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解放第70个年头。70年前，作为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上海解放对新中国意义重大。没有城市管理和经济运行经验的共产党人如何以强大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智慧，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战胜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解放上海，安定上海的？

2018年12月，军史专家刘统出版《战上海》一书，以详实史料还原了1949年5月至1950年5月上海解放第一年中发生的故事。我们从书中节选了有关经济的七部分内容，呈现共产党人和上海人民在稳定上海经济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今天发表的是第四篇，还原解放初期重重危机的大上海，是如何克服粮荒、煤荒，打击银元投机，建立人民币信用体系，并最终恢复上海正常经济秩序的。

接管上海之后，陈毅面临的首要问题：共产党如何养活上海500万人民？

旧中国形成的经济运行模式，使当时上海主要工业生产原料和生活资料大部分依赖进口。如棉纺业所需原棉的60%，毛纺业所需毛条的全部，面粉业所需小麦的全部，造纸业所需纸浆的全部，卷烟业所需烟纸、烟丝的半数以上，上海人赖以为生的大米的半数以上，动力生产所用的80%的油料和20%的煤等。（来源见文后注释1）

面对粮荒煤荒 采取平价救济

这种情况，华东局领导是有准备的。在丹阳，大家就研究了保障上海供应的“两白一黑”问题，即大米、棉花和煤炭。

应华东局的请求，中央从东北、华北调运大量的大米、白面和煤炭，用火车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国民党败退后，共产党接管到建立政权之间有个过渡期，这期间军管会采取了平价救济的方式，给百姓提供粮食和煤。保障生活需要。1949年6月5日，军管会在《解放日报》（来源见文后注释2）上发布公告：

上海市粮食公司筹备处，为协助恢复生产及解决工人，公教人员与学生之生活困难起见，于六月五日通告平价出售食米，配售对象、办法、价格、数量等均有规定。

配售对象：1. 各工厂之工人及其他有组织之劳动者，2. 各公私立学校之教职员及住校学生，3. 各级政府机关之公务人员及工友。

配售价格：按照粮食公司每日牌价计算。

配售数量：每人三十市斤，并以各工人、公教人员、工友、教职员及住校学生为限，其眷属暂不包括在内。附注：提货人须自备麻袋。

公私企业的生产用煤，也由政府给予调配，以解急需：“京沪杭区煤炭调配处，为有计划配给上海市各公私营工厂用煤起见，6月2日起开始办公以来，连日忙碌登记，本市各公用事业及公私工厂申请配煤者，三天内已有民生实业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太乙调味粉厂、纶华染织厂等数十家。申请者须填具燃煤现存数、申请数、每月需要数三项。对急需燃煤者，该处正请示上级迅予拨售，以利各厂迅速开工。”

这些办法只能应急，要恢复上海市民的正常生活，还是要按正常的市场供应才行。恢复上海正常经济秩序的第一步，就是废除国民党旧币，使用人民币。

人民币兑换金圆券 银元投机猖獗

国民党的金圆券，害苦了上海人民。王鼎钧在上海目睹了那些民不聊生的场面：

“那时人人买银元，通货恶性膨胀，金圆券每小时都在贬值，餐馆卖酒按碗计算酒钱，第二碗的价钱比第一碗高，排队买米，排尾的付出的价钱比排头贵。坐火车的人发现餐车不断换价目表，一杯茶去时八万元，回时十万元。买一斤米，钞票的重量超过一斤，银行收款不数多少张，只数多少捆。信封贴在邮票上，而不是邮票贴在信封上。饭比碗值钱，煤比灶值钱，衣服比人值钱。‘骑马赶不上行市’，‘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生活矫治犹豫，训练果断，人人不留隔夜钱。乡间交易要盐不要钱，要草纸不要钞票。”

王鼎钧痛心地写道：“发行金圆券是个骇人的连环骗局，当初说金圆券一圆含金0.22217盎司，但是并未铸造硬币，这是一骗；当局定下比例，以金圆券二亿换回法币六百万亿，这是二骗；本说发行总量二十亿，马上又有‘限外发行’，这是三骗；然后干脆无限制发行，最后发行量超出三十四万倍，这是四骗。他骗谁，金圆券出笼的那天，聪明狡黠的人立刻去换银元、买黄金，把金银埋藏在地下，那效忠政府、信任政策的人，纷纷把黄金美钞送给银行兑换新钞，政府骗了最支持他的人，骗得很无情。”（来源见文后注释3）

为了建立新中国的货币体系，1949年2月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就派薛暮桥、南汉宸等负责金融财政的干部进入北平，接管国民党的银行和造币厂，开始设计印制人民币。为的是渡江后在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取代旧币，建立新中国的金融货币体系。

上海解放第二天，军管会主任陈毅颁发了《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布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为照顾人民困难，在六月五日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流通。在暂准流通期间，人民有权自动拒用金圆券。

这是共产党在为蒋介石背锅。国民党通过发行金圆券吸干了上海市民的黄金外币，卷款逃跑，金圆券没有了本金，变成一堆废纸。但是共产党要养活上海人民，不能让百姓破产。于是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这给上海人民带来了生机，百姓们纷纷来到各兑换点，把金圆券换成人民币。仅仅七天，就完成了兑换。

然而，陈云也没有估计到，解放区印制的人民币根本不够用，几天就兑换完了。曾山向陈云告急，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请再送更多的人民币来。短期哪能送到如此巨额的人民币呢？接管财经的干部灵机一动，去找国民党中央银行的印币厂。原来以为国民党一定把印钞机带走了，没想到上海印币厂的工人把机器保存完好。我们的干部带来了人民币的印版，立刻开始哗哗地印起了新票子。（来源见文后注释4）

但是，国民党的通货膨胀给人民造成的心理恐慌，使百姓不相信纸币而相信黄金和银元这些硬通货。南京路四大私营百货公司依然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仿效。

当时上海市中心的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都有“黄牛”站在人行道上或者十字路口，手里拿着几块银元，发出叮叮当当声音，嘴里念叨着“大头要吗”。他们不断报着当天银元进出的行市。行人有的站了下来，讨价还价，双方议定了价格，用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换了若干银元而去。

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严重威胁

投机商掌握了大量银元，翻云覆雨，操控黑市价格，迫使人民币不断贬值。人民银行规定的银元与人民币比价为一块银元换100元人民币，但是6月3日涨到1∶720，4日竟然狂涨到1∶1100。黄牛横行，大头嚣张，银元暴涨，人民币急跌，物价随之波动。各大商场拒收人民币，人民币只能买点小商品。上海老百姓惶惶不安，生怕人民币也和金圆券一样不值钱。

人民币在上海站得住站不住，直接影响到共产党能否控制上海的全局。以人民币兑换金圆券是为了统一币制，扫清金融阵地。如果人民币不能战胜银元，金融阵地就不能巩固，物价无法平稳，市场必然混乱，工业不可能顺利恢复生产，商业难于正常流通，上海的经济命脉就掌握在投机奸商的手里，这不是简单的银元问题，而是共产党在上海站得住站不住的问题。

上海军管会成立的第一战，就是银元之战。对此，上海市委、军管会的态度是坚决的：一定要严厉打击银元投机，站稳金融市场。6月5日，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上海银元投机严重影响人民币信用的情况，决定采取严厉措施制止投机行为，并提出了准备实施的五项措施：

1. 经过报纸及座谈会方式宣告我们对银元的态度。

2. 抛出银元（我们约有五百万元），三四天内把银元价格不断压低到六百元上下，然后在京沪杭地区同时宣布禁用银元（希望武汉亦采取同时行动）。动员上海群众及军警来全面取缔银元贩子活动，公安局主要选择一二个最大的银元投机家，给予最严厉的处分（如逮捕及没收）。

3. 人民银行所管辖和领导的各银行一面收兑银元，一面举办折实存款，以便解除小市民对纸币的顾虑。

4. 贸易处出售米、煤、盐、油，并抛出人民币吸收工业品，以解决工厂资金困难，并使工业品缓步上涨（收进时同时也抛出一部分使人民币和物资结合）。

5. 对失业工人及贫民进行必要的救济工作。（来源见文后注释5）

同日，华东财经委员会向上海市场投放10万银元，以缓解市场银元涨势。10万银元一投放市场，马上引起挤兑狂潮。

据上海《大公报》报道：早上九江路外滩中央银行一开门，外面排的队伍已经有几百米长。6月7日的银元价格更是涨到1 块银元换1800元人民币的新高。银元猛涨，刺激物价，大米、面粉、食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随之急剧上升2—3倍。全市街头巷尾，到处可见“银牛”叫卖活动，6月5日至8日，“银牛”由2万人增至4万人。不法分子的捣乱活动，严重威胁和阻碍了人民币在市场流通，损害了人民币的威信。眼看投机贩子如此猖獗，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经毛泽东批准，6月8日发到华东局、上海市委以及各中央分局。

电报指出：上海流通之主要通货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此种情况是在平津解放及我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南京政府垮台之下造成的。武汉银元亦甚猖獗。这样在我们新解放区的金融上就发生了新的情况：

（甲）金圆券不打自倒。金融上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

（乙）过江之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人民币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都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平津）。过江之后，情形就不同了；我们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而城乡均是银元市场，乡村非但不能帮助城市推行我币，而且增加了我币推行的困难。（来源见文后注释6）

故银元占领着市场，人民币不易挤进去。估计将来解放长沙、广州等城市时，亦有相同情况。因此，中央同意上海市委及华东财委的意见，打击银元投机活动，明令金条、银元、外币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禁止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使人民币占领上海货币阵地。

严格控制私营银钱业

对私营银钱业，中共中央在1948年10月30日给东北局的指示就有明确政策：“目前对私营银钱业暂准存在，但应严格管理，使其逐渐走向消灭。私营银钱业无发行货币权，不准买卖金银外汇，不准经营投机贸易，只准经营存款、放款、贴现、内地汇兑等正当业务。规定银行及银号之最低资金即准备金，并以一部贮存国家银行。对私营银钱业一般不贷款，规定机关部队以其资金存入国家银行，不准存入私人银钱号。”（来源见文后注释8）

1949年8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公布《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宣布严格控制私营银钱业。对私营银钱业的经营范围、开业登记、资本数额、检查管理等作了明确规定。私营钱庄的存款、贷款、兑换、贴现等业务，必须在政府财经部门的掌控之下。并规定：对擅自经营的非法金融机构除查封外，并予以必要处分；除银钱业外，其他公司、号行、私人等均不得经营存放与汇总、贴现等业务，违者视其情节轻重论处。

随后，公安机关配合金融市场管理部门，对上海的地下钱庄与非法私营拆放进行取缔。由于国民党时期恶性通货膨胀、投机盛行的恶果，上海地下钱庄私人拆放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拆放行为还存在于广大市民中。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政府确定采取“打击首要，逐步取缔”的方针，把重点放在地下钱庄和私人拆放情节严重、影响市场较大者。除此以外可从轻处理或暂不采取行动。

在行动之前，根据调查材料，确定37家重点打击对象。以华东财委金融处为主，公安局等配合，抽调125人组成37个行动小组，于1949年11月25日上午8时，分别到达那些私人钱庄现场，先把守前后门，然后对屋内所有人员进行检查。查出有经营拆放或贩卖黄金、美元证据者，凡是黄金、美元、支票、人民币及账册簿据、草账日记本等都须缴出，完全与拆放无关的人，未能查出经营拆放证据者以及情节轻微者，都当场教育具保释放。其余人犯一并送公安局暂押，所有黄金、美元、账册等件交金融处点收。

这项工作自上午9时在37处同时进行，到下午7时全部结束，破获地下钱庄25家，专营黑市黄金、美元买卖者1家，抓获110人。查获财物计有票据4.17亿多元（旧币），人民币现款1311万多元（旧币），黄金30882两，美元294元等。

经过这次大规模取缔后，地下钱庄及私营拆放活动虽受到沉重打击，但少数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者，尤其是那些惯于拆款做本，以额外牟取非法利润的不法商人，仍暗中继续活动。因此，政府采取突击与经常检查相结合的方法，把取缔地下钱庄和非法私营拆放活动作为经常性工作。

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4月，公安机关会同金融市场管理部门，共受理举报地下钱庄、私营拆放等线索74起，经查证确有违法行为的55家，其中专营地下钱庄者4家，私营拆放者21家，私营拆借者17家，私营拆放及套汇者5家，拆借及套汇者1家，私营外汇者2家，私营套汇者3家，非法金钞买卖及拆放者1家，非法假名开户牟取高利者1家。移送法院处理8家，其余47家按其情节分别采取登报悔过、教育具结或罚款等处分。

在此期间，还破获伪造、买卖金银案17家，其中黑市买卖金钞案11家，非法买卖黄金案3家，伪造黄金案1家，私铸黄金案1家，金钞银元计价列账案1家。共逮捕37人，传讯20人。除案情较轻的3家由金融市场管理部门以教育具结等方式直接处理外，5家由金融市场管理部门送法院处理，9家由金融市场管理部门会同公安局处理，案情重大者，再由公安局移送法院处理。

从银元之战到打击地下钱庄，共产党在上海稳定了金融市场，打击了投机势力，使人民币在上海站住了脚，人民群众相信共产党有能力保障他们的生活，不再恐惧通货膨胀，不再为纸币贬值而人心惶惶。有了这样的信誉，共产党才能领导上海人民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恢复各行各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

1949年6月的银元之战，中共上海市委依靠政治和军事力量打击金融投机，取得了初步胜利。

注释：

1、上海解放时，全市的存煤只有5000吨，粮食储备只有4000万斤，只够上海市民半个月用的。

2、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3、王鼎钧：《关山夺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48页。

4、张振国口述，见《上海1949：比战争更宏大的较量》，《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8期。

5、《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18页。

6、《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19—620页。

7、《解放日报》1949年6月15日。

8、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城市解放》，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678页。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战上海》一书，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系编者所加，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