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智堡 张一苇

过去十年来，作为其《包容性增长倡议》(Inclusive Growth Initiative) 的一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简称经合组织) 详细回顾了收入和机会不平等的演变。不平等主题系列的最后一份旗舰报告侧重于社会流动性 (social mobility)。该报告表明，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沿社会阶梯向上流动的机会，在过去几十年中变得愈发有限。此外，许多中产阶级家庭面临着下滑至更低收入或社会地位的风险。

本报告则对作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群体的中产阶级进行深入观察，并揭示了这一群体面临的多重压力。本报告着重分析了影响“中等收入”家庭的主要趋势——就业，消费，财富和债务，以及观念和社会态度。报告发现，中产阶级“腹背受敌”：中间收入群体在人口当中（尤其是在新一代人口当中）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同时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成本上升速度快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增长。该报告还讨论了政策应如何应对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压力。

中产阶级的理想越来越像黄粱一梦

为什么要关注中产阶级？成为中产阶级，曾经是人们为之奋斗的一种理想。对于很多代人来说，这意味着稳定的工作和就业机会，从而有能力承担舒适的住房和生活方式。这也是家庭渴望为子女创造更美好未来的基础。然而，现在有迹象表明，我们民主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基石，不再像过去那般稳定。

中产阶级正面临压力吗？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中等收入水平在相对和绝对数量上几乎没有增长；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住房和高等教育的成本增长快于收入；在快速转型的劳动力市场背景下，失业焦虑不断攀升。今天，中产阶级看起来越来越像一艘惊涛骇浪中的小船。

这种焦虑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从根本上说，不确定性的攀升源于中产阶级和他们的子女沿社会阶梯向上流动的机会比过去少，而下滑的风险却更高。一生当中不同阶段的社会流动性都变得很有限：教育成就，职业地位，收入，甚至健康状况在几代人之间都停滞在同一水平上。父辈之间的收入差异有五分之二会延续到下一代。许多中等收入家庭面临相当大的下流化风险：收入分布位于中间60％的家庭中的七分之一，以及在收入四分位中第二低的家庭中的五分之一，在四年内会滑入垫底20％的群体当中。过去二十年中，这些风险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都在增加。与此同时，更富裕的中等收入家庭面临的风险反而在下降；这表明中等收入阶层发生割裂的可能性增加。

中产阶级的前景如何？许多中产阶级工人的劳动力市场前景看起来并不确定。在过去二十年中，全球供应链的迅速整合，以及影响更深远的变革性技术快速进步和人口老龄化，导致就业情况的两极分化。这种向高技能非日常岗位和部分低技能非日常岗位的就业转变，令中等技能岗位出现空心化。而这些空心化的岗位，通常属于中产阶级人士。未来，随着新数字技术的进一步渗透——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物联网等——将出现许多新的就业机会，但许多岗位可能会是自动化或完全变样的。

这些趋势为中等收入工人，特别是那些从事中低技能日常工作的工人，描绘了一幅不确定的前景。而与此之上，许多国家生产率增长正经历长期下滑，劳动力份额不断萎缩，而这已然对大多数中等收入家庭的购买力造成了打压。

中产阶级是社会繁荣与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中产阶级为什么重要？强大而繁荣的中产阶级的存在，对健康的经济和社会构成支持。通过他们的行为和活动，中产阶级不仅可以改善自身立场，还能改善他人的生活。中产阶级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投资，对优质公共服务的支持，对腐败的不容忍以及对他人和民主制度的信任，是包容性增长的基础。

尤其重要的一点，中产阶级通常会对自己和子女的教育进行大量投资，从而增加当前和未来的人力资本存量。因此，人力资本积累是强大的中产阶级支持人民福祉和人均GDP增长的一个重要渠道，因为它可以提高中等和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

对于支持持续的生产力增长、令社会保障资金充足并使数百万家庭摆脱贫困，强大的中产阶级也至关重要。作为创业和创新的源泉，中产阶级还有助于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在中等收入家庭较多的国家，创业活动往往对GDP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强大的中产阶级被认为是培育中小企业和发展健全企业部门的重要因素。总体而言，证据很明确：中产阶级强国的经济增长更为强劲。

大多数人将自己归为中产阶级

谁是中产阶级？经合组织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平均约占人口的三分之二——将自己归为中产阶级。这种自我认同在北欧国家（芬兰除外），荷兰，卢森堡和瑞士是最高的，高达五分之四的人认为他们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相比之下，在葡萄牙，巴西，智利和英国，只有五分之二或更少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在英国，一些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将自己归为工人阶级。

许多人不顾自己客观的社会经济环境，坚持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这种“中产阶级偏见”在意大利，墨西哥，印度，以及其他大多数人口自我归类为“中产阶级”的国家似乎特别高。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人们认知中作为中产阶级最低门槛的隐性收入水平来解释：对于较贫困的人来说，这个水平往往要低得多，对于富裕的人来说，这个水平要明显更高。

这种中产阶级自我认同的程度，仅与各国中等收入家庭的份额松散相关。定义为收入是国民收入中位数的75％至200％不等（见注）的中等收入家庭，平均占经合组织国家人口的61％。这一比例在智利，墨西哥，美国和以色列约为50％，在北欧和一些欧洲大陆国家约为70％。在新兴经济体中，中等收入群体较小，从南非的约三分之一到俄罗斯的一半左右，不一而足（图1.1）。

注：定义与衡量中产阶级

社会阶级是指一群具有相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如何定义这种地位，根据不同的学术传统和概念用途而有所不同。因此，用于定义和分析“中产阶级”的指标，在不同学科内和跨学科情况下有很大差异。许多经济分析将收入作为确定中产阶级地位的关键指标。在其他社会科学中，大多数衡量和指标都是基于职业和就业状况，尽管也涵盖了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也有使用社会阶级认同等主观测度来定义中产阶级的情况。

本报告以收入为基准来分析中产阶级，并主要使用“中等收入阶层” ("middle-income class") 的措辞而不是“中产阶级” ("middle class")，来强调这一选择。尽管如此，通过详细分析中产阶级的职业分化和消费的重要性，本报告超越了纯粹的收入视角。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中等收入阶层仍然被视作基准。

本报告将“中等收入阶层”定义为收入介于国民收入中位数的75％至200％之间的家庭人口。在一些分析中，中等收入阶层被细分为三组：中低收入（lower middle-income, 中位数的75％至100％），中间中等收入（middle middle-incomes, 中位数的100％至150％）和中上收入（upper middle-income, 中位数的150％至200％）。收入低于中位数的75％的家庭人口为“低收入阶层” ("lower-income class")，收入高于中位数的200％的人口为“高收入阶层” ("upper-income class")。

基于收入中位数的中产阶级指标。产生了相当稳定的跨国比较。稳健性检验表明，当根据收入中位数的比例设置不同的门槛时，国家排名基本没有变化。当使用基于人的门槛（收入分布十分位）而不是基于收入的门槛（中位数附近的区间）时，收入份额往往更稳定。

虽然基于收入的中产阶级指标与收入不平等程度和宏观经济表现挂钩，但仅这些因素并不足以解释近几十年来经合组织国家中等收入的演变。

中等收入群体是否正在空心化？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口比例从1980年代中期的64％，下降到2010年代中期的61％。这种下降在时间上均匀分布，大约每十年下降1个百分点，同时伴随着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的相应扩张。尽管一般而言变化温和，但在某些经合组织国家中，中等收入阶层规模的变化幅度很大，在以色列，德国，卢森堡，加拿大，美国，芬兰和瑞典已下降超过4.5个百分点。

图1.1 大多数人将自己归为中产阶级

按实际值计算，经合组织国家之间中等收入门槛（国民收入中位数的75％-200％）的差异很大。作为单身人士要能跻身中产阶级，在墨西哥年收入得达到3,800美元至10,000美元之间，在卢森堡得达到26,500美元至70,600美元之间（表1.1）。 不过，来自一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大多数中等收入家庭，在另一个国家也会被视为中等收入家庭。 例如，年收入23,000美元的人，在35个经合组织国家中的25个可以跻身中等收入阶层。

表1.1 经合组织国家之间中等收入门槛的差异很大

中产阶级的经济影响力日益衰退

中产阶级的经济表现如何？在过去三十年中，中等收入阶层经历了惨淡的收入增长，在一些国家甚至停滞不前。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等收入水平增长明显落后于高收入水平，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在2007年至2016年期间，经合组织国家实际中位数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0.3％，相比之下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为1％，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中期为1.6％——当时也正是中等收入阶层在所有收入群体中收入增长最块的时期。收入水平仅及中位数20％至40％的家庭表现更差，尤其是自2000年代初以来（图1.2）。 在经合组织地区，除少数几个国家外，今天的中等收入水平与十年前相比高不了多少。

图1.2 中等收入水平的增长愈发落后于高收入水平

总体而言，在过去30年中，中等收入增长仅及最富裕10％人群平均收入增长的三分之一。 此外，在一些国家，最高收入人群在国民收入当中的占比飙升；例如，在美国，在过去三十年中，最富裕1%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从大约11％增加到20％，而这一时期所有收入增长的近一半都归属这一群体。因此，中产阶级的经济影响力及其作为“经济重心”的作用日益衰退。三十年前，所有中等收入家庭的总收入是高收入家庭（即收入水平高于国民中位数收入两倍的家庭）总收入的四倍；今天，这一比例不到三倍（图1.3）。

图1.3 中等收入人群正在丧失经济影响力（中等收入与高收入家庭之间的总和收入份额比例）

与此同时，经合组织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增长，落后于全球中等收入群体以及全球前1％收入群体。 这就是所谓“大象曲线” ("elephant curve") 背后的成因。1988年至2011年世界范围内家庭收入增长的估计表明，收入增长在世界收入分布第40至第60百分位附近最为强劲，而在第85至第90百分位数之间——其中包括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中等收入家庭——最为疲弱（图1.4）。这种“大象曲线”的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愈演愈烈，常被用来描述两个中产阶级，即全球中等收入阶层（主要在亚洲国家）和经合组织国家的中等收入阶层命运的悬殊对比。

图1.4 “大象曲线”：经合组织中等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增长落后于全球中等收入群体和全球前1%收入群体

中产阶级的生活成本不断上升

这种低迷的收入增长已经勾勒出一副惨淡的图景；但与此同时，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成本也在增加。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等收入家庭消费支出的增长曾是快于其收入的。在一些国家，危机后的消费下滑影响沉重而深远。虽然与历史上的经济衰退相似，耐用品的消费下滑幅度更大，但实际上是非耐用品（特别是服务业）的消费下滑，让本轮危机在以往的经济衰退中脱颖而出。

为什么中产阶级消费的增长快于其收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通常与某些商品服务以及某些生活条件相关，例如体面的住房、良好的教育以及优质便利的医疗服务。然而，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核心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速度远高于通胀（图1.5），而中等收入水平增长却落后于通胀。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和新医疗技术的出现，推高了医疗服务的成本；文凭竞赛迫使父母越来越多地投资于教育，与此同时在许多国家教育服务变得更加昂贵；就业情况的地域两极分化正在推动大城市地区的房价上涨，而最具价值的就业机会有又往往只能在这些地区找到。

图1.5 住房、教育和医疗成本上涨速度超出总体通胀

因此，由于住房和其他大件中产阶级消费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实现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其中以住房问题最为关键：占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住房成本是中等收入家庭的最大支出项目——较1990年代仅为四分之一左右的比例不断攀升。尽管各国国内数据的区位差异很大，但在过去二十年中，房价增长速度是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速的三倍。住房不仅仅是一种标准的消费品：在许多国家，中产阶级传统上与房屋产权挂钩，因此房价飙升已经触及到了“何为中产阶级”的意义本身。不断上涨的房价也阻碍了劳动力流向最具活力的城市地区，妨害了更广泛的向上社会流动，因为当辈和后辈购置房产的能力较之父辈已显著恶化（图1.6）。

图1.6 中等收入家庭在大城市购置公寓的成本显著上涨

住房和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的增加，降低了中等收入家庭的储蓄能力，挤压他们的财务空间。如今，超过五分之一的中等收入家庭入不敷出，这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承受着过度负债的风险。过度负债（定义为债务-资产比率超过75％）的情况在中等收入家庭比在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都要常见，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平均约有11％的家庭受其困扰。

现有数据显示，在24个欧洲经合组织国家中，平均每两个中等收入家庭中就有一个声称难以维持生计，虽然在北欧国家和荷兰的这一比例为五分之一或更低，而在南欧和东欧国家则为三分之二或更高。此外，近40％的中等收入家庭在财务上处于弱势：即在出现意外开支或突然收入下滑时，他们只能通过拖欠或者根本无法吸收这部分成本。

因此，对于能否跻身中产阶级，许多人已难言乐观。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的担忧进一步加剧。虽然经济情绪随着经济复苏而出现反弹，但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大批人仍然对下一代的经济前景感到悲观，并对过去的经济状况抱有怀旧情绪。在经合组织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父母的财富和优势是子女获得机会和成功的主要因素。36％的人认为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对于获得成功至关重要或非常重要——自1990年代的31％有所上升。在经合组织最近对21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中，60％的家长将“子女无法达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水平”列为三大社会和经济长期风险之一。在一些国家，包括奥地利、法国、希腊、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这一比例高达70％或更高。

来源：OECD, Under Pressure: The Squeezed Middle Class, OECD iLibrary, May 1s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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