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茗 |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员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3期

在经历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后，中国“城市”的特征逐步成形。当代中国科幻对“城市”的书写和想象，呈现出一种具体而特殊的把握“城市”的方式。这一方式既包含了人们对被高度分割的城市空间及其隐含的社会不公的不满，也反映出城市中人因无力打破当前困境而产生的顺从与自我辩解。在这一想象性关系中，“城市”成为难以思考和无从反抗的对象。尽管科幻小说可以通过重置时间和空间来重新构想城市，带来看似新奇的城市想象，但离开了对时间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劳动议题的深入思考，这一想象方式同样陷入困境。

作为想象单位的“城市”

对中国社会而言，“如何构想城市”这一命题正变得格外紧迫。这不光是因为日益走高的城市化数据，也因为随着“中国崛起”，将高速发展的现代城市视为崛起的标志，将“城市”与“中国”叠加压缩成展开想象、寄予希望的基本单位，正变得越来越理所当然。在这一大背景下，如何看待城市生活，分析中国城市得以运行的基本特征以及由此而来的人们把社会和自身命运的惯性方式，成为当代思想的基本命题。

列斐伏尔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城市。一种是由建筑物和物质实践构成的当下的城市（city），另一种是作为社会性事实而存在的、由人们的想法孕育组建并因此具有想象维度的城市（urban）。两者既不能混为一谈，也须免于割裂。而文学书写，作为梳理经验、构想城市的重要方式，自然与后一种城市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关系尤为缠绕。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后来者的城市规划和建造，是在向西方“看齐”的过程中对既有城市观念的想象性落实。而另一方面，本应在此过程中一并滋生的对城市及其未来的想象，又受制于既有概念和其他现实因素，生长得颇为艰难。于是，现代中国城市一方面具有普遍的现代性特征，散发着民主、先进和美好的光芒；另一方面，又因中国特殊的现实因素，如特有的土地所有制、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社会资源空前集中、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社会空间的迅速商品化、权利与义务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分离等，获取了自身的新特征。当代文学急需捕捉和把握的，正是这一类正在生成中的中国城市的特征。它们将构成后发国家反思城市命题的基础。

这也就意味着，在此过程中，文学需要不断重新区分想象和想象力。在这里，想象指的是阿尔都塞意义上的主体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得以形成的一般条件，是人们对既成事实的城市和自身关系的基本看法，它构成了当前社会秩序运行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想象力则是在此基础之上展开更为灵活的探索，更加自由地思考人和城市、社会之间关系的能力。审视想象中的城市与作为既成事实的城市之间的实际关联，协调、更新乃至重新构想其中的关联方式，成为当代文学不可回避的责任。在这个审视和想象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科幻的位置颇为特殊。一方面，作为被派定了天马行空、恣意想象任务的书写类型，它受到现实的制约和牵绊无疑最少。任何社会条件都可以用“未来” 或“幻想”之名拆除、修改或添加，无需赘言其真实性。然而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恣意的特性，使得这一类型的书写就“城市”而呈现的想象和想象力之间的界限与实际关联，更为触目，值得探究与深思。

本文将考察当代科幻小说对中国城市的书写，究竟呈现出哪些人们在把握和想象城市时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表现出何种对于城市的实际理解；在当前语境下，这一理解在多大程度上处于重新构想“城市”的边界地带；以及什么样的想象力的线索可能在这一边界地带孕育而出。

毁灭之城与封闭之人

“城市毁灭”是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最为钟爱的主题之一。毁灭往往引发人们对城市的复杂情感和矛盾态度，凸显对城市的基本理解，并在这一理解中重新发现人的位置。

伴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和“中国崛起”的脚步，对中国城市和城市毁灭的书写，日渐增多。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莫过于2009年《九州幻想》杂志在立春号中推出“看不见城市”和“城市毁灭”两个系列，号召中国当代的科幻作者从“魔兽、异世界和大清国的醉生梦死中”走出来，写写自己生活的城市，因为“中国式幻想，还是得中国人在中国城里来制造”。2013年，这两个专栏的征文以《毁灭之城：生命副本》和《毁灭之城：地球碎块》之名结集出版。尽管这些作品多少有戏谑的成分，不过，作为2008年后开始的围绕中国城市生活的书写，它们仍颇为集中地呈现出，当“中国崛起”这样的意识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分享之时，当代中国科幻如何想象城市的毁灭。

部分毁灭源于突如其来的外部力量。比如信息隔绝：《地球碎块》中夏尔巴人把地球锯成了很多块，人们无法穿过“夏尔巴之墙”获取任何外部消息。而城市的发展是如此依赖于信息流通，任何信息隔绝都将导致城市的萎缩和城市人的消亡。再如空间压缩：在《Biu 的一声消失》中，古都南京因空间折叠而消失，只留下一块荒地上的木牌；“我”刚买的房子，也在这一折叠中荡然无存。城市因为外部力量突然出现/消失，人的命运由此改变，这或许是中国大规模的造城运动中才有的特殊感受。

另一类毁灭则由城市内部的运作引发。比如过度开发：《南屏晚钟》中，杭州的毁灭源于城市大肆开挖地铁后古生物的复活，恐龙们一跃而出，捣毁了这座城市。《播种》里，柳州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成为各平行世界争相开发新型交通工具的首选之地；从不同平行世界呼啸而来的火车纷纷在此脱轨，埋葬了这座城市。而更为伤感的毁灭，源于城市之间的残酷竞争。在《襄樊的精灵》中，小城襄樊变成了幽怨的孤魂野鬼，痴心地以为只要留住城中之人，它就会变得和北京上海一样。

不难发现，无论是城市内部的过度开发、城市在外力干预下的任意扩张和收缩，还是城市历史在高速发展中被轻易抹除、城市之间由于资源和人力的竞争所形成的森严等级，小说设定的这些毁灭性因素，大多在当前中国城市发展中居支配地位。很难说这样的发展模式是中国特色，它们中不少也是新兴国家大力发展现代城市时的通病。不过，这一系列对城市毁灭的描绘，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到，在饱尝实际的城市化过程带来的高企房价、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和环境污染以及社会不公之后，人们逐步凝结起来的对城市的一整套评价方法。上述对城市毁灭的想象及隐含其后的批评，构成了其中最为显著的部分。

然而这并非它的全部。城市的生存与毁灭，从来不只关乎城市发展模式，更是与城市中人的生活状态——由此类发展带来的人与城的实际关系及对这一关系的认知和想象，密切相关。有意思的是，较之于批评城市时的明确和严厉，科幻小说对城市中人的描述，要轻描淡写得多。这常常表现为，城市毁灭的主角总是无足轻重、措手不及的小人物。平日里，他们将城市视为理所当然的所在，不假思索地仰仗和享受；灾难到来时，则往往束手无策只求自保，乃至弃城而去。与此同时，政府在城市中的作用则举足轻重，有组织地应对危机的任务，总是由它出面完成。

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和举足轻重的政府间的对比，在潘海天的《北京以外全部起飞》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这篇小说里，世界各大城市纷纷脱离地球飞向太空，并在这一起飞的过程中继续拥挤和争抢。唯独房价最贵的北京城，因为政府在最后一刻获取了统计数据，就此甩掉了全宇宙，“震动了一下，落回了地面”。而在抵御北京起飞的过程中，北京人和外地人的作用，在政府的定义下，也完全不同。政府要求北京人集中到天安门广场，靠人体的重量压住二环以内的北京，抵抗起飞；外地人则不在被号召之列，没心没肺地讨论着“如此一来，北京房价更贵了”的话题。对今天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从其他地方进入大城市的人来说，各大城市作为“飞地”彼此竞争，执行只属于“飞地”的经济逻辑和社会逻辑，并不太过意外。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直截了当地指出，在这次灾难中，北京最终依靠政府部门，成了地球上唯一伟大的城市；居住在北京的绝大多数人，既是被弃之不顾的对象，也是幸灾乐祸的旁观者。

在刘慈欣的《太原之恋》中，这种政府/普通人与城市的关系，似乎被颠倒过来。小说把发起城市毁灭的力量，设定在一群毫不相干的小人物身上。从充满怨念开发“诅咒1.0” 的失恋女孩，到升级版本的IT考古爱好者，再到把这一程序真正变成毁灭诅咒的“大刘和大角”，每一个毁灭的参与者，都是城市里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毫无目的、接力棒式的怨念，经由技术和网络，最终让整个城市乃至世界陷入毁灭。政府在这场灾难里无能为力，因为此时真正支配城市的力量，来自每一个无所用心的普通人。这样的书写看起来和《北京以外全部起飞》截然相反。但无论是对小人物们略带善意的嘲讽，还是对他们在不经意间造成的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后果的描摹，其实际凸显的都是普通人无从切实把握自己和城市之间的关联，以及由此感到的茫然与惶惑。

更有意思的是，即使是离开了“城市毁灭”这样的灾难性主题，当代科幻在想象城市之时，也更愿意强调城市笼罩一切的强大和普通人的无能为力。在这种强调中，城市与其说是人们组织起来、展开生活的有意义的空间，不如说是屏蔽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城市越是隔绝与封闭，就越有利于化解矛盾于无形；城市和人的关系，也就只剩下了治理和被治理这一个选项。在韩松的《老年时代》中，城市便被赋予了此种职能。城市的建筑、地理位置和运作模式，是天马行空还是按部就班，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被明确区分为两种类型：老年人的城市和青年人的城市。沙漠中建造的108个移民新城，集中了全国所有的老年人，他们在这些城市中尽情享乐、颐养天年，以便为年轻人腾出资源和空间。多年来，“我”是唯一一个去探访父母、走进老年城市的人。然而，“我”却发现，老年人的城市，“城是真的，人却是假的”。原来，老年人的数量太大、消耗的资源太多，人工智能专家为了让年轻人的城市可以存续，便将老年城市转入节能模式， 把所有老年人冻结起来了。当“我”对此提出异议，想去唤醒不知真相的年轻人时，却被告知，实际上所有的人一出生就是老年，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年轻人。于是，城市掌控了一切；作为高度封闭的空间，它的作用并不在于解决老龄化问题，而是让人彼此隔绝后彻底遗忘这个社会矛盾。而在刘维佳的《来看天堂》中，不同资质的人分属于不同类型的城市，“我”所在的地方叫“天堂”。在这里，人的选择非常有限，要么作为“消费者”/劣等公民，居住在“天堂”，既无权参加工作，也不能生育子女和继承财产；要么努力通过一年一度的考试，离开“天堂”，加入主流经济圈，参与激烈的竞争和高强度运作的生活；要么申请去农业保留地，自食其力，既放弃被圈养的资格，也放弃参加考试、走出“天堂”的机会。小说特别交代，这样的空间安排是为了让人类最高效地运用资源，以最快的速度进化。可即便只有如此有限的三种选择，“我”仍然踌躇不定，无从抉择。

显然，在这一类对城市的描写中，城市总是以社会整体效率为最高追求，依据不同的名目，分割成等级森严的空间，最终带来的却是城中人的日渐软弱与逐步退化。人不仅失去了控制外部环境、协调社会关系的能力，就连做出有意义的选择的能力也一并失去。把这一时期的城市书写和几乎同时的好莱坞科幻电影对比，便会发现，尽管日益封闭、高度分割的城市空间作为一个全球现象越来越为人们所注意，由此出现的想象却迥然不同。在《雪国列车》（2013）、《逆世界》（2012）等影片中，彼此隔绝、等级森严的空间，想象性地表达了金融危机之后“他们是1%，我们是99%”的社会感受和想要打破这一结构的强烈愿望。争斗之后的结局虽令人沮丧，但一路斗争、捣毁封闭结构的过程，却是此类文化产品展开想象时必不可少的要素。相比之下，在中国的科幻书写中，闭锁的城市空间与其说是为此后的抗争提供理据，不如说是在申明和限定个人展开生活的基本规则，为之后的顺从提供说法。在既有的封闭空间中小心翼翼地生活，在被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利用（潜）规则，不仅不破坏自己的生活，而且让它尽可能地变得好一些，也就成了此类想象进一步延伸的思路。于是，《北京折叠》中的老刀辛辛苦苦爬过三个空间，为养女筹集上幼儿园的费用；《职业规划局》中的候选人，严格遵守空间的规定，为获得下一轮选举的胜利，努力比赛。在这类想象中，人们依旧保有勤劳、善良和隐忍的美德，也不乏各色狡诈、心机与野心。只不过，所有这些仅在封闭空间所允许的范围内施展，与动摇或捣毁整个闭锁的等级结构无关。

至此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科幻对“城市”的书写和想象，呈现出一种具体而特殊的把握“城市”的方式。它既包含在经历大规模城市化运动后人们对于城市的基本看法，也反映出因无从落实这些看法、打破当前困境而感到的无力、犬儒和自我辩解。它往往表现为：随着对西方现代城市的模仿和追赶接近尾声，人们对当前城市发展模式的不满和批评与日俱增，其焦点往往集中在高度分化、彼此隔绝的城市空间以及由此凸显的社会不公上。然而，此种对城市的批评实际上又颇为有限：既不指向主导整个城市化过程的政府，也和参与进程、分享了所有好处和弊端的人们无关。相反，这一想象过程将前者视为摆脱困境的最有力的组织者和救助者，将后者视为毫无防备的受害者或不明所以的旁观者，这成为当前城市生活中人们对政府和自身状态的基本理解。最后，当这一理解和对城市发展模式的批评相互关联时，“城市”的位置就此锚定：一面是对城市的激烈批评，另一面却并不检讨当前城市发展模式中既有的城市与人的现实关系。由此而来的“城市”，既是笼罩一切的庞然大物，是所有压迫的象征物，又是绝对的身外之物，是人们无从理解、反思和反抗的对象。

回顾几十年来中国大小城市发展壮大的历史，上述把握和想象“城市”的方式并不令人意外。在政府包揽经营下的城市化运动，虽将越来越多的人集中到城市，却并不促使人产生对城市的切身认同，更遑论切实参与。相反，在这一看似“自觉”的“走向城市”的过程中，人们持续感受到的是权力的伟岸和自身的渺小，是城市生活的被动不安以及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不满、疏离和漠不关心。如果说科幻对于中国城市的书写实际呈现的是这样一组人们对自身和城市之间现实关系的想象性关系，那么，在这组想象性关系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如此迫切地将城市划定为被技术和政治力量全然掌控与锁闭的外在空间，从而为自己的渺小和无力提供说法，借此缓解在整个城市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内心焦虑。

然而问题在于，对科幻而言，当这样的想象性关系填充着现实生活和自我意识之间的缝隙，构成人们把握城市和理解自身的底色时，文学理应具有的想象力，其所欲打破的想象与想象力之间的旧疆界、重构的新平衡，又将会在哪里发生呢？

重构城市时空

从时间和空间着手重构城市，是科幻书写颇为热衷的角度。这固然是因为，时空的扭曲、翻转或平移，是科幻的独门功夫。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现代城市的一大来源，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催生和明确下来的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方式和强制规定。就此而言，实际的科幻书写，一方面不得不受制于陈规和现实感受，另一方面则奋力展开技术和幻想的双翼予以重构。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安排，虽能带来不同的城市景象，但并非每一次的重组都能真正做到新意十足、大开脑洞。而考察由此出现的并不那么完整或成功的城市重构，积累其中的点滴所得，对此展开检讨，也许是在更整体性的期许之前必须做的。

《山民记事》是一篇讨论科技和阶级关系的短篇小说，首先给出的是颠倒的城市空间：山楼和盆地。山楼是六环之外、超过五百米的超高层大楼群；楼里的设施一应俱全，山民们不用走出楼群，便可过完一生。盆地是城市的中心；那里房子矮小，布满了湖泊、树林和古迹，住着有钱的盆地人。就此，高楼大厦沦为落后地区，自然风光成为繁华的标志。不过，此类空间重置，并不导致城市与乡村、进步与落后、富裕与贫穷等一整套话语的改写，而是在新空间中将其再次落实。小说中的“我”——一个靠家庭和自我奋斗，从山民荣升为盆地人的青年，意外地发现，自己小时候崇拜的一位山楼朋友已经被时代彻底淘汰，因而大感失落。而想要在城市中获得好的生活，唯一的方法是老老实实地遵从社会（其实也就是盆地人） 规定的上升通道，亦步亦趋地走完它。

刘洋的《单孔衍射》则发生在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这座小城，不仅在空间上严格区分着人的三六九等，就连向上流动的通道也日渐堵塞。“时间壁垒”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一切。原本如流水般单向流动的时间，将遭遇一个无法穿越的壁垒，世界也将由此终结。幸运的是，科学研究发现，可以在壁垒上钻出一个小孔，让人依次通过。唯一的问题在于，经由壁垒的衍射，人会变成任何一个其他人，却唯独不再是他自己。于是，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在小说中变身为“时间壁垒”，横在了一切人面前。发达地区积极帮助欠发达地区，社会高层迫切了解底层，利益阶层主动打破僵化的社会分层，让利益和机会更加均等，“你能想到的所有不平等的事情，无论大小，政府方面都有专人负责处理”。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人们知道，经由“时间壁垒”，自己会变成任何一个其他人。

如果说在《单孔衍射》中，单向积累社会不平等的时间，因被外力拦腰截断而翻转了其与城市制度之间的共谋关系，那么宝树的《时间之墟》则展示了将人类习以为常的时间从社会中连根拔起，会是何种效果。从2012年10月的某一天早晨开始，人类进入虚空纪。它的特点在于，所有地球上的事务只能在20小时33分钟这个时间范围内循环往复，永无休止。唯一不受影响的是人的记忆。人可以记住这一时间循环的历史，重新回到前一天的早上。如此一来，经济变得毫无意义，所有消耗掉的东西，都会在早上重新出现；交通就此失效，无论前一天人们赶去了哪里，都会在早上准确无误地出现在原地；固有的社会等级没有了意义，人们开始重新跟随宗教、组织帮派直至世界大同；甚至生命本身都失去了意义，不再有人死去。当所有死去的人20个小时后总能带着被杀的记忆醒来时，社会原有的制度和组织方式也就彻底崩溃。

这或许意味着，仅仅是空间的重新配置，并不能动摇城市空间固有的压迫属性，倒是时间重置更可能带来新的社会想象。这是因为，如伊利亚斯所提示的那样，人类社会的“时间”，既非客观实在，也非主观任意，而是由文明进程形成的社会习性所构成的个体人格的组成部分。对当代中国人来说，这一持续规范着“时间”的文明进程，在现时段内显然有着更为具体的形式和内容。那就是在由城市化主导的大规模社会时空的重组中，看似光滑匀质的时间，逐渐获得它的中国加速度，构成等级化的城市生活中新一轮压抑的重要来源。而科幻书写所挑战的，不仅是物理性的更是这一社会的时间。于是，无论是《单孔衍射》中一次性的翻转“时间”，还是《时间之墟》中的废除“时间”，其实际呈现的，都是这一社会过程产生的重新理解“时间”的强烈愿望。

时空兑换中的社会劳动

重置时间似乎比重置空间更能开启新的想象图景。而一旦注意到隐含其后的时间的社会属性，问题则变得更加复杂。在讨论城市时，大卫·哈维指出，现代城市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时间-空间修复”的一项制度安排。在资本的推动下，主动重置自身的时间和空间，并非专属于文学的想象力，而是现实中的城市常常履行的功能之一。这意味着，仅仅时间或空间的物理重置，不能算是完成了对城市的重新想象。想要理解当代中国科幻书写，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探索了由社会生产关系所确立的时空制度和现代城市之间的想象关系，仍需做更进一步的考察。就此而言，《北京折叠》和《职业规划局》对时空兑换的重新设定，也就显得意味深长。

毫无疑问，这两部小说中城市的时空兑换，都经过了精心的规划，具有象征意义。乍看之下，这两篇小说的设定颇为类似：严格分割且等级森严的三类空间和不公正的时间分配相结合，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承担不同类型的社会事务；底层总是从事最艰苦繁重的工作；虽有各种犯罪和灰色交易，但没有反抗。由此设定而凸显的不均匀的时空兑换，将现代城市隐含的严酷的不公正性，赤裸裸地揭露出来。不过，在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小说在构想时空兑换时的分歧，即对时空分配和社会劳动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

虽然两篇小说的矛头都指向了城市时空兑换的不公正，但对这一不公的实际看法却差异极大。如此不均匀的兑换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它和人的社会劳动时间之间是何种关系？而这背后则关系到，在当前以及不远的将来，应该如何在现代城市这一社会制度中，重新理解和定义人的劳动。

《北京折叠》和《职业规划局》所构想的时空兑换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既有的思考方向。一种认为，人们所拥有的“时间”正变得越来越冗余。原因是技术的更新、人工智能的出现以及它们对人的社会劳动的全面替代。如果说在过去，失业群体仍被视为资本主义制度有效的蓄水池的话，那么现在，大规模的彻底失业，越来越多人的终身无用，看起来正变得无可避免。尽管按照凡布伦的说法，特权阶级早就终身无所事事，并以此为荣，但是，当普通人和特权阶级拥有同样冗余的社会时间时，却被视为对当代社会的巨大挑战和潜在危机。至此，当人工智能全面取代流水线工人的时候，如何安排不再被需要的普通人，组织乃至治理他们所掌握的社会时间，也就成为现代城市制度必须回答的问题。《北京折叠》并不直接回答这些问题。然而，默认上述描述和判断，却是其重置时空的前提。

《职业规划局》则意味着另一种思考方向：技术也好，人工智能也好，并不能解决社会劳动时间稀缺的问题。相反，只要以压榨别人的社会时间来追逐利润的社会制度不变，那么要供养一个高度依赖技术且由此加速度运行的社会，实际上需要更多的劳动者付出加倍的劳动时间，并由此创造出一个庞大而沉默的底层社会。换言之，无论怎样先进的技术，只要是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征用，那么社会劳动时间便永远短缺。在这一意义上，“时间”的社会属性，不过是被刻意编织在社会过程中、对人展开控制的一种操作方式。这也就意味着，倘若不能更新人们对“时间”的社会属性的理解，就很难颠覆既有的对时间冗余/稀缺的判断，更遑论把它从现有的社会制度中真正解放出来。

无疑，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想象时间乃至重置时空的路径，实际上是把当前社会中既有的理解“时间”的方式推向极致。人们总是忘记，时间不过是人类为自己构想出来的一种具体的历史事物。伊利亚斯曾打过一个有趣的比喻，即人类经由千辛万苦，通过对自然四季、社会劳作、代际传递等的综合把握，方才积累沉淀出今天的这一套时间知识，这就好比艰难地爬过长梯，终于登上了一个开阔的平台。糟糕的是，人类就此忘记了来路和梯子的存在，以为平台就是时间本身。《北京折叠》和《职业规划局》尽管存在着同样的忘性，但它们在想象时空兑换时的差异，无疑是在提醒人们：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技术和人类社会自我理解一并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无论是墨守时间的哪一条陈规——物理时间/社会时间，都无法得到一个美好的未来。

同时，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构想合力指出了在今天的语境中，任何重新想象城市的企图， 势必遭遇的边界所在。那就是如何在新的社会生产条件下，重新思考和定义社会时间，形成真正促进社会平等的时空组织方式。对科幻书写来说，摆脱物理意义上的现代时间，要比摆脱社会意义上以经济利润为核心考量而形成的现代时间容易得多。但这也往往成为在新的社会形势中进一步思考时间和空间的可能组合、想象城市时的陷阱。至此，是继续利用幻想的便利，不断重置但并不真正更新既有的想象方式，还是做一些更加艰难的事，比如，在考虑时间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劳动的新定义的同时，探索重置时空的可能方法，也就成了当代中国科幻在重新想象城市时需要做出的选择。

显然，放弃陈规首先需要展开想象的勇气。这不仅受制于想象者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也颇考验一个社会的整体心智。几十年来迅猛的城市化进程的结果，既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城市规模越来越庞大和普通人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也是繁重劳动越来越远离第一世界的社会视野、转为第三世界的压抑现实，是日益金融化的城市人越来越依赖于底层劳动，又不断将他们从视野中抹除殆尽。这样的转移和抹除意味着，在如此这般的城市化中凝聚起来的社会心智，其获取想象力所面临的挑战，已经和上一个世纪科幻小说在欧美大行其道时的状况完全不同。此时，中国科幻所需要的，不光是持续不断的好奇心和对新鲜技术的敏锐度，更需要在日益切割和缩略化的社会时空中，对城市化带来的各种局限的充分自觉。这样的自觉既离不开对现实社会中人的劳动意义的思考，离不开对大多数中国人在全球生产链条中现实处境的认识，也离不开对业已发生的整个城市化进程的反思。

倘若以此标准考量中国当代科幻的城市书写目前所具有的想象力，便会发现，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的对手从来不是蔚为大观的西方科幻，而是如何真正扎根于中国的现实经验，与所有过往的人类想象展开搏斗。所谓“中国故事”，应是在经历近40年的城市化进程之后，将自己的遭遇和教训转化为对世界的畅想，以人类的名义发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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