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排云

黯然告别，3家外资大厂接连关闭

拔营起寨，打马而去。

2019年1季度，北京、天津、深圳各自送别一座外资老厂。

• 索尼3月份关闭了2000人的北京手机工厂，它已服役20年。

• 同在3月份，精工爱普生官宣，将于2021年3月关闭深圳手表工厂，在此之前，将遣散1700名员工，归还工厂用地。

• 稍早的1月，拥有2600名员工的三星手机工厂在天津正式谢幕。

还有类似的消息：甲骨文有可能裁撤1600人的中国技术中心，现代汽车正在考虑停产北京的一家工厂，而亚马逊电商业务则准备退出中国……

而回溯最近5年关门歇业的外资大厂，可以凑个不短的清单。这份清单上，从日韩到欧美，涵盖了电子数码、通讯设备、数据存储、芯片封测、生物医药…被关掉的产能，有的被卖给了对手，有些被转移到成本更低的越南、泰国，有的回流本国用机器人替代生产，而有的直接消失不见了。

对于外资大厂离开，有两极化的评论，一是认为中国失去了成本优势，东南亚更被外资看好; 二是认为外资产品无法适应中国市场，败走麦城。

进而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态度：有人忧心忡忡，认为中国在全球范围的投资吸引力渐失；有人在坏消息里看出好消息，认为中国本土制造崛起了。

那么，到底是谁杀死了这些大厂？

25宗死亡事件大盘点：

日资是关停之最，苏州最受伤

选址960梳理发现，截至2019年4月，近5年间，有超过25起外资工厂或研发中心关停事件。这些工厂或研发中心的主人，既包括赫赫有名的通用电气、三星、诺基亚、尼康，也包括藏在终端产品幕后的隐形霸主。

比如，希捷科技曾是全球最大的硬盘、磁盘和读写磁头制造商；联合科技是全球前十大半导体封测厂；JDI曾是全球排名前三的面板供应商，同时也是苹果 iPhone 的 LCD 屏供应商之一。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之下，他们不得不选择关停自己的工厂（该数据仅收录了近5年关注和影响较大的关停事件，非完全统计）：

（选址960制图）

选址960梳理发现，这些离场有6大特点：

• 撤厂是现象但构不成「潮」。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9年1-2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509家，同比下降26.4%；但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16.9亿美元，同比增长3%。而刚刚过去的2018年更是个厉害的年份，全年实际使用外资创下历史新高，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0533家，同比增长69.8%，其中，合同外资5000万美元以上大项目有近1700个。以此数据看，这些几家工厂的离开，不影响大势。

• 亚洲外资离场最多。从国别上看，日本企业是关停之最，共关停了9家工厂，占比接近36%；而如果再加上韩国、台湾、新加坡这3条亚洲小龙，来自亚洲的外资关停事件达到15起，占比达到60%。

• 电子产业最爱关厂。从行业上看，电子行业是尸体最多的行业，既覆盖了手机、相机、手表这样的终端企业，典型如诺基亚、尼康、西铁城；也极大影响了这些终端产品的上游厂商，比如制作背光板的欧姆龙、生产显示器的JDI和友达光电。

• 欧美系研发中心风险高。欧美系的关停事件，更多集中在研发中心上，其中又以生物医药和软件研发为重灾区，可见，在其全球业务遭遇业绩挑战时，成本投入高、见效周期长的研发中心，很容易成为最先被「优化」掉的部门。

（选址960制图）

• 苏州最受伤，其次是北京和上海。25起关停中，苏州6起，上海和北京各占5起，合计占64%，其余则分布在深圳、东莞、珠海、无锡、广州、南京和天津，与外资地域密集度呈现出紧密的正相关性。

• 关停和退出是两码事。外资通常有丰富的产品线和多档次的产品，进而在中国多个城市拥有多个生产或者研发基地，而这些被关停的工厂，往往只是其中之一。以精工爱普生为例，其在国内共有8家制造公司和2家销售公司，此次关停的深圳工厂是制造手表的工厂。

这些特点里，隐藏着外资大厂门的「死亡密码」。

四种死法：都是成本太高惹的祸？

产品跟不上时代，遭遇市场萎缩乃至消失，是最无可奈何的死法。

最典型的是奥林巴斯数码相机工厂。深圳奥林巴斯董事长、总经理小松享在《告部分员工书》中写道「2008年以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数码相机市场规模逐渐萎缩，作为主力工厂的深圳工厂运转率降至顶点时期的20%，此外，深圳工厂自投产至今已有24年，设备逐渐老化，外销业务也无发展空间，所以作出停产停工的决定。」

尼康无锡工厂也有相似的命运。日本尼康于2017年10月30日宣布位于无锡的数码相机工厂，尼康给出的关闭原因同样是由于智能手机迅速发展，小型数码相机市场正在出现极大的萎缩。

有些工厂，虽然死了，但是产能并没有死，而是转向了更具成本优势的国家，比如泰国、印度、越南——成本是个能要命的杀手。

联合科技（UTAC）就计划将其上海工厂产能转移到泰国厂，据其测算，「联合科技上海封测厂其实处于亏损的状态，上海厂的关闭每年其实能节省下约莫700 万美元的固定成本。」

再以精工爱普生为例，据日经新闻报道，在深圳工厂停产之后，精工爱普生会将低端产品的产能转移至泰国等地区进行。另外，在日本本国，采用机器人来生产高端产品。

有媒体称，关闭北京工厂后，索尼将把生产任务转移到泰国工厂，以求将成本降低一半，预计从2020年4月起智能手机业务实现盈利。

尽管索尼否认了向泰国转移这一说法。但手机整个产业链都在向东南亚地区转移的趋势却已经相当明显，截至目前，小米、华为、苹果都已在越南等国家布局工厂。

三星深圳网络设备工厂则死于市场拓展失利。2018年5月，深圳三星工厂关闭，这是韩国三星电子集团在海外设立的首家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也是唯一一家在深圳的工厂，集团希望借之打开中国的通信设备市场，但是结果并不如人意。而一位内部人士直言，该公司在2013年转向通信基站设备的生产。但经过5年并未达成预期目标，工厂转型后未在中国卖出一台网络通信设备。

而作为一个分支机构，其命运还深刻取决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

2017年以来，跨国药企进入新一轮整合，葛兰素史克、武田、诺和诺德等多家跨国药企调整业务并裁员，这不仅涵盖一些海外工厂及研发团队，中国区也未能幸免。

2017年9月7日，礼来宣布将关闭位于上海张江的中国研发中心。同一时间，礼来总部也宣布计划在全球领域裁员3500人，约占其全部员工总数的8%。

就在礼来关闭在华研发中心的一个月前，葛兰素史克调整张江研发中心战略的消息就引起热议，同礼来一样，葛兰素史克的在华调整也源于公司全球层面的战略调整。

与此同时，外资也带来了新投资。

在天津，2018年12月31日，三星关闭了有2600余名员工的天津手机工厂，但随之又宣布了新建动力电池生产线和车用MLCC工厂（多层陶瓷电容器）等项目，投资额达24亿美元。

曾经离开的药企也在归来。2016 年罗氏制药缩减了在中国的生物药研发团队，但如今却投资8.63亿元在上海建设创新中心。罗氏集团全球CEO施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是为了成本原因，我们可能就不会考虑中国，而是东南亚。我们来中国，不是为了中国的手，而是为了中国的大脑。」

在东莞，曾经的诺基亚工厂被划入城市更新的范围，华为则在东莞建设了占地1900亩、总投资100亿的新园，这是华为 “在全球最大的园区”，布局了华为终端总部、第二代数据中心、华为大学、研发中心和中试中心等功能载体。

诺基亚也并没有离开，它正准备与华为正面PK，但这次的战场是「通信设备」：在全球准备将无线系统升级到5G的时候，诺基亚正在美国争夺5G订单，与此同时，它也正在寻求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新业务。

新的交手，值得期待。

作者微信cuicui66668888

来源 | 选址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