物形象往往模糊柔和，有着古典油画般的质感。可达尔文本人对这种风格并不感兴趣。他曾在收到卡梅隆为他拍摄的肖像照后称赞：“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它比其他任何人帮我拍的照片都要好。”却又在一年后写给朋友的信中形容这幅肖像照“沉重且不清晰”。显然，茱莉亚·卡梅隆并不是能够帮助达尔文完成书中配图的完美人选。
在无数次尝试与其他摄影师或照相馆合作未果后，达尔文遇到了瑞典摄影师奥斯卡·雷兰德（Oscar Rejlander)。
1850年代，被称为“艺术摄影之父”的雷兰德开始创作模仿当时流行画作的摄影作品。他是维多利亚时代最有成就的摄影师之一，在那段时间里，雷兰德作为艺术家、教师和作家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然而，纯粹主义者反对他为达到效果而修改照片的做法。在达尔文找到他时，他的方法已经过时了。那时的摄影师大多拍摄一些“时髦”的东西，尤其是为名人拍摄肖像卡片或橱窗照片。雷兰德也有过类似的作品，但当时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摄影本身和其介质去创造美学价值：比如照片剪贴和多底叠片。
雷兰德对布景极有执念，喜欢利用自然或生活中的物品进行构图。尽管他的这一特点使一些艺术史学家讽刺他是“戏剧摄影师”，但对雷兰德来说，“控制”是艺术成就的基础，他认为构图时应把思想放在首位，而其他一切都只是表达思想的语言。
他还非常擅长哄劝模特在保持静止的同时呈现出他期待的状态。历史学家伊丽莎白·海尔特说，尽管雷兰德使用了各种方法来制作他的照片，但他作品中的人物都非常自然且没有被设计的痕迹，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精致的肖像。
达尔文被雷兰德的照片所吸引，认为它们是对社会行为的精确观察，是有效的传达人际交流细节的手段。并且，雷兰德愿意在虚幻与现实之间妥协，接受达尔文对照片的要求；而技艺的娴熟得以让他在遇到困难时有独创性的解决方法，这些正是达尔文一直找寻的品质。
两人的合作非常成功，雷兰德最终为达尔文贡献了64张关于表情的照片，几乎占据了达尔文肖像照片收藏的三分之一。《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出版后，雷兰德的作品逐渐成为十九世纪科学摄影的标杆，对当时的科学家、艺术家、摄影师以及图书设计师都有着深远影响。
对达尔文而言，《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作为最早出版的带有摄影插图的科学书籍之一，赋予了他在科学摄影领域的发言权，也让他在摄影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
参考资料：Darwin's Camera: Art and Photography in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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