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侠隐》的作者张北海常居纽约时，我非常惊讶。在我的想象中，能写出那般纯正京味儿文字的人，必着长袍，喝豆汁就焦圈，每天在什刹海边转悠，且最早生于1920年。
而张北海，却是个被称为“老嬉皮”的人。他1936年生于北平，新中国成立那年迁居台湾，三十多岁起定居纽约。看老照片，他仔裤长发，墨镜单肩包，从而立到耳顺，过了“随心所欲不逾规”，仍活脱是陈升《老嬉皮》中所说的那个游荡在百老汇的浪子——“讶异你说走了半生的路程，却梦想醉卧在包厘街头”。
张北海写了几十年的散文，从迪斯尼乐园到牛仔裤，一篇篇如光怪陆离的碎片，拼出了一个活泼的美国。58岁那年一场阑尾炎手术后，张北海回到北京，开始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搜集资料。八年后，二十五万字的《侠隐》完成。被文坛名家钟阿城、王安忆、王德威、张大春等盛赞。而后，张北海不再写小说，仍居于纽约，书写美国。
2015年，张北海的散文集结为《一瓢纽约》，在中国大陆出版。导演姜文则将把《侠隐》搬上大银幕，成为其“北洋三部曲”的终结篇。
为采访张北海，我联系上了《一瓢纽约》的责编。得知老先生将手写回复我的问题时，我一点也不惊讶。邮件发出，一周无讯息，责编笑说：“先生不知仙游何方”。又一周后，一篇措辞极典雅的英文邮件到达我的邮箱。又若干时日，我收到了十一页稿纸合照而成的PDF文件，老先生仍用繁体字，钢笔书写，字体圆熟潇洒。
在最后一封邮件中，张北海谦逊地婉拒了我将手稿作为配图的要求，他建议我放照片，“让大家看看半个世纪前的我”。今年秋天，他将再一次造访北京，他说，除了羊蝎子，他会去尝尝北京其他的“伟大发明”。
访谈：
正午：您生于北京，十三岁即移居台湾，现在回忆起来，童年时的北京是什么样子的？
张北海：记忆中的北京和童年，是相当美好的北京和童年，只是我不到一岁就全面抗战，所以我母亲说，“可惜文艺（本名）错过了好日子。”
五岁之前，还有点印象的只是吃，至于“市容”，也只是跟着大人逛的一些景观。另外是环城电车、东四牌楼及其一角高高在上的交通警察亭子，胡同口儿上的洋车，西直门内运煤的骆驼队，夜晚的叫卖声，和一些年节景像。
我也在天津上过学，除了吃的以外，印象最深的是那些过海河大桥的三轮车，上桥坡的时候是倒着骑。
正午：在北京和台湾，您均就读于美国学校，这样的启蒙给您的文字及文学观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北海：当然是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到一点点西方世界。至于文学观念，说来好笑，我是从当时令我着迷的中国“小人书”和美国的comics（编者注：漫画）开始的。直到抗战胜利我回到北平，才开始阅读一些“小人书”和comics所根据的原著，从西游水浒三国红楼梦等等到《圣经》故事，马克吐温，狄更斯，《基督山恩仇记》等等。但是让我在此补充一句，当年美国comics，现早已升级而有了一个漂亮成熟的名称：graphic novel（编者注：图像小说）。
正午：在书中，您曾提到过父亲因不屈日本侵略军而全家受到迫害，《侠隐》的时间背景也被设置为1937年，这段童年经历是否成为了《侠隐》的写作契机之一？
张北海：小说背景设在1936-1937年，倒不是因为家庭受到威胁（当然有），而是因为故事主题，即侠的终结与老北京的消逝，无论这一设想在历史上成立与否。但书中蓝青峰一家上下，是有不少我家的影子。
正午：您为何会选择文学作为主修专业？当初有当个伟大作家的志愿吗？
张北海：当年台湾的大学联考，我被分到师范大学英语系，之后来美，也选了比较文学。但我早就意识到，我不是一个搞学问的，更没有做学者的兴趣或意愿，所以硕士之后即中途退学。
同时，我也没想到要当作家，更别提伟大作家。我开始写作纯属偶然，1974年应香港《七十年代》主编之约，先不定期，稍后定期撰写专栏而开始。所以郑愁予为我写的一首现代诗中就说“著作随缘却无需等身”。
正午：在定居纽约之前，您在台湾度过了青春时代，也曾经历了那片土地上的种种变迁，您可曾想过以此为背景写一部小说？
张北海：没有。我也不想再写小说。至于台湾和之后在美国的个人经历和感受，我还没去想是否要写。
正午：您曾说过研读纽约史是为了更好地书写那座城市，您的几本散文著作也的确纵深入历史和文化，将纽约描述得生动又深刻，那么，为何对北京（北平）的书写，您选择了长篇小说这一形式？
张北海：我想是因为我对纽约或美国的认识还不够。纽约是个大码头，我只能拜。这也或许是为什么王德威教授会说，“多年以来，张北海以有关纽约生活的散文享誉海外，然而他执笔创作首部长篇小说时，这位老纽约，却必须回到老北京。”
正午：您在《侠隐》中塑造的那座 “传统和现代，市井和江湖，最中国的和最西洋的，最平常的和最传奇的，融为一炉，杂糅共处”的北平是您精神上的故乡吗？1974年您第一次回到北京时，这座城市给您的印象又是什么样的？
张北海：北京是我的精神故乡吗？硬要说的话，可能是吧。但是我1974年第一次回北京，立刻感到“故乡”人事皆非。我当然明白，天下人与事，都因岁月而物换星移。所以，北京是我的精神故乡吗？算它是吧！
正午：您曾笑言“长篇写作是一部辛酸史“，在《侠隐》历时六年的写作中，您遇到过瓶颈吗？曾想过放弃吗？
张北海：不要说长篇小说会遇到瓶颈，连我写纽约的几千字散文，都会遇到。在此时此刻，写作者都需设法突破，且各自有各自的办法。而突破不了的，你我也就看不到此人的作品了。
一部长篇，很像一件庞大工程，从开始到完工，每个阶段都免不了这里修修，那里改改，《侠隐》每一章回，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这里修修，那里改改。整部小说完成之后，仍需一再修改。对我来说，我想其他写作者也同意，这是任何写作在所必需的，而且在这大局已定的最后工序，也是我在写作过程中最后的满足。
正午：您曾说写作《侠隐》是了却一个心愿，完成这部小说后，您对写作——特别是小说写作的认识有变化吗？
张北海：因为已经了了一个心愿，也就无需去想一些对小说写作的认识有了什么变化。倒是对我写非小说，却让我更加对文章的结构、文字、节奏，以及主题的表达，有了进一步的尊重。
正午：相对于您一直坚持的散文写作，您认为虚构写作是否更困难，对作者是否有更高的要求？
张北海：我觉得虚构和非虚构都不容易写，而非虚构还有一层考虑，即创作者不能凭空创作，要尽量避免任何事实上的错误，切记“魔鬼在细节”（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正午：《侠隐》的情节构建、人物塑造及语言都在华人写作圈内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很难相信这是您的第一部虚构作品。在此之前，您有过虚构写作的尝试吗？
张北海： 在学校期间试着写过短篇，但很快放弃。短篇形式不适合我的个性。
正午：就小说写作而言，您有没有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影响？
张北海：很难“就小说写作而言”，因为我只写了一部小说，还是通俗性武侠，而且也不想再写了。可是“有没有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那当然有。而就《侠隐》来说，基本上是传统武侠小说前辈，主要是三十，四十年代几位大师。举一个例子：早在四十年代，郑证因就已设法把武侠人物带进二十世纪。他那部《铁伞先生》开头，就说在北平去天津的火车上有位老头，身边一个布包，窗边立着一把铁伞。当然，这把铁伞是老头那把铁剑。写了一辈子武侠小说，也真会武功的郑证因，当然知道在二十世纪，不可能有任何江湖人士，身背一把剑上酒楼。除他以外，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也有一对武侠人物——关氏父女。
正午：您在《侠隐》中塑造的侠士李天然是个归国的海外留学生，会用枪，这跟古典主义的侠士形象大不相同，这个人物身上，有您自身的投射吗？
张北海：即使有“自身的投射”，也是作者下意识地做一个侠客梦。
其实，小说也好，李天然也好，还是相当传统，只不过故事和人物出现在二十世纪，而非古代。不熟悉三十，四十年代武侠小说的读者，比较难以体会李天然在美国这一段情节的意义。
举例来说，郑证因的鹰爪王，是败给了仇家之后，游走江湖，另拜高人，才苦练出一手“大鹰爪力”绝招。这才能克服仇敌，而李天然，尽管学的时候没有这个自觉，但还是学会了使用现代武器手枪。至于他跟古典主义的侠士大不相同，也正是《侠隐》的主题之一。
正午：《侠隐》的“隐”不仅是您笔下描写的“大隐隐于市”——游走于北平的街巷，也被解读为“侠之终结”，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解读？
张北海：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还有一点。既使在传统武侠小说里，武林或江湖人士也从不招摇过市。侠义道，绿林道，虽然不一定“大隐隐于市”，但是都不会在人世间社会暴露身份。他们都隐藏在他们的江湖。至于“侠之终结”，则非常明显，时代变了，枪炮取代了弓箭，法律取代了道德正义。
正午：为写作《侠隐》，您回国多次，搜集了大量资料，能具体讲讲您在哪里、怎样搜集它们吗？其中有什么趣事吗？
张北海：不是回国，也不是为了写武侠，才开始收集。中英都有，多半是有关我出生的年代和老北京。但没有什么趣事，只是当初在台北，香港，北京，纽约，为了了解一下我的出生年代和出生之地买的一大堆书，对我后来写《侠隐》的帮助非常之大。
正午：《侠隐》即将被搬上大屏幕，您对这部由姜文导演的电影有何期待？
张北海：小说是我的作品，电影是导演姜文的创作。我相信他，就应由他放手去拍。
正午：您非常了解好莱坞及美国电影文化，您认为《侠隐》的电影表达是否适合好莱坞的范式？在您看来，西方电影中“侠”的概念与东方文化中的“侠”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张北海：无论是否或应否或需否合乎好莱坞的范式，并不重要。只要拍的好，就会受到欢迎重视。想想看，当年黑泽明的武士道电影，正是如此打进了好莱坞和世界电影。
“侠”的概念是学术问题，我只想指出，东西方的“侠”，除了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之外，都站在弱小无力，受害受冤受苦人士这一边。
至于好莱坞的打斗动作片，有心人不难发现，近四十多年来，其主角英雄在武打方面，已受到中国武打动作的影响，就中国功夫来说，主要归功于李小龙。在他还未出现在电视电影之前，就已经是好莱坞圈内名人。当年不少大小明星都是他的徒弟。等到他先美国电视剧《青蜂侠》，及稍后的香港《唐山大兄》及之后一部部武打片上演，全美，全世界都疯了。
正午：您最近一次进电影院是看哪一部电影？您观看中国导演——特别是姜文——的作品吗？您是否了解几年前由《卧虎藏龙》为中国电影带来的又一轮武侠热潮？
张北海：最近一次在电影院看的也是一年多前了，就是我在《一瓢纽约》最后一篇提到的《Angels’ Share》。
看过三部姜文导的电影，是在他买下《侠隐》片权之后，都非常喜欢。
至于《卧虎藏龙》带来的又一轮中国武侠热潮，我一部也没看过，但我的感觉是，如果片子的评论或票房好，那是李安造的福。否则就只能说是《卧虎藏龙》惹的祸。
正午：距离您完成《侠隐》又过去了十几年，您对“侠”是否有了新的理解？如果有，您会将其赋予到《侠隐》的电影版本中吗？
张北海：没有什么新的理解，但无论有与否，我都不会给姜文添麻烦。
但我想指出，武侠是千古文人的侠客梦。作者读者都在做这个梦，可能还需要做这个梦，我只是希望这个梦不要觉醒，好给那些受苦受冤受害的无助人士，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希望，而只是一个精神寄托。当然，总会有人说这是逃避主义，但在人们不能再凭武术打抱不平的今天，只要有人敢于站出来为受害人说几句话，就已经在延续“侠”的精神了。
正午：我们了解到您仍然用纸笔进行写作，为何坚持这样古典的书写方式？您排斥电子设备吗——无论是阅读、书写乃至摄影？
张北海：我不排斥电子设备，只是学得很慢。目前也只是用它来电邮，查谷歌，维基等等。
我的普通话很正，只是少了北京土味儿。但我之所以一直手写，主要是习惯。同时，对我来说，从脑到手，手到笔，更为直接，不必再通过拼音选字。我觉得这样会扰乱了我的写作思路。
正午：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作为生活在英语环境中的中文写作者，两种不同语言是否对您构成困扰？在构思直至落笔时，您是用英文还是中文的思维方式？您曾将Teenager译为“三九少年”，这是个美妙的翻译。在您看来，作为拼音文字的英语和象形文字的中文，各自的美感在哪里？
张北海：“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没错。能掌握一种外语，就多认识一个世界。环绕地球多次的我，在一个不讲中文英文的异地，不要说认识那个世界，就连走马观花都无从知晓到底看的是什么。
书写时，中英思路并行。在出现一些英文语法时，我也尽量以最佳中文方式来表达。
我不敢评论拼音文字的英语和象形文字的中文，各自的美感在哪里。我只能说，如果你不知道某个中文字的读法，你连查拼音编著的中文字典都麻烦，还要先去查部首。而如简体字，查部首都会出现麻烦。
正午：在您平常的阅读中，英文和中文各占多少比例？
张北海：大半是英文，但很杂。
正午：在《一瓢纽约》中您写博物馆，写牛仔裤，写报纸上的讣告，甚至厕所……您认为，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张北海：首先是生活其中。如想进一步认识，那就要看个人的兴趣，需要或关注，去阅读一些前人今人的有关著作。
正午：您经常阅读文学作品吗？您喜欢哪些作家？
张北海：自我离开学校之后，仍在设法看一些以前应看但没看，和当代一些主题故事吸引我的作品。至于是哪些作家，则不胜枚举。
正午：您家中的藏书多吗？或者，除了书，您有其他的收藏吗？
张北海：无所谓藏书，只是一些学校指定的必读书。其它，视兴趣和写作之需。主要还是有关纽约和美国的著作。
正午：您好酒——现在还好吗？您还抽烟吗？您平常喜欢听什么音乐？经常去百老汇吗？您仍然是陈升所描述的那个“老嬉皮”吗？
张北海：很惭愧，伴我多年的烟酒，仍未完全抛弃，只是近二十多年，相当节制，量少了许多。
我和摇滚同时渡过青春期。猫王只比我大一岁。我算是今天少有的从78到45到33转唱片，听到cassette（编者注：磁带），到光碟的过来人。但今天，听的比较多的是蓝调，节奏布鲁斯，乡村和folk。偶尔也怀旧一下，听听五十，六十年代的摇滚经典，hip-hop很过瘾，但我最多只能听三分钟。摇滚永远是年轻人的音乐。
百老汇音乐剧或戏剧，近年来较少。即使去，也多半是陪首次来纽约的朋友体验一下。
“老嬉皮”是陈升和张艾嘉的戏语，不必当真。
正午：您怎样理解 “美国梦”及美国的消费文化？
张北海：“美国梦”不是一句口号或联邦政策，而是一位历史学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创造的一个名词。而其原始意义并不涉及“美国消费文化的最好象征”。他是看到美国自十九世纪初，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千百万移民，为了逃离各自母国的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等等迫害，前来一个比较公平法制的土地，可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追求一个较为美好的生活和未来，而将此一现象，此一追求，称之为“美国之梦”。
今天，此人及其著作早已被人遗忘。但是他提出的这个“美国梦”，自问世之后，不论美国经历了多少经济危机，大战小战，社会动乱，现在还一直不断地有一批又一批合法非法移民前来此地，即可显示“美国梦”依然可以适用至今。
正午：您经常上网吗？会上twitter吗？还会像关心70年代的伍德斯多克一样关心当下美国年轻人的生活吗？
张北海：我没有twitter，也没有其他类似玩意儿，直到去年十月，一位香港导演朋友吃惊地发现，我竟然没有手机，才送了我一支iPhone5s。
我大致还关注，同情地关注今天的美国年轻人，但不像当年那样以同代人的眼睛去看。
Woodstock那种热情，像是那一代年轻人的初恋，现早已成为记忆。但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Alfred Lord Tennyson那行诗句，“ 'Tis better to have loved and lost，than never to have loved at all ”（情愿爱过而后失恋，也比从来有没有爱恋过要好），却是一个凄美写照，无论热爱的对象是人还是摇滚。
正午：您最近一次来北京是什么时候，这一次又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张北海：最后一二次是2011和2013年，那两次和再上次最大的收获是吃到了羊羯子，再配上四两二锅头和大饼，真是一大享受。这是北京近几十年创造出来最了不起的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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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世纪文景出版机构
题图：东非肯尼亚，197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