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解放第70个年头。70年前，作为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上海解放对新中国意义重大。没有城市管理和经济运行经验的共产党人如何以强大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智慧，战胜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解放上海，安定上海的？

2018年12月，军史专家刘统出版《战上海》一书，用详实史料还原了1949年5月至1950年5月上海解放第一年中所发生的故事。我们从书中节选了与经济相关的七部分内容，呈现共产党人和上海人民为稳定上海经济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今天发表的是第一篇，详细解读共产党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和如何解决劳资纠纷的。

依靠工人阶级，团结资本家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全市私营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6%，较大的工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1.7万余人。他们数量集中，国内外经济联系广，政治影响大。而中央对这些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是进入上海后的一项重要工作。1949年4月7日，中共中央给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发了《关于注意吸收自由资产阶级代表参加工作》的指示电：

“上海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纲伯、施复亮等已到北平，表示向我们靠拢。他们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认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这件事，你们现在就应开始注意。因此，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不但上海如此，整个京沪杭区域都应注意此点。”（注解1）

从以上文电可以看到，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是进城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共产党在进城之前做足了功课，进入上海之后，陈毅市长就开始了一步步团结资本家的工作。

如何面对共产党，是上海资本家忐忑不安的一个大问题。在他们多数人心目中，国民党已经令他们彻底失望。经历了1948年以来的经济崩溃、币值改革对他们的巧取豪夺，“打老虎”让他们心惊肉跳，所以在国民党离逃上海的时候，没几个资本家愿意跟他们去台湾。但是共产党来了，会不会对资本家采取革命措施，剥夺他们的资产，心里更是无数。因此，上海解放前，凡是有条件的资本家都采取了狡兔三窟的办法，抽逃大部分资金去国外和香港，然后留一部分人看着厂房和设备，观望共产党的一举一动。

上海解放之前，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富商巨贾听信国民党的宣传，开始大逃亡。荣家总公司系统（大房系统）的负责人都走了，二房系统也走了部分。荣溥仁、荣辅仁先去了香港，“申一”“申九”厂原负责人去了香港，“申六”“申七”厂经理、厂长未离沪，“申二”“申五”厂负责人荣尔仁去香港后，总管理由荣毅仁负责，荣德馨主持厂务。鸿丰公司原负责人胡载之不辞而去，由总公司暂时维持。福新面粉公司在王禹卿、陆辅仁等去香港后，厂务没有人管，经理部由荣毅仁和曹启东负责。

但是老太爷荣德生坚决不肯走。他毕生辛勤经营实业，创造出荣氏企业的不凡业绩，成为中国民族企业的一个榜样。但是也经历了民国时期的种种黑暗，尤其是1946年被匪徒绑架，付了50万美元才幸免于难。虽然国民党的毛森破了案，枪毙了歹徒，但是赎金被充作奖金和办案费用，没回来多少，所以荣德生对国民党彻底失望。此时他不愿意逃亡，更不愿意抛弃无锡、上海的企业。许多人劝荣德生去香港，都被他拒绝了。他觉得自己无法割舍这里，无锡是他的家，一棵大树怎可以离开自己的根呢？

有一位好友说：“共产党来了，资本家肯定要倒霉的。”荣德生坦然地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荣德生一生为人处世问心无愧，我不怕。”

公司的职员们惶惶不安，仿佛大难临头。他们纷纷打点行装离开上海，荣毅仁少爷承担起留守上海的责任。他也要看看，共产党来了会怎么样。（注解1）

1949年5月25日解放军进了上海，而荣毅仁此前遭到国民党监察院起诉他承办军用面粉有质量问题，这天应该去旧法院出庭。一大早，“申新”二厂厂长荣德馨跑来报信：解放军进城了，都睡在马路上。荣毅仁不信，两人开车出门，眼见为实，果然如此。解放军严明的纪律，不扰民的作风，给荣毅仁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新时代真的到来了。

上海解放仅仅一周，6月1日荣毅仁接到市长陈毅的请柬，第二天在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开座谈会。6月2日下午，中国银行大楼四楼大厅，90多位上海最知名的产业界人士拿着有陈毅署名的请帖出席“产业界人士座谈会”时，心里都有些怦怦跳。威震淮海战场的陈毅将军，会不会没收他们的企业资财，革他们的命？

身穿褪色布军装、脚蹬布鞋线袜的陈市长和饶漱石政委来了。陈毅开口便说：“工商界的朋友们。”“朋友”二字一出，会场气氛便有所松动。

陈毅对大家说：“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是16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让我们共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注解2）

然后，陈毅、饶漱石听取了在座人士的发言，并听取了他们关于稳定上海局面、恢复生产的建议。饶漱石政委作了总结发言，他强调：你们的困难也是我们的困难，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民族工业有光明前途，只要通力合作，定可逐步战胜困难。关于劳资问题，我们提倡双方本着劳资两利的原则，合情合理协商解决。关于税率问题，我们也认为国民党时期的旧税率标准是不合理并必须加以逐步改革的，但目前对情况还未加以调查研究前，只好暂时维持现状，以防改良不当引致混乱，但今日的税收是全部为国家所有，用来为人民服务的。

最后，饶政委又解释了产业界人士因对中共政策不了解导致的某些疑虑。他说：我们要打倒的是官僚资本，而民族资本则是我们的朋友，是应予以扶助和发展的。我们对于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业是采取坚定的保护与发展方针的。

陈毅、饶漱石两位首长的话，资本家们听得真真切切，又惊又喜。会后，荣毅仁兴冲冲回到家里，对满屋等候消息的人宣布：“明天就开工！”

8月的一天，陈毅和夫人张茜，潘汉年副市长和夫人董慧，以及刘晓、许涤新等领导干部一同来到荣公馆，出席荣毅仁的家宴。陈毅摇着一把大葵扇，拉家常问情况，亲切坦率，谈笑风生，完全没有一点官架子。4个小时很快过去，双方沟通了感情，对荣家人和上海资方影响很大。

交朋友归交朋友，问题归问题。陈毅明白，荣毅仁请吃饭是“投石问路”。当时荣氏企业处境很不妙，在国民党搜刮下企业损失惨重；长江口封锁，原料涨价；逃走的家族成员抽走近1000万美元资金，在上海的企业实际是个空架子、烂摊子。国内市场没理顺，厂子不能顺利开工，拖欠工人的工资也无法兑现。荣毅仁心里明白，这些困难有的是客观形势造成的，有些是自己家族造成的，政府会真心帮助他解决这些困难吗？

这不是荣家一家的问题，而是上海工商界多数企业的问题。第一大难题是劳资纠纷，战后重建，百废待兴。因为生产和销售尚未走上正轨，工厂开工不足，工人工资难以发放，6、7月发生2000余起纠纷。抽逃资金的资本家哭穷叫苦，工人们要求打倒资本家求解放。

陈毅亲自登门谈心，做劳资双方工作。厂里的工会要教育工人树立主人翁精神，做企业主人，提高觉悟。资方也要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开工，不要依赖政府救济。为了解决劳资纠纷，上海市政府指示干部深入各行业了解情况，通过协商订立劳资两利的合约。

协商签约解决劳资纠纷

1949年7月5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发了《关于解决私营企业中劳资纠纷问题的指示》，指出：“解决劳资纠纷的方式，应以订立集体合同为主。在现代化的企业中，可以由每个工厂企业的工会组织，直接与本企业的资本家谈判订立（如在同一城市中，有几个同一性质的工厂企业，而资本家又有联合组织者，最好还是由产业工会与资本家的组织订立，而不个别订立，以免高低不齐互相影响）。”

“在旧式的小企业、商店、作坊中，必须由同一行业工人店员组成的工会与本行业资本家组成的同业公会订立。因为在同一城市中，同一行业，都有大致相同的习惯或行规，因而工人的劳动条件，也就有基本相同的共同点。这种办法，可以做到使同一行业包括的许多企业、作坊或店铺所发生的问题，在一个集体合同当中得到基本解决。这样，才能使零碎分散的作坊、店铺中的劳资纠纷，做到有条理、有组织的解决，而且比较容易做到合理恰当，防止过左过右的偏差。”（注解3）

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一年的工作总结说：

“劳资问题上，我们是本着劳资两利、共同渡过困难的原则，在照顾资方确实的困难，维护劳方应有的利益之前提下，并阻止资方赖皮，纠正劳方过左情绪，做调解仲裁工作。这一工作是我们一切斗争中最基本的阶级斗争，我们一进入上海，特别慎重处理纠纷事件。每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劳资问题终是居着重要的地位。”

“第一次代表会议后，我们颁布了《劳资争议处理程序》和《复业复工纠纷处理暂行办法》，把劳资争议的调处纳入正轨。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年奖办法，废除工厂抄身制及劳资仲裁委员会的组织等，起了相当缓和作用。第三次会议通过组织私营企业的劳资协商会议，将以更具体的协商办法，团结他们共渡暂时的困难。已经有了成就的集体调解、集体协议、集体合同等办法，在与劳资协商会议相配合之下，当求其更高的成就。劳动局过去曾有某些左右摇摆及调解仲裁后缺乏检查的缺点，尤应当迅速纠正。同时，我们在研究处理劳资争议的专业化的分工负责制办法．以增强调处能力。”（注解4）

有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上海洗浴业调解劳资纠纷，集体合同签订的经过。

上海洗浴业共有183家浴室，工友总数7130人。这是一个季节性的行业，夏季为淡月，春冬两季为旺月。过去工友收入主要依靠小账，1945年国民党警察局长宣铁吾强令取消小账，浴资一度加倍，就有五五对折（劳资双方各得一半）的办法。当时资方用种种手段减低拆账，造成很大的纠纷。

国民党社会局不顾工友最低生活，强迫规定拆账比例，激起全市工友的愤恨与反抗，曾一度捣毁八家浴室。工友们除受资方剥削外，还受正堂（承包每个堂口的负责人，类似包工头，每日代资方收缴浴费，又代招雇并管理堂口工友，掌控工友薪资，从中提成）的剥削。工友拆账所得，还要与正堂分拆。

工友们因长期受资方的重重压迫与剥削，解放后抱有报复的思想，又因大多来自苏北农村，想搬用苏北农村斗争地主的一套来斗资本家。劳资纠纷此起彼伏，调处不胜其烦。因此，劳动局对双方提出以订立集体合同的方式，来解决全业的问题和纠纷。

在协商过程中，双方争论的焦点为：（1）拆账问题：劳方提出最低“四六”拆，资方提出最高是“三七”拆。经过协商，决定最高的特等师傅以“四四对五六拆账”（师傅得44%，资方得56%），最低的丙等工人以37∶63拆账，而且淡月时期双方所得各降一等。（2）“三大行”（就是浴堂里的擦背、修脚、理发的工友）的拆账：资方自己参与劳作和管理者在条文上规定了65∶35的拆账，而资方坚持62∶38拆账，争执很久。结果规定了凡参加工作或管理者，得拆两份工资，不参加工作而经常不在店内者，不得分拆。

通过协商签约，解决了四个问题：

（1）明确规定双方权利和义务：在合同中首先明确规定了资方在业务范围内的管理权及决定权，职工应服从其指挥。同时也明白规定了劳方有参加工会及正当之社会活动的自由。既纠正了劳方的若干偏向，也消除了资方不必要的顾虑，提高他们经营的积极性，而在按等级规定从流水提成的拆账制中，限制了资方的过分剥削。

（2）取消了正堂的中间剥削。正堂是坐享渔利的中间剥削者，他承包了资方的堂口，就有雇佣和剥削工友的机会。集体合同中根据群众强烈的要求，革除了这种中间剥削。但正堂在业务上负有一定责任，所以应给予合理的收入。规定了凡直接参加工作或管理者得拆两份，不参加工作而又经常不在店内者不得分拆，工友各得一份。员工们直接与资方发生雇佣关系，而且把“正堂”改名为“领班”，也成为劳方的一员。

（3）淡月旺月的规定：洗浴业中“淡月”“旺月”，从前不过是营业上的习惯说法，可是许多劳资纠纷都发生在淡月，资方往往在淡月钻空子。解放初期，正值浴业淡月期间，所以纠纷更多。合同中规定“淡月”“旺月”各有一定时间，淡月一到，人少一半，资方负担减轻，而且各级降低一等拆账，并鼓励劳方回乡生产。适当地维持了劳方生活，又照顾了资方的困难。

（4）解决供饭问题。解放前劳方伙食，各店不统一。有的资方供饭，有的由职工贴米，有的完全劳方自理。在淡月工人一天所得甚至不够伙食钱，许多纠纷由此而起。解放后，劳方一致要求资方供给二饭一粥，并供菜肴。合同中规定由资方供给二饭一粥，至于小菜仍由劳方自理。这个集体协议是上海市总工会协调下，劳资双方经过了四个多月的酝酿和协商完成的。1950年1月28日在中国大戏院正式签约。

总工会把纱厂、海员、服装、旅馆等十余个工会的代表近千人叫来出席。市人民政府，劳动局，总工会等机关和团体也均有代表出席。洗浴业劳资双方代表依次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签字盖章，当劳动局代表当场宣布予以批准后，劳资双方首席代表朱德文和杨少云相互握手，表现了劳资两利政策下劳资关系的融洽。

资方代表仇良左希望同业以增购折实公债来庆祝这个合同的订立。劳动局副局长徐周良指出：该业集体合同是根据劳资两利的原则在民主、平等和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这不但纠正了部分劳方在解放初期因受长期压迫和剥削所发生的若干偏向，而且去除了资方因不了解政策所引起的顾虑，今后双方有了集体合同就可共同来搞好营业。（注解5）

解决劳资纠纷不用政府行政命令，而采取协商的方法，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表现了共产党干部的政策水平和技巧。

注解：

1.陈重伊著：《荣氏家族》，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184页。

2.《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253页。

3.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城市解放》，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681—682页。

4.《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总结》（1949年5月27日至1950年4月），上海市档案馆存件。

5.《解放日报》1950年1月29日。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战上海》一书，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系编者所加，经出版社授权发布。