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9年2月，也就是《鲁滨逊漂流记》出版前的第二个月，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周刊》上撰文提出，南海公司——创立于自那时起的八年前，职责是管理国债和授予合同，每年向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输送数千名非洲奴隶——应在如今委内瑞拉海岸边的奥里诺科河口的一处英国殖民地的建立过程中承担起监督作用。政府应为其“配备6艘战舰、4000名常备军、一些工程师和100门大炮，另须有足以维系和支持该计划的给养”，但“其利润应上缴国家，以备不时之需”。在漂流记里，笛福把主角鲁滨逊·克鲁索被困其上的岛屿设定在距离奥里诺科河口40英里处，把该地的气候设定得较鲁滨逊的原型、水手亚历山大·西尔柯克（Alexander Selkirk）滞留岛上时的状况更加温和。他的书（当时还没人称它为“小说”）是用来为这家公司招商引资的，只差一些诸如沙滩和棕榈树之类的光鲜照片就大功告成了。

贿赂、黑箱操作和公众的轻信，令南海公司的股价涨到了一个根本不可持续的高度，1720年泡沫破灭，引发了广泛的金融灾难。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回想一下他在岛上辛勤劳动、遭遇野人和水手叛乱、回到英国、从里斯本出发历经艰险的陆路旅程，将自己不在岛上时积累的财产运回家里——本来有机会更好地包装一下这家公司。至1719年夏末，这本书已经重印了三次，笛福还出了名为《鲁滨逊漂流续记》的续篇。第三部《鲁滨逊生活及奇遇期间的严肃反思》出版于1720年。到19世纪末，最初的漂流记已经再版了好几百回，该书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更像是整个民族之不具名的产物，而非单单出自个人手笔。”在整个20世纪期间，笛福的原版设定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改编了多次——改编者包括H·G·威尔斯、让·季洛杜、威廉·戈尔丁、J·G·巴拉德和胡里奥·科塔萨尔等等，改编过程也反映出了人们在种族、性别、帝国主义、合理性与环境等问题上的态度变迁。

在米歇尔·图尼埃（Michel Tournier）的《星期五，或另一座岛》（Friday, or, The Other Land）一书里，小岛在鲁滨逊眼里并非是“一处可以盘剥的领土，而是一种存在者，它毫无疑问有女子气息”；曼德拉草（西方古代认为这种植物能催情——译注）长在山坡上，鲁滨逊在那里与地球做爱，“一个新的男人似乎在他内部生长了出来，迥然不同于实际的管理者。”在萨姆·塞尔文（Sam Selvon）的《摩西登高》（Moses Ascending）中，摩西接管了一座位于牧羊人丛林（Shepherd'sBush，伦敦西部的一处住宅和商业区——译注）的破败房屋，实际事务的参与者还“包括我的弟兄星期五，一个来自中部地区的白人移民……他的工作意愿很强，迫切地想要学习黑人的生活方式”；在J·M·库茨（JM Coetzee）的《敌人》（Foe）一书中，苏珊·巴顿和作家“敌人先生”商定好将她的冒险经历写进书里，并对他表示，“在我们通过艺术找到一种让星期五发声的途径之前，真实的故事是不为人知的”——他的舌头被割掉了，可能是把他从非洲运走的奴隶贩子动的手，也可能是鲁滨逊亲自动的刀。

来自舞台剧、电影、电视和网络游戏方面的改编也为数不少，但鲁滨逊在英国文化里的特殊地位主要还是源自早期针对儿童出品的精简版或复述版故事。卢梭在《爱弥儿》里称漂流记为有史以来“有关自然教育的最贴切之论”。不过，这份“为爱弥儿带来教益和欢愉”的文本也应“精简掉其中一切冗长拖沓之处”。鲁滨逊的奴隶贩子经历以及在巴西拥有种植园这两件事被略过不谈。许多教育者都同意，鲁滨逊的荒岛求生叙事乃是教导自力更生、朴素节俭以及在终极意义上——这不无神秘意味，但确实是其诉求的一部分——对基督教上帝之尽善尽美的认信。至于这部小说对帝国事业的推动作用，那都是后话了。190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版本的《漂流记》导论部分鼓励读者去欣赏“足智多谋、积极进取和实事求是等使得大英成为世界最强殖民霸主的品质”。1903年，托马斯·戈多芬·鲁珀（Thomas Godolphin Rooper）——毕业于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做了25年的学监——宣称“甚至是足球也无法在维系及扩展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霸主地位上与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比肩，可以用一句格言来概括其内容：‘只要是自己能完成的事，就绝不仰赖他人助力。’”

我很好奇，鲁珀是不是自己洗衣服、烤面包和修屋顶的？他对鲁滨逊精神的总结，与英国公立学校将笛福的小说融入其教育方针的实际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反讽，维多利亚时代的学生们真诚地认为鲁滨逊在岛上的劳作乃是自力更生的典范，而这个典范让他们明白了自己有学习拉丁语和依赖于仆人和女性劳动的责任。教育体系对鲁滨逊这个自制家具和围栏（修墙是门专业技能）的高产之人的尊崇，其实跟熟练或不熟练的手工劳动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无非是维持了诸阶级间的等级制，并扩展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霸主地位”。

鲁滨逊在狭小的孤岛上成为了一名君主：“我的岛上现在住满了人，颇有种‘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感觉。每当想起这些我就很愉快，我看起来真像个国王啊。”故事想传达的道德教诲似乎是这样的：只要勤奋工作、笃信上帝，你就能统治其余一切。然而在学校里鼓吹鲁滨逊乃是一种有欺骗性的把戏：不存在没有臣民的国王，对大部分勤奋工作并笃信上帝的人来说——即便他们足够幸运地作为西方的富裕白人男性而出生——做统治者的承诺也难以且向来无法兑现。在笛福小说的结束处，鲁滨逊是富裕的，但其积聚的财富并不来自他自己的劳动，而是来自他的巴西种植园里的奴隶们。

鲁滨逊身上具有沙文主义的心态、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元素的高度选择性痴迷，并且彻头彻尾地孤立于异性，这些特质针对的是教育体系的顶尖部分，多年以来，只有男孩才有资格抵达这个位置，这是一个危害甚大的复合体。在大英帝国分崩离析后的许多年里，这种套路依旧在固化以往帝国赖之以存续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及并非自己挣得的特权。《鲁滨逊漂流记》在这个复合体中的位置颇具吹嘘成分，它享有第一部（有商榷余地）英语小说的地位，以及英国文化内部赋予它的文学美誉。鲁滨逊人设简洁、性格鲜明、心念干脆，一跃成为了大英帝国的一面旗帜，同时也是商人、传教士和将领们的旅行伴侣。

英国小说的早期历史恰好伴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文学成为了学术研究的课题，与之相关的教授资格和学历认证等建制一应俱全，当时的帝国正如日中天。沃尔特·拉雷（Walter Raleigh）于1904年恰逢其时地获得了牛津大学新设立的英语文学教席，他带着骄傲写下了如下几行字：“我们已经扩张到了地球表面上可以居住的所有地方，并在新的国家确立了我们的政府治理方式。但诗人仍然走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指明道路。正是他们而非别人首先构想出了英格兰的伟大天命，并传授了给予她灵感的义理。”在学院内部，这样的凯旋主义式思维在1970至1980年代受到了批判理论的挑战，后者主张文学作品不能完全脱离其产生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它们所宣扬的乃是占据主流地位的群体的一系列预设。但在学院之外，人们一般还是相信，文学就算没法实现医学意义上的疗愈性，也多少在道德方面对人有益，而英国文学则是业界里的翘楚：只此一家，谨防假冒。

鲁滨逊曾说：“我沿着秀美的山谷边上往下走了一小段，四处打量一番，心里暗自高兴（但也夹杂着一些烦忧），不禁浮想联翩，这一切现在都是我的了，我是这片地方不容置疑的君王和领主，这里的所有权属于我。”一种海报男孩的形象呼之欲出：白人男性、年富力强，依据某种神圣的权利，占有了他那阳光照耀的小岛（“秀美的山谷”和“暗自高兴”显然有性方面的暗示，宣示领土上的“所有权”同样有此意味）。

鲁滨逊也有一支优秀的公关团队。虽然被贴上“英国男人的标杆”这样的标签，但他很难说自己是个英国人（“我父亲是个来自不来梅的外国人”），而更多是个来自外岛的移民，跟被他收为仆人的那个黑人差不多。虽然被贴上了家园建筑者的标签，但他却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原生家庭和（《漂流续记》里）自己新建立的家庭。在自己的岛上，他辛勤劳作、敬畏上帝，但他算不上一个特别高尚的人。在流落孤岛之前，他是个奴隶贩子；当他和一个摩尔男孩一同从抓住他们的土耳其人那里逃脱，并被一艘葡萄牙船只救下之后，他却把这个男孩卖给了那艘船的船长。在《漂流续记》里，鲁滨逊离开小岛后对非白人的态度一仍其旧：“我视这些野蛮人为奴隶，有工作要做就可以交给他们，我们像这样利用他们，要不然宁可把他们运送到世界上的其它地方；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摆脱他们，如果他们被送去别的国家，我们会很满意，这样一来就眼不见心不烦了。”一个英国海员“因对一个少妇有不轨之举”（他强奸了她）而在马达加斯加被当地人杀死，为了给他报仇，英国人“杀死或者说消灭了150余人，包括男人、妇女和小孩，整座城也被夷为平地”。鲁滨逊认为他们走得太远了，但水手长却向他担保说“他们只不过做了正义的事情，上帝的律法允许这样处置谋杀者”。

作为一部1719年的作品，《漂流记》显然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若干预设——奴隶制是被允许的，是可以与基督教相容的；女性在社会里的功能就是服务男性；皮肤不是白色的人都是野蛮人——且没有挑战它们。这本书的热度之所以经久不衰——尤其在那些有资格决定流行风尚的人群里，他们可以规定孩子可以读哪些书（漂流记）以及不能读哪些书（《摩尔·弗兰德斯》，该书主要反映当时英国妇女的不利处境——译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没能提出挑战，而《漂流记》跻身英国文学经典一事更强化了其自身关于何谓“正常”的一系列预设，那时它被说成是事物的“自然”之道。

这里提出的论述不是针对笛福的，他是个聪明而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认为奴隶制对商业上的盈利而言乃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他又相信，英国是个移民国家且高度重视女性的教育。小说本身也不是讨伐对象，它太枯燥无味了：故事性不强，行文又拖沓。沃尔特·德·拉·梅尔（Walter de la Mare）很欣赏笛福，但对他的文笔却也说不出什么客气话：“说得好听一点，笛福的散文服务于他多样化的目的。但鉴于他似乎很少去试着突破其日常的水准，文章降到这个水准之下的可能性恐怕比超出这个水准要高。”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将《漂流记》与萨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克拉丽莎》（Clarissa）相对比之后，认为笛福“文笔不及其十分之一且洞见不及其万分之一”。E·M·福斯特（EM Forster）成年后重读《漂流记》，感到它“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思或创见……充其量是一本童军手册”。我（指本文作者、英国诗人Charles Boyle）的不满则在于，这部小说曾经且如今依旧被利用来强化白人男性的特权，后者在英国的日常交往中仍然很显眼：它体现在谁负责打扫街道、整理床单和清洁厕所上；体现在服务者和被服务者各自是谁上；体现在性别间的薪酬差异上；体现在保守党有关移民和各方面社会福利的一系列政策上。这些是比较明显的例子。还有一些则深藏在过去300年来的思维定式当中，大部分时候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

鲁滨逊本身具有两面性，他是一个虚构的角色，任何读者都可以把自己的身份认同投射上去。笛福否定了他身上的性别维度以及自我怀疑的成分，将他片面化（infantilise）了。这样一来，鲁滨逊也会让读者变得片面。他可以拯救自己但却没法拯救他人。一个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被困达28年之久、从事奴隶贸易并且想当然地认为女人只“适合于服务”的男人，很难成为一个足以为怎样在社会里与他人共处提供教益的榜样。这种人要出走的话，就让他走吧。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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